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史论纲(1949-2017)

本书分析了1950年到2016年中国人口增长和人口流动政策的变化，对人口变迁模式和增长的影响，认为可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政策上是对物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逐步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集中的计划经济，而对人的再生产，决策权由家庭分散自由行使；二是改革开放到2016年的38年间，物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逐步向市场转变，而人的再生产则收归国家，实行集中的计划管理。在经济体制越来越向市场经济调节迈进时，人口再生产的计划管理，人口流动的未放开，其后果是导致对人口增长和流动的政府和市场的双重调节，从而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人口坑”。中国经济呈现出未富先老，未强先衰，而人口城市化则呈现出农村人口中青年出村进城，老年出城 回村的特点。这样既强烈的约束了生育意愿，又对经济增长形成了下行压力，尤其对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国民经济会产生深刻和严重的影响，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张弥，女，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研究员。主要研究丶方向为，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及政策等，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参加多项重量和部级课题，出版有《发展经济学》《城市发展战略》《国有企业攻坚》《城市体系的网络结构》《社会转型与民生之路》等专著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研究参考》《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90余篇。

导言1
一、1949年后生育自主决策与人口增长及转型1
二、1978年后的生育管制及其人口增长8
三、中国的计划生育“人口坑”和中国经济的“未强先衰”18
第一章农业时代（1949-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运动20
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的高生育率和恢复性增长20
一、土地改革与农村农户经济20
二、传统的生育观和生育行为22
三、避孕技术的落后24
四、生活改善与死亡率快速下降27
五、人口高生育率与高增长率31
第二节自由迁徙和城市化32
一、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管理33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业化与人口流动35
三、人口城市化的方式37
第三节城乡社会主义改造与人口增长和迁移39
一、从农户经济到高级社的生育率转折39
二、后期人口的过度转移41
三、粮食供需与人口增长和流动失衡的凸显42
四、马寅初《新人口论》和建议控制人口45
五、学术和政策界的争论和人口政策48
第二章特殊时期（1958-1961）：马尔萨斯式平衡与逆城市化53
第一节从农村高级社到人民公社53
一、灾荒和粮食征购与农村低生育率53
二、农田水利建设与大炼钢铁59
三、农村营养不良与高死亡率61
四、四年人口负增长率和低成长65
第二节短缺经济下的工业收缩67
一、粮食供应短缺与工业规模收缩67
二、劝退城镇人口返回农村71
三、食品短缺影响人口增长76
第三节城乡户籍制度的建立80
一、确立户籍管理制度80
二、城镇家庭人口与粮油配给制度83
三、城市化水平下降85
第三章恢复与“”前期（1962-1972）：人口增长与迁移停滞90
第一节农村高生育率90
一、征购减少与解散食堂90
二、自留地与农户经济间歇复苏94
三、农村生育率反弹101
第二节城市人口生育率及变化103
一、生育率前高后低104
二、人口恢复性增长107
第三节城市化进程停滞110
一、严禁人口向城市流动110
二、极少量人口向城市迁移112
三、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14
四、城市化进程基本停滞117
第四章“”后期的人口增长与逆城市化（1973-1979）121
第一节人口生育和增长下降121
一、抑制农村自留地122
二、集体劳动被分配强化123
三、提倡计划生育与避孕技术开始普及123
第二节人口生育模式转换127
一、生育观念改变128
二、城市人口抚养能力下降130
三、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133
第三节“”后期的人口迁移137
一、知识青年下乡与城市家庭向农村疏散137
二、少部分农村人口转成城市居民139
三、“”后期放宽知识青年返回城市142
四、城市化进程仍然基本停滞144
第五章改革开放初期（1980-1990）：增长小幅反弹与人口流动开启149
第一节人口的第三波高增长150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传统生育的反复150
二、知识青年回城与集中成婚生育151
三、生育率从高水平降低到替代水平152
四、寿命延长与人口中高速增长154
第二节改革开放启动人口流动155
一、经济恢复扩大人口进城156
二、联产承包收益递减与“农工潮”159
三、从禁止农民工外出到鼓励农民工进城务工160
第三节计划生育从倡导到国策163
一、国外人口增长悲观论的进入和传播164
二、控制生育：人口学的主流研究165
三、计划生育观点从倡议到国策168
四、计划生育措施逐步强化170
第六章世纪之交（1991-2002）：生育双重调节与人口流动加速173
第一节生育市场的双重调节173
一、生育机制调节功能越来越强175
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颁布183
三、生育管制措施越来越严密186
第二节人口增长快速转型189
一、家庭小型化190
二、低生育文化开始形成194
三、急剧转入人口低生育率和人口低增长速度阶段197
第三节世纪之交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199
一、工业化进程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200
二、农民工务工和临时居住制度的形成204
三、城市人口增长：教育、从商和入伍等因素209
四、城市化水平的变动210
第七章21世纪初（2003-2013）：工业化后期的人口增长与流动215
第一节人口的超低生育和增长215
一、农村自然经济解体216
二、传统生育观念瓦解217
三、人口流动降低生育率218
第二节生育成本对生育率的约束221
一、生养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急剧上升221
二、生育的行政罚款成本快速趋于昂贵224
三、计划生育管制更加严格231
第三节21世纪初的人口流动与迁移233
一、工业化中后期与劳动力需求233
二、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到接近枯竭235
三、户籍、教育、社保深层次问题238
四、人口迁移呈现出“青出老回”的状态243
五、城市扩张性人口城市化244
六、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常住人口城镇化247
第八章人口生育与迁移大争论和政策转型的四年（2014-2017）250
第一节对计划生育的反思与政策的调整250
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和高增长时间的缩短250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的显现252
三、对计划生育理论和实践的反思257
四、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与效果260
五、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与效果262
六、生育体制改革内容和时间的争论263
第二节人口迁移与城市化265
一、剩余劳动力枯竭与人口流动回落265
二、经济增长放缓与农民工返乡267
三、2014-2017年的城镇化水平269
四、对传统城市化模式的反思270
五、国务院实施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272
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退出与进入障碍275
七、人口迁移体制改革进入了攻坚期279
第三节中国人口经济理论的研究与进展282
一、人口经济学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283
二、关于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284
结语289
参考文献291
后记308

