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

《复活》是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很好的结晶。这部小说的情节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贵族青年涅赫柳多夫在纯真的少年时期爱上了姑妈家的侍女玛斯洛娃，引诱并抛弃了她。天真美丽的少女在被伤害之后走投无路，受尽屈辱和折磨，美好的灵魂被扭曲，从而沦为妓女。八年后在一次法庭审讯中，命运使这两个已遗忘了过去的人偶然重逢。玛斯洛娃被冤枉犯谋杀罪，被判往西伯利亚服苦役。涅赫柳多夫在自责、悔恨而矛盾的心情中积极救助她，为还她清白而努力地在法庭、监狱、教会、政府机关甚至宫廷等上层社会之间奔走、斡旋。在这过程中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中涅赫柳多夫身上精神的人性不断战胜兽性的人性，最终精神的人性复活，在爱的哲学中获得了新生。在监狱中，在和流放犯、政治犯等人的交往中，在涅赫柳多夫的帮助下，玛斯洛娃身上的美好人性也得到复归，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和哲学家。托翁是一位多产作家，也是世界公认的伟大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非暴力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和教育改革家。托尔斯泰出身于名门贵族，享受着优越的家庭条件。他一岁半丧母，九岁丧父，由姑妈抚养长大。 托尔斯泰自幼就开始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但是他并不喜欢上流社会的生活，他将全部精力与情感寄托于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多描写俄国革命时期的人民的顽强抗争，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列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个地主的早晨》等。

《复活》无目录

     尽管几十万人聚集在一块不大的地方，千方百计将他们聚居的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用石头覆盖地面，不让地匕长出任何东西，尽管出土的小草都被清除，尽管煤炭和石油燃烧的浓烟四处弥漫，尽管树木被滥伐，鸟兽被驱逐，即使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仍然是春天。阳光和煦，小草复活，只要除根不尽，它们就生长、绽绿，不仅在林荫道的草地上，而且在铺路石板的夹缝中。桦树、杨树、稠李长出黏稠清香的嫩叶，菩提树鼓起一个个饱胀欲裂的新芽。寒鸦、麻雀、鸽子怀着春天的喜悦，已经在欢乐地筑巢，就连被阳光照暖的苍蝇也在墙脚嗡嗡作声。草木也好，鸟雀也好，昆虫也好，孩子也好，全都生气勃勃，喜气洋洋。唯独人，唯独大人，成年人，却不停地在欺骗、折磨自己和别人。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天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一切生灵而赐予的这个世界的美，那种促使和平、协调、相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 比如，省监狱办公室里的人们认为，眼下神圣而重要的并不是春天带给一切生灵和人类的祥和与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头天接到的一份编号加印、注明案由的公文。公文指定今天，即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之前，务必将三名在押审查的人犯，两女一男，解送法庭受审。其中一名女犯系主犯，必须单独押解。根据这个命令，于是，现在，四月二十八日早晨八时，看守长走进女监昏暗而臭气熏人的走廊。紧随其后的是一个面容疲惫、鬈发花白的女人，她穿着袖口镶金边的制服，束着一根镶蓝边的腰带。这是女看守。 “您要提玛斯洛娃吧？”她和值班看守走到面朝走廊开的其中一间牢房门口，问道。 值班看守哐啷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从里面顿时冲出一股比走廊里更令人掩鼻的臭气。值班看守冲里吆喝： “玛斯洛娃，过堂！”随即又掩上牢门，在门外等着。 即使在监狱的院子里，也有风从城外刮来的清新爽人的自然空气。可是走廊里却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污浊空气，充满伤寒病菌，充斥着粪便、焦油和腐败物的恶臭，任何人一进来，立即就感到忧郁和烦闷。虽然女看守闻惯了这污浊的空气，可是她从院子里一进来，就会产生这种感觉。她一进走廊，顿时感到疲倦，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来一片忙乱声——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板走路的啪嗒声。 “快点，玛斯洛娃，手脚麻利点，听见没有！”看守长冲着牢门喊道。 约莫过了两分钟，一个身量不高、胸脯隆起的年轻女人健步走出牢门，一个急转身，在看守长身旁停下。她内穿白上衣、白裙子，外罩灰色的长袍；脚上穿着亚麻布袜，外面套着囚犯穿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头巾下显然有意露出几绺拳曲的黑发。这个女人的整张脸呈现着只有长期遭受幽禁的人才有的特殊的苍白，使人联想起地窖里的马铃薯的幼芽。一双不大的手和从灰袍的宽领子里露出的肤色白皙、丰满的脖子也是这样的颜色。在这张脸上，尤其是在暗淡无光的苍白的肤色衬托下，她的眼睛显得乌黑发亮，虽然有点浮肿，但是很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带斜视。她笔直地站着，挺着丰满的胸脯。她来到走廊，微微仰起头，直视着看守的眼睛，停在那里，随时准备执行对她的任何吩咐。看守刚想锁上牢门，从里面探出一张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的苍白、端正、满是皱纹的脸。老太婆对玛斯洛娃说着什么，可是看守将牢门对着老太婆的脑袋推去，那个脑袋蓦然不见了。牢房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哈哈大笑声。玛斯洛娃也微微一笑，转身对着门上装有铁栅的小窗。里边的老太婆紧贴小窗，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最要紧的是别说废话，咬定一条就行。” “好歹得有个结果，总不会比现在更糟。”玛斯洛娃晃了一下头，说。 “结果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摆出一副长官的架势，深信自己说得俏皮。“跟我走！” 小窗口里现出的老太婆的那只眼睛消失不见了。玛斯洛娃走到走廊中央，迈着细碎的快步跟着看守长走了。他们沿着石砌的台阶往下走，从比女监更臭、更闹的男监旁走过，男监的每扇牢门的通气窗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他们走进办公室，里边已经站着两个持枪的押送兵。坐着的文书将一份满是烟味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士兵，指着女犯说： “带走吧。” 下诺夫哥罗德农民出身的红脸麻子士兵将公文掖在军大衣的翻袖里，微笑着对他的高额骨的楚瓦什人同伴挤了挤眼目光投向女犯。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走下台阶，朝大门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小门打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跨过门槛，来到院子里，然后出了院墙，来到城中石铺的街道上。 马车夫、小铺老板、厨娘、工人、官吏都停下脚步，好奇地打量着女犯。一些人摇着头，心中思忖：“瞧，这号人行为不端，不像我们，结果弄到这样的地步。”孩子们惊恐地望着女犯，幸亏有两个士兵押着，她现在再也不能作恶，这使他们感到放心。一个卖了焦炭、在小饭馆里喝足了茶的乡巴佬走到她身旁，画了个十字，递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说了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