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天涯——寻访文学和电影的现场

有名女作家李黎几十年来行走在世界各地，一直都带着文艺的眼光来审视旅地，或与文化老人做实际的交往，或与已故作家、电影导演做心灵的对话。在她的生命中，这些有过重要交集的对象，无论时空如何改变，都在这初访或重访的过程中，激起她的遐思与共鸣。十步之内有芳草，万里天涯觅回声。在一个个文学和电影的现场中，李黎倾情分享她瞻仪聆音时的情感，分享她心灵宝藏的秘密。

李黎，本名鲍利黎，是出生在大陆﹑成长在台湾﹑旅居美国的小说﹑散文﹑剧本及专栏作家。祖籍安徽﹐1948年生于江苏南京﹐1949年到台湾﹐毕业于高雄女中﹑台湾大学历史学系﹐70年代赴美﹐就读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政治学研究所。曾任编辑及教职，现居美国加州斯坦福，专事写作。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出版小说﹑散文﹑翻译﹑电影剧本等逾三十部；获有多项小说奖﹑电影剧本奖 (并摄成影片)。作品多次被选入台湾年度小说选﹑散文选；代表作被收入《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小说卷及散文卷、《廿世纪台湾文学金典》小说卷；并列为“台湾小说二十家”(1978-1998) 之一。著有小说《最后夜车》、《天堂鸟花》、《倾城》、《浮世》、《袋鼠男人》、《浮世书简》、《乐园不下雨》等；散文《别后》、《天地一游人》、《世界的回声》、《晴天笔记》、《寻找红气球》等；译作有《美丽新世界》；回忆录《昨日之河》。

自序：十步芳草，万里天涯
文学篇
回音
浮花飞絮
冬日之旅
布什街645号
湘行漫记
凤凰的沱江水
风啊，水啊，一顶桥
花魂
梦浮桥
水痕
情人的家
附“情人的家”前记
巴黎的忧郁
微物之神的国度
纯真博物馆
重返伊甸园
芳草天涯
电影篇
无字小津
两部东京故事
迷魂四十年
鸟儿去了哪里？
北非无谍影
巴黎的红气球
那朵花，那座桥

     初音 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是我二十岁那年。 那年我认识了在台大同一个校园刊物里发表文章的A。不久我们成了好友，我问起他的一篇给我印象很深的文章，里面写到一个女子，他和她在黄昏的草地上抽烟，谈人生、谈文学、谈远方……不像散文却更不像小说，令我对文中的那个女子十分好奇。A说这个女子是他从小认识的邻居，去年去了西班牙，时不时还有信给他。哪天若是回来台湾，他会介绍我们认识。他给我看她寄自马德里的信，极薄的航空信笺上面是一排一排奇特的、像被风吹倒的方块字，整齐划一地以同样的角度朝右边倾斜。 他们黄昏时分散步谈心的那个草地——那片草场，其实当年是台北一个尚未开发的公园预留地，后来建成了“荣星花园”。荒芜的草场却并不荒凉，草木扶疏，非常适合散步，尤其是夏天的黄昏。我在认识A之前，家住松江路，也常跟朋友就近过去散步。多年后有次跟白先勇提到，他说他当年也住松江路，比我家偏南些，也常去那里散步的。他当然也认识甚至熟识那个女子——因为跟我一样，她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发表在《现代文学》。后来白先勇还把这几个在同一个地方、不同时间的“散步人”在他的文章《不信青春唤不回：写在“现文因缘”出版之前》里提起。算算年代，那时我们彼此都还不相识，散步的时间也都没有重叠；但在我的想象里，那个公园、那片草地，该有一些记忆的小草，见证过茫漠时间里的脚步…… 我和A大学毕业那年，她真的回来了。A带我去她的家看她。他们两家认识，又住得近，A从小跟着邻居小孩叫她“陈姐姐”，清楚地记得陈姐姐穿着漂亮的裙子，对小朋友非常和气，给他们看美丽的画片。长大之后，A便直呼其名：陈平。她却要我称呼她的英文名Echo。 刚刚第一次西班牙之旅回来的Echo，直披的长发，浓黑的眼睫毛，上身罩着套头的西班牙披肩puncho，充满那个年代少见的异国情调，像一股扑面而来的海风，带着迷人的远洋和自由的气息。她的房问里最触目的是路上捡来的一截枯树枝，枝、r上点缀着小饰物；她给我看她从西班牙带回来的小东小西，我被她的旋风刮得目眩神迷，至今犹记得她给了我一个空的雕花玻璃小香水瓶，瓶子里依然遗留着香气…… 她似乎有一种魅力，让我觉得她跟我说话是在交心——“将我心换你心”，她立即成了我少女年代的朋友。多年后她在给我的信里写道，还记得我“穿着牛仔裤去(书店里)翻字帖的样子”；我记得是陪她到她家附近的小店印名片，她低着头仔细地、一笔一画工整地写下英文名“Echo'’，然后抬头告诉我，她非常喜欢这个名字。真的很美：希腊神话里的回音女神。 也像一股旋风一样，她说就快要结婚了，领了我和A见她的未婚夫，去他们正在布置的新家。我印象最深的是用空心花砖和原色木板搭成的书架，让我觉得书架就是要像那样的才有味道(后来我在美国第一个家的书架，就是用空心花砖和木板搭成的)；还有墙上贴的艺术海报，当然还有一大截枯树枝。她说婚礼上要我做她的伴娘，我受宠若惊却隐隐感觉她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吧，果然我的直觉没有错，她最后没有找我做伴娘，但我和A当然都参加了那次婚礼。 之后没过多久，我在上班的地方常接到她的电话。才新婚就发生了许多令她忧烦伤心的事，她说了很多，但似乎怎样也说不清；正在服兵役的A周末回家时也会听她诉说，但我们都那么年轻，接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的问题、怎样安慰她。那时的我对人生知道得太少，对友谊也是，即使彼此交了心，在遇到大痛的时候，受伤的心只能自己捂在胸口，别人是无能为力的。 不久我和A就去了美国，后来听说Echo也离开台湾了，“回去”了她的西班牙。在那里，她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与美丽的Echo接近没有相似之处的新名字：三毛。然而当我读到那个陌生名字写的关于一片遥远的沙漠的故事时，我知道那一定是她，不可能有别人。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