    "第一章农业时代（1949—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运动  第一章农业时代（1949—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通过土地改革、推进工业化等措施使经济得以恢复，这对我国人口增长与迁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人口增长方面，突出表现为“高生育、高增长与低死亡”，人口迅速增长；在人口迁移方面，这一时期以农村人口的自由迁移为主流，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人口迁移活跃期，城市化平稳推进。然而，在这一阶段的后期，生育率开始发生转折，人口迁移异常活跃，粮食供需与人口增长和流动的失衡开始凸显。与此同时，人口的快速增长开始引起决策层、学界的关注，控制人口增长的观点逐渐占据主流。 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的高生育率和恢复性增长 1949—1957年，我国经过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使经济得以恢复，由此形成的农户经济在进一步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随后我国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但客观上来讲，这一时期的生产力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势必影响人口的增长，在传统生育观念的支配下，民众普遍选择多生多育的生育行为，同时，避孕技术的落后，使得这一时期我国人口情况呈现出“高生育、高增长、低死亡”的态势。 一、土地改革与农村农户经济 自古以来，土地就是人类生产、生活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如果说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那么作为农业生产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则是农业的基础。土地不仅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工业高速发展所必需的重要积累来源。土地问题是维系国计民生的战略问题，进一步来说，其对人口增长与迁移同样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改革使得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党中央进行土地改革前，中国农村土地分配仍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将近40%的耕地被占人口比例不到5%的地主阶级占有，而95%以上的农民，包括贫农、中农和富农，却只占有剩下的近60%的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改革是按照1950年6月3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来实施的。该法规定：“对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进行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农村生产力进行解放，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开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道路。”《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土地改革，第一次使“耕者有其田”在中国大地上实现，农民翻了身，得到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534%，每年平均增长153%。1952年同1949年相比，全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20万吨增加到1952年的16392万吨，是1949年的1448%，年均增长率达131%，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优选年生产水平增加了93%；棉花总产量由453万吨提高到1314万吨，增加了19007%，年均增幅高达432%，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优选年生产水平增加了514%；其他农副产品如油料、猪牛羊肉等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均先后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优选年产量。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土地改革，我国农业生产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随着土地改革的结束，以小块土地私有为特征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逐渐在我国农村经济生活中占据主体地位。据估计，当时我国农村中自耕农（指不进行雇工经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5%～90%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这种积极性一方面体现为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体现为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促进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 应该认识到，农民个体经济是一种小商品经济，这种经济的自发发展使社会产生了分化。同时，农民分散经营，也会面临很多困难。为了避免过于严重的分化现象出现，使广大贫困农民能够克服困难，迅速地增加生产，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1951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并于1953年2月通过为正式决议。《决议》肯定了土地改革后农民个体经济的生产积极性，并指出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大量存在，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到的土地所有权。但《决议》也指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遇到的困难，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在《决议》的指导下，农村中农民个体经济有了发展，而互助合作运动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共有简单的劳动互助组、常年的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种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互助合作运动较好地遵循了“逐步过渡、循序渐进”的方针和坚持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因而取得的成效还是比较突出的，这突出地表现为农业生产的发展，195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1695亿千克，棉花总产量2130万担，粮、棉生产分别比1949年增长了49%和138%。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虽然我国粮、棉增产的因素很多，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形成的这种农户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客观上来讲，我国的生产力仍处在较低的水平。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生育观念以及由其制约、支配的生育行为，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的高生育率和恢复性增长是在此基础上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