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

不管是通俗历史读物，还是当代诗人、戏剧家及小说家对古典题材的重写，无一不彰显着古典世界及其文学杰作的巨大魅力。在本书中，威廉·艾伦以文类为纲，贯通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两种文学传统，列举来自各个文类的丰富素材，借此说明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学作品的多样性及丰富度。不仅如此，作者还探讨了“古典”的含义，试图解释它为何至今仍在塑造着西方文学的概念。

威廉·艾伦，牛津大学大学学院希腊和拉丁语言文学的“麦康奈尔·莱恩”导师兼古典文学副教授，学术专长为希腊古风与古典时期的文学与思想史，尤长于史诗与悲剧。著有《安德洛玛刻与欧里庇得斯悲剧》（2000）、《欧里庇得斯：赫拉克勒斯的孩子》（2001）、《欧里庇得斯：美狄亚》（2002）、《欧里庇得斯：海伦》（2008）、《荷马：伊利亚特》（2012）及《希腊哀歌与短长格讽刺诗：选集》（2019）等多部学术专著。

前言
第一章历史、文类和文本
第二章史诗
第三章抒情诗和个人诗
第四章戏剧
第五章撰史
第六章演说
第七章田园诗
第八章讽刺文学
第九章小说
终曲
索引
英文原文

     第一章 历史、文类和文本 要对时间跨越1 200多年（约公元前 750—公元500）的古典文学历史来一番简略概述，大概看似疯人之举。相比之下，“蒙蒂·派森”喜剧片里的“全英普鲁斯特梗概大赛”的参赛者有整整15秒钟的时间，却只需总结7卷小说的梗概。不过还是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因为如果未来要更详细地考察古典文学的主要文类，一份示意图总能派得上用场。 传统上对古典文学的分期，所对应的无非是我们熟悉的古代史几大块—泛泛地说，把希腊文学分为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希腊化时期和帝国时期；把拉丁文学分为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时期（下文中会再提到这些划分）。在研究某一特定的文学（如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等）时，文学和历史分期基本一致并不罕见，因为大多数人都承认我们可以通过文学来追溯历史变迁。 当然，所有这些分期都是人为建构，是学者们事后创造出来的。事实上由于各个文学或历史时期彼此交织，无法在其间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不过只要事先恰当说明，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注意不掩盖各个时期之间的连贯性，不暗示每一个特定时期内都是整齐划一的，不把某个特定文本的含义简化为表达某个想当然的“古代”或“尼禄时代”（诸如此类）世界观，那么约定俗成的分期还是有用的。毕竟，文学形式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变化，又无法孤立于更宏大的政治和文化变革，因此，尝试追溯这些发展变化并对具体的阶段加以界定，既合所愿，又有所长。 除了为一个浩瀚的时间段竖立有用的路标之外，文学史术语还能指出不同历史时期在核心主题和关注焦点上的重要区别—比方说，比较一下英国文学中“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期”这两个术语，它们所指向的关注点不尽相同。如果一个新文学运动的诞生是由作家们自己宣告的，那么学者的工作就容易多了。例如公元前 3世纪，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就发表了一篇关于深奥晦涩文学的宣言，开创了所谓的“希腊化”或“亚历山大里亚派”美学。然而就算作家们没有那么自觉，我们仍然能够回顾性地追溯不同文学运动的兴起，虽然不管是作家本人还是后来的评论家，往往都会夸大该运动与过去的决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那句玩笑话—“大约在1910年12月，人性发生了改变”（《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夫人》， 1924年），就精准地表达了为不同时代划清界限的诱惑与危险。 无论怎样为古典文学分期，有时都会让人感觉像是古代史速成课，不过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件好事：毕竟，虽然文学有时会超越时代，但它始终扎根于所处时代的现实中。因此，古代奇幻小说（见第九章）以颠三倒四的方式反映了古代人对世界的有限认识，正如过去一个多世纪里，现代科幻小说也以同样的方式反映了科技发展和政治格局。伟大的文学作品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关时间”的永恒杰作，但如果对它起源的历史背景一无所知，便无法充分理解古典（或任何其他）文学。 迈锡尼文化于公元前 1200年前后衰落，在其后几个世纪的希腊历史中，写作的技艺尚无人知晓，但口头诗歌和各种形式的说书却蓬勃发展。公元前 8世纪初，希腊人修改了腓尼基字母来适应自己的语言，希腊“文学”（也就是书面文本记录）的传统由此开始。由于历史的偶然，就在文学作品被重新发现的同时，天才荷马出现了，因此他创作于公元前 725—前700年前后的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仅是伟大的，同时也是最早的古典文学作品（想象一下如果英国文学始于莎士比亚横空出世，那场面是何等壮观吧）。传统上把公元前776年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到公元前479年希波战争结束这段时期称为“古风时期”，但切勿认为“古风”一词就意味着“原始”，因为这是希腊文学最有活力和最勇于实验的时期之一，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史诗和抒情诗堪称历史记录震撼人心、最匠心独运的（见第二和第三章）。古风时期还是扩张和殖民的时代，希腊各城邦纷纷把商人和殖民者派往地中海沿岸各地，从马赛利亚（当今的马赛）到埃及的瑙克拉提斯（位于沿尼罗河下游 50多英里处），这样的文化活力和多样性反映在这一时期主要作家的作品中，他们来自希腊语世界的各个角落（见地图1）。 相反，古典时期（公元前479—前323），也就是从波斯大败到亚历山大大帝之死这个时期，文学由一个城邦一统天下，那就是雅典。希腊人战胜了庞大的波斯侵略军，这不仅加强了他们对“野蛮人”（非希腊人）的优越感，也使雅典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个原本为防御而建的同盟（即为了击退波斯下一波攻势而组成的提洛同盟），把它变成了雅典帝国的发动机。帝国的财富，再加上开放的民主文化，吸引了来自整个希腊世界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雅典因而成为希腊的文化中心，伯里克利在歌颂城邦的赞歌中称之为“全希腊的学校”（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2.41）。各种文学形式在雅典民主制度下的公共表演场所兴盛起来：在国家资助的戏剧节上表演悲剧和喜剧（第四章）；在法庭和集会上演讲（第六章）；在政治家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