圣安布罗焦的修女们 一个真实的故事

1859年，罗马。一个贵族出身的修女求救，声称有人要毒死她，但她逃脱了。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妄想症发作，随着官司的开展，罗马宗教裁判所发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丑闻和罪行一层套着另一层，擅权、渎神、奸淫、谋杀……令人瞠目结舌。事件的结局也并非如想象中正义得到伸张、罪行得到严惩那样判然两分，案件当事人最终的结局也令人一言难尽，扑朔迷离。书中情节的劲爆和诡异，绝对不亚于当下人们追捧的美剧。不同之处在于，这是接近真实的。这个梵蒂冈档案中少见的案卷本是要永不见天日的。然而谁也不会想到，时过百年，当年的记载却对研究学者开放，胡贝特·沃尔夫教授发现了其中的隐秘。作为资深的梵蒂冈专家，他在细微的记录基础上重新构建了这一起针对修女和忏悔神父的案件，揭露了圣安布罗焦修道院的秘密，事件牵涉优选层神职人员和教宗，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尽管如此，本书并非揭秘探奇的通俗写作，沃尔夫教授对历史事实的构建是以严格的史料梳理为基础的，在尊重天主教信仰的前提下，进行合乎逻辑的、严肃的推演和探察，在此之上，亦有对历史人物的适当评论，令人信服。本书称得上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化史、宗教史著作。

人物列表
前言
“救命，救救我”
第一章
“如此无耻的行为！”
卡塔琳娜·冯·霍亨索伦在宗教法庭上做出的控诉
第二章
“一件如此详尽的事件”
庭外调查
第三章
“我是我改革派姐妹们中的小狮子”
取证程序和女创始人的敬礼者
第四章
“把我洗干净些，因为神父要来了”
玛德蕾·比卡利亚的伪装成圣
第五章
“一件荣耀上帝的行为”
按照圣母命令进行的谋杀
第六章
“这是天国所赐液体”
诉讼程序和玛丽亚·路易莎的审讯
第七章
“那位好神父毁了上帝的作品”
针对告解神父和女院长的审讯
第八章
“在做这些事时心中的祷告一刻没有停止”
朱塞佩·彼得斯的审讯
第九章
“悲伤痛悔”
判决及其后果
后记 历史中圣安布罗焦修道院审判的秘密
致谢

     第一章 “如此无耻的行为！” 卡塔琳娜·冯·霍亨索伦在宗教 法庭上做出的控诉 罗马——天国耶路撒冷 卡塔琳娜来到罗马，并非如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或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那样沉醉于古典希腊文化宝库的魅力，也不是因为从加洛林王朝到斯陶芬王朝的德意志王室都被吸引到这台伯河畔城市进行加冕仪式的皇家气派。对于卡塔琳娜这等敬虔的妇人来说，能将她吸引至这教宗之城的必定是宗教理由。 当时作为宗教中心的罗马自18世纪中叶起就开始经历一轮严峻的衰败。作为世界上教会国元首的教宗占领了亚平宁半岛意大利中央一块相当不错的土地，从而愈发深陷于维持其统治的政治军事冲突，也就愈发不能履行其作为天主教精神领袖的职责。接近18世纪末时，教宗的声望已经降到了大力度优惠点。1773年各欧洲王权甚至能够强迫教宗克雷芒十四世解散自己重要的政治力量——耶稣会。拿破仑·波拿巴记录的逸事表明他曾强迫庇护七世流亡法国。尽管1815年的维也纳议会在教宗从法国返回之后再次承认了教会国的独立地位，但枢机上卿秘书埃尔科莱·孔萨尔维在维也纳所承诺针对管理、司法权、教育以及经济进行的改革却从未实施。教会国因此成为欧洲政治落后地区之首。 在欧洲解放战争之后成为主流的复辟运动中，教宗的统治能力明显改善，其道德和宗教权威的声望亦有所提高。其他所有的元首都与法国国王进行了私下交易，而教宗则突然成为欧洲专享抵抗残暴的拿破仑，且因自己的信念而流亡国外的君主。因此，教宗统治在罗马帝国成为一种对于永恒价值，特别是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君权神授的保证，同时也代表了法国大革命自由主义国家和人权理念所带来的混乱和不安的反对力量。教宗利奥十二世极其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对安全感的向往。永恒的罗马应当再次成为世界最令人向往的圣地。 在世俗化及随之而来的对教会国（及其大公教区）的摧毁中，德国不少天主教徒越来越对罗马产生了好感。这些人多为改革宗大公的臣属并寻求与教宗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结。特别是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之后，一个称为“越山主义”的天主教活动愈发受人关注。越来越多天主教徒通过“越山主义”运动越过阿尔卑斯山归向罗马，越来越多人认为罗马式敬虔、罗马式圣餐仪式以及罗马式神学才是天主教教义的专享正确体现，因为这些天主教徒得到了基督代言人——教宗——的授权。 在这一过程中，天主教教众纷纷认定罗马就是基督的新妇、圣城以及地上的天国耶路撒冷。令人注意的是，这一极高的针对教宗统治的评价并非来自教宗们及罗马本身，而是外界加给教宗的。教宗统治在一个充满碎片化、不安全感和革命剧变的时代中成为满足所有宗教安全感需求的投射平台。就在这一时期，人们重新发现了前往罗马朝圣的意义：与教宗面对面的会面、在使徒彼得和保罗坟墓的祈祷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宗教性自我肯定成为天主教的标志。 这样一种趋势在教廷里引起了接近不同的反应。枢机主教团分裂为“激进派”和“保守派”。其中一派热切地想要利用这种对罗马的狂热，压制教会和教会国中各项改革并使教宗神化，而另一方则倾向于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教会和世界的和好会带来危险性。“鹰派”和“鸽派”首先在教宗选举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强硬派和温和派在教宗选举会议中轮流占据着主导地位。 罗马朝圣主要在社会高阶层人士范围内风靡，1834年教宗格列高利十六世（他的性格非常热情）时期卡塔琳娜·冯·霍亨索伦及其母亲也加入了这一潮流并第一次来到罗马。教宗及其周围环境培养出了一种对于现代世界的优选政治主张、科学认知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上不信任的氛围。七月革命后，格列高利十六世在其统治期间将罗马扩张为一座抵御自由主义恶魔势力进攻的精神堡垒。这一切导致格列高利十六世成为革命创伤者和天主教会一切革新力量的追随者。任何貌似自由、革命或现代教育的事物都令教宗不安。天主教会应当聚焦罗马并将它建成一所“充满荣耀的殿堂”，这一殿堂能够与现代事物成功对话并最终战胜对方，正如《圣座的胜利》这一教宗著作的书名所表达的。 根据这一复辟统治原则，乔瓦尼·马里亚·马斯塔伊-费雷提于1846年6月16日被选为教宗。属于温和派的乔瓦尼按次序将自己命名为庇护九世。事实上这位极开明的教宗在其统治伊始就进行了一系列改良行动。他对政治犯实行大赦、引入公民统治体系并承诺会通过一部宪法促进其臣属的政治生活。这些进步措施受到罗马居民最广泛的欢迎。当然罗马的情势也变得尖锐起来：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的余波也影响到教宗之城。庇护九世被迫逃往那不勒斯王国境内的加埃塔。一直等到法国军队镇压暴动以后，教宗才于1850年扳回麓蒂冈。 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