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家 徐伯昕

徐伯昕是邹韬奋事业的“黄金搭档”，同时也是三联书店事业发展的支柱人物，是他非凡的经营管理才能，支撑三家书店走过艰难的峥嵘岁月，铸就了红色出版目前的辉煌过往。由此，徐伯昕在革命出版事业中的创举和贡献，值得研究者深入挖掘。
《中国出版家：徐伯昕/中国出版家丛书》简单回顾了徐伯昕先生投入出版事业之前的思想发展、学业准备等历程，进而重点回溯了他1925年入职《生活》周刊社之后至1955年离开新闻出版业的30年出版生涯，从他的自传、著述，邹韬奋、胡愈之等出版界人士的言论回忆、三联书店的史稿等一手文献中，梳理他在出版工作经历的重要事件、面对的历次危机以及取得的各项创举，全面展现其革命出版思想及编辑思想的成长发展历程，同时也关注他在编辑出版实务、广告设计等方面的成就与闪光之处。
《中国出版家：徐伯昕/中国出版家丛书》也详细探寻了徐伯昕与党中央领导、邹韬奋等同一战线上的出版同事、国统区民主人士之间的相互关联，从而更加深入立体地研究了三联书店红色出版发展史。

张文彦，女，北京大学博士，北京大学与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培养博士后。现为青岛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青岛全民阅读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当代出版史和阅读推广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著有《三联书店简史》、《出版创新与中国文化软实力》、《胡同氤氲——北京名人故居游学馆》等。

前言
第一章 青春放歌：从练习生到生活书店
一、水乡少年
二、热爱美术的珐琅专业委培生
三、大上海的练习生
四、中华职业教育社与《生活》周刊的管家
第二章 厂告天才：《生活》周刊的岁月
一、“两个半人”团队中的成长
二、过街小楼的深夜灯光
三、营建最初的经营发行网络
四、漫画、插图的创作
五、天才广告家的成长
六、徐伯昕的广告理念
七、突破上海报刊发行的优选纪录
八、从职员到经理的蜕变
九、九一八事变后的思想转折
第三章 呕心沥血：为生活书店的奠基奋斗
一、突破发行的封锁
二、创建生活书店
三、营建生活书店的出版网络
四、《文学》周刊的较量
五、《新生》事件后心力交瘁
六、缺席所引发的《译文》风波
七、为生活建造期刊方阵
八、为生活书店建章立制，奠定根基
第四章 文化救国：抗战中扩张出版网络
一、病中部署
二、险渡“七君子事件”
三、徐伯昕的期刊方阵
四、以刊带书，铸造本版书系
五、精心营建发行、融资战略
六、与中共中央建立紧密联系
七、在武汉布局全国发行网络
八、痛折汉粤两店，转战重庆布局新“战场”
九、接受党的领导，推动生活书店改革
十、继续践行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出版理念
第五章 万水千山：出版战场的重重突围
一、与书报检查政策周旋
二、内外交困，野火春风
三、为生活书店的命运而争
四、在香港的短暂发展
五、余烬中再燃希望，按周恩来指示建立出版三条战线
六、痛失韬奋
七、民族危亡中的未竞蓝图
第六章 红色岁月：接续韬奋的出版事业
一、在上海的地下出版活动
二、复建生活书店，为三联奠基
三、再返香港始创三联
四、三店联合后的管理工作
五、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出版工作
第七章 情牵出版：以身传承生活精神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出版工作
二、“”到来
三、缅怀周总理
四、力驳“三十年代黑店”
五、徐伯昕的“韬奋精神”
六、为三联燃最后的心香
第八章 新文化出版家徐伯听
一、伯昕与韬奋——生活的“智慧”与“精神”
二、徐伯昕的出版道路选择
三、理想在先还是利润在先——徐伯昕与民国出版经营家们的比照
四、从出版到统战——对徐伯昕事业转折的探讨
徐伯听编辑出版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青春放歌：从练习生到生活书店 近代以来，尤其是戊戌变法之后，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邹韬奋等大批知识分子本着启蒙民智、文化强国的夙愿陆续投身到出版事业中来，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崛起之栋梁，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与发展之栋梁。这些出版大家的人生、事迹、出版思想被后人一论再论。相较而言，本书所要重点论述的人物——徐伯昕，却显得相对沉寂，这或许与他一直致力于出版经营管理事业，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即离开了出版行业有一定关系。尽管有相关的纪念文集问世，但一直缺乏从出版角度进行深入、系统的挖掘和解读。直到近年来，才有《徐伯昕，同样是出版事业楷模》（吴永贵，《光明日报》2006年11月29日）等观点鲜明文章问世，引起出版研究领域的再度关注。正如吴永贵先生在文中所言：“出版业的发展，既需要有像邹韬奋这样的编辑大家，也需要有像徐伯昕这样的经营专家。两种类型出版人的并肩携手，方能结出‘事业性和商业性统一’的璀璨文化之果。”相较商务、中华这样的大社，三联书店的成长发展史，更多的是在内外战乱的夹缝与重重风险中艰难求生，逐渐壮大。其生存发展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作为单纯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干、编辑出版家的技能，还需要经营者有革命家的胆识与谋略，才不至于在政治与经济的压力下早夭。由此而言，徐伯昕的出版方略的确值得深入研究。 一、水乡少年 光绪三十一年（1905），晚清政府已近穷途末路，而古老的中国仍然在风雨中前行。这一年，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铅字版的《天演论》，为百年“汉译世界名著”奠下第一块基石，作为中国现代出版家的张元济等人，由此率先踏上了中国出版的新征途。这一年的3月4日，江苏武进县鸣凰乡小留塘里村（今属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里，徐家次子出世，取名为亮，字伯昕，小名“明圣”。 武进在上海西北一百八十余公里，属于苏南地区，“北环长江，南襟滆湖，阡陌交错，尚称肥沃之区，人烟稠密，鸡犬之声相闻”。这里河网密布，乡间竹篱环绕瓦屋茅舍，居民们大多衣履青黑色自织土布，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武进是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南朝齐、梁的故里。从古至今，武进名人辈出，历史上考取进士的人数居全国各县前列，近代以降，更出现了诸多文化名人、革命先贤，其中多位都可称之为徐伯昕的乡邻、校友。 清末民初，武进以及常州地区成为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走出了盛宣怀（1844—1916）、刘国钧（1887—1978）这样赫赫有名的实业巨子，并且带动了当地工业和商业的两翼齐飞。投身商业发展洪潮之中的，也包括徐伯昕的父亲徐辰。 但直到徐伯昕到上海求学，他的家乡还处在转型前夜——《生活》周刊有一篇介绍武进农民生活的文章，说这里从事农业者，约占百分之八十，农作物米、麦、豆甚多，而丝、布次之。虽然常州府的实业已呈现蒸蒸日上之势，而这里的实业却“因受种种障碍，故未有何等发展”。农民仍需“看天吃饭”，一如《江村经济》中描述的那样，一旦收成不好，小康之家也可能一夜返贫。徐伯昕正是出自这样的普通农民家庭，他的祖父务农之余也曾贩卖丝绸织品补贴家用，但仍不得不卖掉一些田地维生，甚至背上了至死也未还清的债务。尽管如此，徐家仍然尽力培养子弟念书，耕读传家。徐伯昕的父亲徐辰，即是通过读书谋求了教师之职，后来又任职地方政界，参与开办地方实业，扭转了家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