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兄弟

《阿拉伯兄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记者刘元培撰写的回忆录，是他作为记者采访阿拉伯国家众多政要和各方代表的作品集纳。
《阿拉伯兄弟》作者和阿拉伯兄弟是发展中阿关系的见证者和奉献者，书稿以他们不断加强真诚合作、继续延伸友好情谊为主线，串联起全书的内容。书中刻画了阿拉伯国家多种行业人物的特点，同时也侧面反映了我国新闻、外交等战线工作者优秀的群体形象。
《阿拉伯兄弟》是中阿国家关系的真实记录，是两个国家的读者互相了解对方的窗口。
他是中国一位阿拉伯语播音员，将阿语广播办成连接中国与阿拉伯的空中彩桥，他遍访阿拉伯各界人物，带您感受中阿兄弟般的友谊，体验阿拉伯世界的精彩。

刘元培，1937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55-1960年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1960年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拉伯语部工作并开始播音，成为新中国首位阿拉伯语播音员。1982年接受苏丹总统尼迈里授予的国家一级勋章。 20世纪中后期，采访过阿拉法特等诸多阿拉伯国家的政要和各界人士、中国领导人和各领域的人物。任中国国际广播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海湾研究中心理事、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理事、沙特通讯社首任驻华记者、海湾合作委员会商工会中国代表处首席顾问、中国海湾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等。

序：为自己的执着与追求干杯
前言
政要篇
两次与阿拉法特面对面
“我们赞赏中国经验”——访苏丹前总理萨迪克·马赫迪
从平民到富翁再到政坛精英——记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
述共性，展未来——记突尼斯前总理巴库什
乐观而务实的人——两访阿卜杜勒·萨拉姆·马贾利博士
部长（大臣）篇
忆深情厚谊，叙新闻使命——三访阿曼新闻大臣
话互补，讲结伴——访沙特商业大臣乌萨玛·法基
向中国敞开大门——访阿尔及利亚高教科研部长阿布巴克尔·本布齐德
密切与中国穆斯林的沟通——访摩洛哥宗教和伊斯兰事务大臣阿卜杜·凯比尔·阿勒维·马德加利先生
“他们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访科威特宗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大臣哈里德·艾哈迈德·吉萨尔
春日的话题：新闻和教育——访阿联酋新闻文化部长哈勒凡和阿联酋大学副校长穆罕默德
……
大使篇
文化、艺术、教育篇
新闻篇
经贸篇
体育篇
其他篇
后记

     两次与阿拉法特面对面 阿拉法特是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曾14次访问中国，会见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作为一名记者，我曾数次见到阿拉法特，其中最难忘的是2次面对面采访他的经历。 周总理传授经验 我首次见到阿拉法特是1964年。那一年，他同他最亲密的战友阿布·杰哈德一起组成了第一个巴勒斯坦代表团访问我国。阿布·杰哈德是1959年阿拉法特在科威特任工程师时结识的，两人志同道合，一起筹建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中优选的游击组织——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 这一次，阿拉法特一行来华的主要目的是要向中国有关方面阐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希望能得到中国的理解与同情。当他们得知周恩来总理要接见他们时，惊喜交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与周总理会见时，他们直言不讳地告诉总理，西方国家一直把他们称作“破坏者”。想不到来华之后，竟然得到周总理的接见。总理听后开怀大笑，风趣地说：“对旧世界来说，我们都是破坏者。”周总理向阿拉法特详细讲述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并鼓励他们加强内部团结，依靠广大群众。 周总理的讲话使阿拉法特受到极大启发，对“法塔赫”组织产生了巨大影响。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友们认为：中国革命经验对他们产生了积极的、正确的、深远的影响。阿拉法特在当时由他主办的《我们的巴勒斯坦报》撰文说：“通过对中国的访问和革命经验的学习研究，巴勒斯坦的革命方案应该包括：第一，建立稳固的领导集体；第二，赢得人民的信任，提高人民的觉悟；第三，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第四，对压迫者开展武装斗争。”文章还对中国的长征和毛主席给予了高度赞扬。 从此，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游击队员开始认真学习中国革命的书籍，特别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愚公移山》及其他有关做群众工作等方面的书籍。 就在阿拉法特访华的第二年，即1965年1月1日，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领导的“法塔赫”游击队打响了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经过几个战役，特别是1968年的卡拉玛战役，阿拉法特锻炼得更坚强、更成熟了。此后不久，“法塔赫”宣布阿拉法特为该组织的正式发言人，阿拉法特从此正式走上政治舞台。 城堡内的正义呼声 1983年底，我阅读了约旦的加利勒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新书，书名为《被包围城堡内发出的书信》。该书收集了阿拉法特第一次被围困在贝鲁特时写的92封书信。这是他在坚持3个月的斗争中写成的，是第一部对斗争、牺牲、坚持和胜利的历史记载，是从火山口向他的兄弟、同志、全体战斗员、革命者发出的心声。 阿拉法特第一封信是写给整个巴勒斯坦革命的，时间是1982年6月25日，这一天，以色列军队从海陆空加强了对贝鲁特的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攻击。 4天后，阿拉法特发出了第二封信。从这天起，阿拉法特每天发一封信，有时甚至发两封，内容一般都是对巴勒斯坦革命形势的通报和对事态的评论。信的最后常常以一节或几节《古兰经》结尾。书信的语气根据情况和内容而异，有陈述的，有鼓励的，也有政治报告式的。情绪时而激昂，时而忧虑。从这些信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巴勒斯坦革命的前进步伐何等艰苦。 8月29日，阿拉法特发出最后两封信，信中写道：“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房屋被炸，30万难民和至少20万黎巴嫩人无家可归”；“贝鲁特战斗说明，我们阿拉伯民族能够抵抗一切用优选武器武装起来的力量，一切相信自己事业正义的人比任何武器都要强大。” 阿拉法特和他的武装力量离开了贝鲁特后，前往特里波利安营扎寨，他们仍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因为他们的口号是“革命，直到胜利”。，行动隐秘，采访不易 阿拉法特的行动十分隐秘，出访计划、时间和地点等事先从不向外界透露。阿拉法特自己也说：“谁也不知道今晚我在哪里睡觉。我坐进汽车后才告诉司机去哪里，飞机驾驶员也只有在飞机升空后才被告知降落的地点。” 我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拉伯语部与巴勒斯坦驻华使馆的关系很好。1988年9月，我得知阿拉法特可能访华，便联系当时的巴勒斯坦驻华大使优素福·拉杰卜先生，看能否在阿拉法特方便的时候进行录音采访，大使答应尽量安排。 1988年10月3日，阿拉法特真的来到了北京，我立即与外交部礼宾司和西亚北非司联系，并与巴勒斯坦驻华大使拉杰卜通话，希望安排时间采访。这次阿拉法特访华仅两天，日程非常紧，既要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又要与阿拉伯驻华使团座谈，项目很多。但总算运气不错，3日晚，外交部通知我，国际台第二天上午10点采访阿拉法特。 次日上午，我提前15分钟赶到国宾馆阿拉法特下榻的住地。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和翻译室的翻译把我领到采访的会客厅，等候贵宾到来。客厅很大，沙发足足有20张，摆成马蹄形。根据外交部礼宾司的安排，我和阿拉法特坐在中央的两张沙发上，沙发问有茶几，可放录音机。 不一会，即10点整，阿拉法特来到了会客厅。巴勒斯坦驻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