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与情怀 李云回忆录

李云曾是中央特科成员，做机要交通工作，中央特科与中央失去联系后，与丈夫徐强坚持在上海战斗。后由组织安排做党中央与宋庆龄的联络员。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在宋庆龄身边，做联络工作。曾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 。本书是她的回忆录，特别回忆了在隐蔽战线斗争和在宋庆龄身边的工作经历。

一、人党初期杂忆
参加C.Y到入党
听取六届四中全会的传达
投身工人运动
二、特科工作纪实
北上开封走虎穴
继续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
寻找毛岸英兄弟
党中央派冯雪峰来沪的前前后后
我所了解的"武抗"组织的抗日游击队
三、回忆宋庆龄（上）
党组织派我到宋庆龄身边工作
西安事变中的宋庆龄
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周恩来在上海与宋庆龄会面
"你和共产党员一样"
、周恩来傕请宋庆龄撤离上海
初到香港
……

     参加C．Y到入党 我的祖籍在浙江海宁，祖辈是书香世家，但到曾祖父时，家道中落。太平天国时期逃荒到上海，祖父是教书匠，只能在上海城隍庙摆摊卖字。因生活困难，祖父要我父亲去苏州，找同族人祝又松想办法。俗话说“救急难救穷”，他们又介绍我父亲到衣庄里当学徒，后来当了店员，不久认识了我母亲，就结了婚。 母亲当时是女工，夏天缝扇子，冬天做瓜皮帽。我出生在苏州，本名叫祝修贞。 我两岁时，全家到了上海。母亲经荐头店介绍到一户人家当了几个月的奶妈。父亲找到衣庄的工作，卖衣服，勉强糊口。 家里虽然穷，但传统是念书。我的父亲也十年寒窗，写得一手好字，称“雨夹雪”（行书草书间杂）。当时我家住在铁马路（现河南路七浦路）小菜场附近。八岁时，在老师帮助下我免费在绍兴七县同乡会第一小学读书。有意思的是，这所学校的所有老师，从教英文的骆京轩校长，到教美术的张老师等都是共产党员，只有一个教国文的孙老师不是。后来听陈云告诉我，你们那个学校是党组织的一个避难所，风头紧了，党员就被派到那个学校里当老师，风头过了，就离开。1929年4月，我在小学六年级时，由教数学的宣老师介绍我加入C．Y（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被同学们选为学生会主席，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1930年5月，因学校师生参加了反对丧权辱国的廿一条的国耻日活动，在街上张贴反帝标语等，骆校长被公共租界汇思捕房抓走。我在老师的领导下，组织同学罢课，并带领学校高年级同学包围汇思捕房和浙江路地方法院，散发“反对捕房摧残教育”等内容的传单，要求立即释放骆校长。这次罢课斗争，得到了当时的“上海反帝大同盟”“自由大同盟”等团体和许多大专学校的慰问和支持，使捕房手忙脚乱，未经审讯，便把骆校长送进提篮桥监狱，最后判了六个月徒刑。斗争虽未取得预期结果，但震动了上海，影响很大。 我小学毕业后，考进了旦华中学，只去上了几天课，就由团组织调到闸北丝厂总同盟（工会）做青工工作，由全总工会的负责人王克全领导。我们经常到天通庵路棚户区与女工结拜姐妹、办识字班。我那时年纪还少，但工作很多，送信是最主要的一项。大都是保密的，放在我身上送出去。那时租界有“抄靶子”的，就是搜身。我就往边上走，小姑娘不引人注意。“立三路线”时，“飞行集会”很多，我参加过两次，一次在南京路浙江路口，还有一次在长寿路大自鸣钟集合，我把传单绑在腰上，到地点发给战友，再由他们散发出去。 1930年8月，我和“老舅妈”参加了党训班，不久，王克全找我谈话，批准我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该年九十月间，虹口区吴家木桥的丝厂工人自发性罢工。他们的劳动强度非常大。早上5点上工，下午5点放工，前后12个小时，中间吃饭不过半小时，每月四角钱工资，实在太苦了。拿摩温很厉害。 自发的罢工，挑选的时间不妥当（新丝上市时罢工最合适），他们包围了还在开工的小烟囱丝厂。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江苏省妇委金维映、全总女工部长张金宝、丝厂总工会负责人朱秀英认为工人自发罢工已经起来，不能打击工人的积极性，当即派我（当时化名王阿凤）和女工积极分子“大阿姐”、团员戴小红，还有招娣参与进去做工作，防止双方工人产生矛盾。没想到老板报警，点名把我们几个抓进警察署，坐在一条板凳上。张金宝买了大饼油条，送来给我们吃。 傍晚来了一辆车，把我们抓到闸北区警察署第三分局。牢房是用很粗的木头隔离的。晚上给我们吃黄糙米饭，很硬。“大阿姐”还带了一个小孩子。我身上正好有两块银元，给“大阿姐”，托女监头出去买些菜汤给小孩吃。女监头很愿意去，顺便好揩油。晚上很冷，女监头又拿来两条被子，我们两人合盖一条。 进去后，一直无人理睬，六七天后才来提审。一看我们很年轻，审讯官问：“把这些小姑娘抓来干什么？”又问我们的姓名、年龄、做了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去看热闹的，“大阿姐”说她是带孩子路过的。审讯官相信了我们的话，那就让家长来保吧，还关照我们以后“少去看野眼”“少轧闹猛”。当时戴小红写了家庭住址，是她的父亲把我们保出去的。我们一算，前后关了8天，出来后阿金表扬我“很勇敢”，因为关进去后，三个小姑娘中，只有我没哭。那时我们只有十五六岁。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