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 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

   1. 知名学者，深耕多年。作者解玺璋是知名文化评论家、近代史学者，在历史人物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其代表作《梁启超传》问世之初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梁启超研究领域不可逾越的经典之作。本书是作者的全新力作，集中描摹了王朝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群像，主要集中于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阶段，重点着笔于李贽、黄宗羲、吕留良等知识分子在鼎革之际的个人经历和个人选择，以此来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关照历史中的深刻人性。

2. 名人推荐，尽得风流。知名历史学家、近代史资深学者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知名历史作家、“中央帝国密码”三部曲、《汴京之围》作者郭建龙等联袂推荐。

3. 视角独特，还原现场。作为历史叙事，作者尊重笔下历史人物的选择，尊重事实和真相，不预设立场，不搞先验的标准，不丑化也不美化，不从臆测的前提出发，只从史料基础出发，构建出可信的历史现场。

4. 史笔勾沉，洞烛幽微。作者写的这些人物都是文人、士子，他们都生活在历史列车急速转弯的时代。时代风云的剧变，常常会给人们的心理造成强烈的震撼和冲击，进而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行为。而文人、士子是尤为敏感的群体，他们的反应自然也就比常人更加丰富和复杂。恰恰是这些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使作者对笔下的人物常抱以“同情之理解”，以理性和温情之笔写出了历史和人性的复杂，剖析了历史兴衰背后的深层逻辑。

   本书集中描摹了王朝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群像，主要集中于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阶段，包括陈洪绶、傅山、俞理初、黄宗羲、李贽、吕留良、严复、吕碧城、徐世昌等人。作者重点着笔于这些人物在风雨飘摇的鼎革之际的个人经历和个人选择，以此来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

   解玺璋，男，1953年生于北京，文化批评家。做过工人、记者、报纸主编，曾担任同心出版社副总编辑，著有《梁启超传》《中国妇女向后转》《雅俗》等作品。

   序：至暗时刻的君子之道/余世存

陈寿：非实录无以称良史

刘秉忠：北京城第一设计师

马致远：白头仍写颂圣诗

雨疾荷残说老莲

傅山：至死不渝的不合作主义

李贽：中国的路德？

黄宗羲：三百年前的中国《人权宣言》

吕留良：坚守中方显儒生本色

光绪帝要求群臣读的是部什么书？

怎么评价康、梁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

戊戌风云中的徐世昌

清廷末日中的徐世昌

严复列名筹安会别议

余理初：故纸堆里的思想风暴

吕碧城拒绝秋瑾为哪般？

一场诉讼：百年之后再评说

后记

     史家治史，优选的品格和精神境界是秉笔直书，实录真相。历史上，直书和实录的精神品格也为人们津津乐道。坚持要为“赵盾弑其君”记下一笔的董狐，便是其中的一位，孔夫子曾夸奖他“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司马迁的名气则更大些，时贤刘向、扬雄都称赞他“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可谓史家直书之典范，历来为世人所推崇。 历史上，陈寿的“良史之材”也曾得到多数史家的认可。在一些人看来，他撰写的《三国志》，影响直逼司马迁的《史记》，超过了班固的《汉书》。《晋书·陈寿传》就称赞他“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司空张华爱其才，甚至想把修撰《晋书》的重任托付给他。但是，有些做法似乎也让这位“良史”蒙羞。 有两件不太光彩的事，都见于《晋书·陈寿传》。一件是陈寿曾找到丁仪的儿子，对他说，你如果能带着千斛米来见我，我可以作一篇赞美你父亲的传记。一斛等于一石，即十斗，一百二十斤，千斛就是十二万斤，这并不是个小数目。丁仪的儿子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居然真就没有为丁氏兄弟立传。丁仪是东汉时期的名士，有才学，诗也写得好，曹操很想把女儿嫁给他，但由于曹丕反对，这门亲事最终未成，事后曹操还有些后悔。丁仪还有个兄弟丁廙，他们与曹植走得很近，常与杨修在曹操面前为曹植说好话，主张立曹植为太子。曹操死后，曹丕继任为魏王，将丁仪、丁廪兄弟二人及两家男子全部处死。这样的人物是否应该入传，固然可以商量，清代史学家潘眉、王鸣盛就认为，丁氏兄弟的作为是不值得人传的。但如果不作传是因为不贿赂，这绝非“良史”应有的态度。 另一件事关系到诸葛亮。陈寿的父亲在马谡手下任参军。马谡失街亭，被诸葛亮所杀，陈寿的父亲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处以髡刑，即剃去头发。髡刑对人是一种羞辱，这使得陈寿心生芥蒂。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又不大看得起陈寿。于是，陈寿在为诸葛亮作传时，便说他无将才，而且批评诸葛瞻死读书，没有真才实学，名不副实。 不过，关于这两件事的真实性，历史上许多史家是存疑的，《廿二史札记》的作者赵翼就认为，根据这种传闻就断定陈寿低估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是“真不识轻重者”的“无识之论州。当年，房玄龄采用这些传闻入《晋书》时，似乎也不能确定其真伪，所以用了“或云”这样含糊其词的说法。但唐代《史通》的作者刘知几却不肯原谅陈寿，他在《曲笔》篇中对“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提出严厉批评，认为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话说得很不客气，一点儿余地不留，令人很有些诧异，不知所为者何。如果只是“借米而方传”，是不是有点儿小题大做？ 近日读了柯美成先生汇校的《汉晋春秋通释》，于是，我对刘知几的态度似乎多了一些理解。《汉晋春秋》是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的成名作，至五代、北宋时或已亡佚，只有清人辑本和今人校补本行世。《汉晋春秋通释》就是在前人辑佚、校勘的基础上，对佚文所做的补充和笺注。通过对相关史料的爬梳整理，那些残留下来的几十字、百余字，最多不过几百字的片段佚文，得以扩充为较为完整可观的叙事，使消失的历史真相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复原。《汉晋春秋》的叙事时间，始于汉光武帝，终于西晋愍帝，三国时期自然也包括其中。而此书与《三国志》的优选区别就在于，作者在讲述三国故事时，叙事角度及态度与陈寿接近不同。如果说《三国志》尊魏抑蜀，以曹魏为正统，那么，《汉晋春秋》则尊蜀抑魏，以蜀汉为正统。这正是《汉晋春秋》虽早已亡佚，而尤为后世史学家看重的主要原因。 刘知几说：“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这番话可以看作是儒家正统史观的经典表达。对我们来说，蜀汉曹魏究竟谁应该被视为正统，固然已不再成为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十分严峻而难以回避的问题。曹氏在前，司马氏在后，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魏晋以降，各方踵曹氏故步，权臣拥兵自重，窃据要津，觊觎非望，宋、齐、梁、陈，篡弑相仍，皆以禅受为辞，祸延数世，流毒无穷。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陈寿未能实录直书，对汉末重大史实或曲笔隐讳，或文过饰非，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虽然，清代赵翼作《廿二史札记》，曾为陈寿辩诬，认为他不会“以父被髡之故”而贬损诸葛亮，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寿于司马氏最多回护，故亮遗懿巾帼，及‘死诸葛走生仲达’等事，传中皆不敢书”。习凿齿身后数十年，刘宋时有范哗著《后汉书》，范晔在记述汉末重大史实的时候，也试图纠正陈寿的曲笔回护之词，以求传信史于后世。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还专门写了《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一节，对二者的记述加以比较，其中写道： 陈寿《魏纪》书天子以公领冀州牧，蔚宗（范晔字）《献帝纪》则日曹操自领冀州牧。《魏纪》，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献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