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说史 少年读《资治通鉴》 大唐盛世

以史为鉴，送给孩子的人生智慧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涵盖十六朝、一千三百六十二历史，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有益于治理国家，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思辨的治学精神，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树立辩证史观
柏杨对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司马光的观点针锋相对，同时收录了司马迁、班固、陈寿、孙盛论、赵翼、梁启超等历朝历代史学家的点评，为孩子再现名家论坛。
添加文学、哲学、史学常识，有效提升文史成绩，跑赢大语文时代
中国古代三大选官制度、货币史、文学史（四书五经、乐府诗、五言诗、两汉赋、建安风骨等）、法律体系、赋税史、行政制度变迁史覆盖升学考点，补充文学、哲学、史学常识，有效提升文史成绩。
28节动画视频课，帮助孩子秒懂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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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一部从东周战国时代三家分晋起，到五代十国止，一部达1362年的中国中古时代编年史。本书以《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为底本，为青少年选编了这套丛书，全书共分为十册：战国与秦、西汉风云、东汉中兴、三国鼎立、西晋一统、东晋偏安、南北朝、隋传二世、大唐盛世、五代十国。
这是一套贴近史实的文史读物，让孩子能够从正史读起。了解各个时期的施政纲要、时代进步、重点史实、治国良策，融合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全面地为孩子展现历史全貌。
《资治通鉴》内容浩瀚，编者从有益于孩子的角度，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导向，严格删选内容，是一套针对9岁以上学生的史学读本。全书语言生动，文字流畅简约，通俗易懂，有极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除此之外，还收入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贾谊的《治安策》、曹操的《自明本志令》等多篇名篇。

司马光：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柏杨（1920-2008）毕业于东北大学政治系，先后在多家报社、学校工作。他是历史的见证人，也是文化改革的行动者,是思想家、社会观察家和文化评论者。他的创作生涯大致可分为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历史、十年通鉴,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中国人史纲》《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丑陋的中国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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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渊建唐 公元618年，农历五月十四日，隋王朝三任帝杨（you）把皇帝宝座禅让给了唐王李渊。 农历五月二十日，唐王李渊（本年五十三岁）在太极殿登基称帝(一个可以和西汉、东汉王朝媲美的唐王朝开始了)，派人在大兴南郊祭天，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武德。 农历六月初六，唐帝李渊把李家祖先的牌位送进皇家祖庙(太庙）。 农历六月初七，李渊封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公元624年，农历二月初九，李渊（本年五十九岁）下诏：“各州应调查懂得一种以上儒家学派经典却还没有做官的知识分子，并把他们的姓名呈报给中央。州、县、乡都要开设学校。” 农历二月十七日，李渊前往国立贵族大学(国子监)，在神坛前敬酒，诏命王公子弟入学读书。 唐朝的田赋、税收和劳役制度 公元624年，唐政府首次制定了《人民田赋捐税劳役条例》（租庸调制），内容如下： 田赋（租）：每个成年的丁男以及十六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中男，由政府配给农田一顷（一百亩）；重病的人配给四十亩；没有丈夫的寡妇配给三十亩。人民可以将得到的农田中的十分之二作为自己的私产永远保留，可以留给子孙；剩余十分之八则在死后交还政府，由政府再配给其他人。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要向政府缴纳粟米两石(dan)。捐税（调)：每个成年男子可以在当地的特产中，任选薄绸（线）、厚绸（绢)、粗绸、棉布、麻中的一种缴纳给政府。 劳役（庸)：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要为政府服劳役二十天，如该年有闰月，则多加三天。不愿服劳役的人可以缴纳代金，每天折合厚绸三尺。政府有事需要人民加服劳役，超过法定天数达十五日的，则免除该年的捐税；加服劳役达三十日的，则免除田赋、捐税。 如果遇到水灾、旱灾、虫灾(如蝗虫)、霜灾等自然灾害，庄稼收成损失四成以上时，免除田赋；庄稼收成损失六成以上时，一并免除捐税；庄稼收成损失七成以上时，连劳役也免除。 四家为一邻，四邻（十六家)为一保，一百家为一里，五里(五百家）为一乡。城市之中，最小的行政单位称“坊”；城市之外的乡野，最小的行政单位称“村”。 唐政府再规定：政府的公务人员不可以经商，不可以和人民争夺利益。从事工业或商业的人，不准在政府任职。 唐政府又规定：政府每年要制定田赋账册；每三年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 唐朝初期实行的税收制度是“租庸调制”。 “租”是田租，百姓在政府分配的田地上耕种，需要向政府缴纳部分粮食作为租金；“庸”是劳役，百姓中的男丁每年要为政府义务服役一定的天数；“调”是捐税，百姓需缴纳一定量的布帛给政府。租庸调制是以“人丁”来统计的，无论家中有多少土地、财产，都要按人口缴纳定额的赋税，服固定天数的劳役。 这项制度必须以均田制为基础，一旦均田制遭到了破坏，甚至使农民没有土地耕种，政府就难以收到足够的粮食作为租金，租庸调制便难以落实了。唐朝进入中期，人口不断增加，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实行均田制。农民得不到足够的土地，却要缴纳定额的税赋，不堪重负，很多人都成了流民。安史之乱更是使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旧有的租庸调制已经不能施行了。后来，租庸调制被废除了，改为实行宰相杨炎提出的“两税法”。 “两税法”是指在每年的夏、秋两季，政府各征收一次税赋，不再收取米谷等实物，而是改为收取货币。“两税法”优选的革新在于它改变了先秦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将税收的征收对象由“人口”变为“资产”，就是说百姓有多少田，政府就向百姓收多少租。这一举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现代税收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人头税到财产税”的转变。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