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微言(精)/清华哲学文库

我们正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已取得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但也在许多方面陷入困境。例如，在学习方面，人们往往过于重视可编码的知识，而不重视追求与生命须臾不可离的智慧。许多人以为幸福就在于创造物质财富、占有物质财富、消费物质财富，却不知有一条最重要的获得幸福的途径——修身；已少有学者治学是为了求道，很多人治学纯为追名逐利。这一切与现代性的价值导向休戚相关。现代性的基石是独断理性主义，其要害是物质主义价值导向。本书的核心就是批判独断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

卢风，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常务理事、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兰州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应用伦理学、科技哲学和生态哲学。 担任国际学术期刊《环境伦理学》（英文）编委、国内学术期刊《自然辩证法通讯》《伦理学研究》等杂志编委。已发表学术论文26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近10部。主要著述有《人类的家园》《享乐与生存》《启蒙之后》《应用伦理学》《人、环境与自然》《科技、自由与自然》《生态文明新论》《非物质经济、文化与生态文明》等。

问道 论学 引而论之 流俗之议 时事评析 由此说开去 谈古溯今 且行且思 人生及生之问题 一种新的文明观 观影及其他

    引而论之
     合乎时宜与不合时宜
     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曾说： “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 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转引自王铁藩.再说清华传统［J］.粤海风，2011（1）.
     由此我联想到一个“段子”，说： 天才与人才之区别，在于天才总有点儿二！“二”就是说不合时宜的话，做不合时宜的事。时宜就是流俗。
     今日之学术界，所思所言皆合时宜者多矣，其中不乏大腕！依梅校长之说，此类人不是学者。
     修身与经营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吴南轩有一段话甚能代表古代中国人重修身、做人而轻机巧、做事的精神。他说： “平生自矢，人格为重，事业为轻，宁愿终身不做事，不可一日不做人……做事之道在守原则，而不在用手段。原则者何？诚是也。不诚无物。手段者何？伪是也。伪终必败。”
     转引自王铁藩.再说清华传统［J］.粤海风，2011（1）.本分人在教育子女时，常叮咛再三，须先学会做人，然后再学做事。此与儒家强调“修身为本”若合符节。
     然今人无须修身，无须学做人，但务须学经营。做事就是经营。不仅商人必须会经营，所有人都必须会经营。学者似无须经营，实则不然。在今日之学术界，无经营头脑者，多被晾在边缘。
     经营的秘诀是什么？两个字： “吹”和“拍”。会吹即善于推销自己、展示自己的才能。只会吹不行，还必须会拍。在“权力资本主义”(孙立平语)的社会结构中，权势者掌控着各种资源，你不拍，就很难被天上掉的馅饼砸到。
     会经营者都会做事，他们的效率高。他们之所以效率高，就因为他们善作伪。用吴南轩的话说，即善用手段。
     正因为风移俗易，传统已被颠覆，故孔子喜欢的人，如愚钝的颜回和鲁莽的曾参，都不会受今人欢迎。子曰： “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刚、毅、木讷的人在今日社会是混不下去的。而孔子不喜欢的人在今日社会大多左右逢源。子曰： “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试看今日各行各业，巧言令色者往往能得心应手、无往不利。 GDP与“狗的屁”
     中国军方人士戴旭说： 不能转化成国防力的GDP是“狗的屁”。中国清代的GDP不比欧洲低，但结果被欧洲列强打得丢盔弃甲。如今，我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可其中能转化为国防力的比例过低。GDP增长如果总靠制造衬衫、运动鞋一类的技术支撑，GDP如何能转换成国防力？我们拿一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波音747飞机。人家制造波音飞机的技术很容易转化为国防力。
     戴旭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弱点。
     我们也可由此反思人类文明的前途。现代文明是由欧美主导的工业文明。这种文明就是追求征服力的扩张的文明。在殖民主义时期，欧美列强通过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及对其领土的占领，掠夺资源和劳动力。他们同时通过发展征服性技术，不断提高征服自然的力量。比较中国传统的农耕技术和现代的巨型挖土机，不难看出现代技术对大地的征服力提高了多少倍，更不用提现代爆炸技术对大地的征服。征服自然的技术和GDP是很容易转化成国防力的，因为都是征服力，即征服、控制或毁灭特定对象的力量。
     然而，欧美引领的现代工业文明是自杀性的至刚文明。它经300多年的发展而达于鼎盛，它所激发和蓄积的征服力已足以毁灭全人类和地球。从军事上看，它所拥有的武力(原子弹、氢弹等)绝不能全力使出，一旦全力使出，人类便遭灭绝。乐观的现代性思想家认为，现代人不至于愚蠢到要发动核战争的地步，他们能在经济理性的指引之下，通过商业贸易而互惠共生。然而，现代工业文明框架中的人际互惠的商业发展同样会毁灭地球、毁灭人类，更别提在现代性框架内很难把国际关系限定在互惠共存的和平限度内。如果说“核战争”是人类的激烈的、快速的自杀，则现代性的商业发展(以物质财富增长为根本目标)就是人类的慢性自杀。事实证明，以无止境地追求征服力为特征的至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
     据说，1988年年初，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发表宣言： “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从孔子那儿重新寻找智慧。”不管是否真有这么一个宣言，这句话都是对的。当文明之刚已达极易自毁的地步时，就必须谋求柔性的发展。中华传统文明就是典型的柔性文明，是人文化成的文明。儒、道、释三家都包含柔性智慧，道家贵柔守雌的思想则是柔性智慧的很好。从现代性的视角看，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和技术有其致命弱点――不能有效地转化成军事力量，正因为如此，汉民族才曾被剽悍的游牧民族所征服，近代又曾备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但它也有其优点，那就是可持续性。一个绵延5000多年且于19世纪末达到4亿人口的文明，是个文明奇迹！
     迫于国际斗争压力，中国不能不调整自己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能提升国防力的经济。但以追求征服力为根本目的的国际竞争和斗争，会导致人类的灭亡！是继续现代性的斗争和竞争，还是回到孔子那儿？这是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选择！
     只有“狗的屁”，一个国家会灭亡； 进行能有效转化成军事力量的GDP增长的国际竞争，则会让全人类灭亡！
     有超时代的思想家吗？
     逻辑主义设定，世界虽然是运动、变化的，甚至是发展的，但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且世界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是永恒不变的。人类凭其理性可以认知规律。如牛顿揭示了物理世界的规律，达尔文揭示了生物进化的规律。
     然而，逻辑主义是大可质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主义实际上仍然继承了柏拉图的本质与现象的二分，即认为变化的只是现象，决定现象变化的规律(形式)却是永恒不变的。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就是本质主义的思想，即认为经验世界中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变化的，但决定着任何事物的存在的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这永恒不变的东西也就是本质。人类可凭其理性而把握各种事物的本质。但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科学、科学史和哲学研究成果已推翻了本质主义和逻辑主义。
     后期维特根斯坦是反本质主义的，库恩是反逻辑主义的，普特南和罗蒂都是反本质主义的，科学家中的普利高津是反本质主义的……
     如果本质主义和逻辑主义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可以成为超时代的思想家。所有思想家的思想都受其时代的，没有哪位思想家的思想是永恒的真理。
     逻辑主义者总奢望确立一个绝对真理的整体框架，这个整体框架是个逻辑体系，甚至是个公理体系。搭起这个整体框架的逻辑起点是选准(也许要诉诸天才的直觉)基本公理(基本原理)。有了这个绝对真理的整体框架，真理就会持续不断地向这个整体框架汇聚，在这个框架内积累，这种汇聚和积累过程也许永远都不会终结，但将日趋完备。逻辑实证主义“统一科学”的努力就是逻辑主义的努力。
     新科学和新哲学都表明，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是具有创造性的，大自然的全部奥秘绝不是人类理性所能把握的，因为大自然不是迄今为止的物理学所界定的物理实在的总和，人类绝对不可能用任何一个逻辑体系或数学体系尽收大自然的一切奥秘。人类永远都是大自然中的一个有限部分，人类历史不过是自然演化的一个阶段。所以没有任何思想家能够一劳永逸地确立起一个让真理在其中不断汇聚、积累的整体框架。人类任何思想都是历史性的，任何思想家的思想都只部分地代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没有什么超时代的思想家。
     感恩与惊喜
     荷马笔下的希腊人相信，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某一位神的作用，人不可能独立完成任何事情。一个人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之后，恰当的表现(反应)是感恩和惊喜。DREYFUS H,KELLY S D.All Things Shining: Reading the Western Classics to Find Meaning in a Secular Age［M］.Free Press.2011: 76？77.这种人生态度与现代性培养的人生态度截然不同。
     现代性设定，每个人都是自主的主体，他所取得的成就来源于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当然也取决于和他人的合作，但与人类之外的任何存在者决然没有关系。现实中的许多人或许能意识到自我的脆弱，明白自己并非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人生追求的成败得失常常取决于运气。正如有一首歌唱道：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但现代人相信，运气不是由人类之外的存在者(上帝、诸神、鬼怪、精灵)决定的。个人成败的外在决定因素是他人和社会，而人类成败的决定因素只是人类自身。例如，美国宇航局发射航天飞机失败，就只能怨科学家们考虑得不够周全或某些操作失误。
     其实，人类作为一个类也永远受制于命运，即永远也摆脱不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纠缠。科学主义或独断理性主义设定，科学可按其内在逻辑确定不移地进步，科技每前进一步，世界之不可控领域就后退一步。这是现代性教给众人的最荒诞的神话。实际上，无论科技如何进步，人类之所知相对自然之隐藏的奥秘都只是沧海一粟，人类的控制力相对于自然的无限创造力都是极其渺小的。摒弃了现代性的神话，我们才会明白，永远都应该敬畏自然。
     如果我们对自然充满敬畏之情，那么就会明白，古人并不比我们愚蠢。我们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出于某种幸运，而非接近出于我们自己的理性计算和自我行动，我们的幸运不仅与他人和社会有关，更与自然有关。正因为如此，取得成就以后，应该感恩，应该感到惊喜――不是现代人的那种狂妄的惊喜，而是感恩于上天(对大自然的另一种称呼)的谦恭的惊喜。就人类的集体活动而言，有此体认和态度更为重要。 聪明与运气
     在太湖文化论坛上，厉以宁说： 小富靠勤奋，中富靠运气，大富靠智慧。我以为不全对。中富或可靠“智慧”，大富则靠运气。经济学家讲的“智慧”通常只是小聪明(经济学的计算或特定交易情境中的机智)，与老庄等哲人的智慧不可同日而语。
     全力拥抱现代性的学者们以为人的聪明(科技)可以决定一切。实则大谬！稍谦虚一点的表达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即能否大富，只有三分靠运气，七分靠个人的打拼，商场中的打拼当然主要靠聪明。
     现代人偏爱定量表达，他们认为连人为和天定的比例都可以准确表达，此乃现代人特有的狂妄。其实，我们做成的每一件事都与运气有关，谁能弄清几分是天定的，几分是人为的？
     17―19世纪的科学是决定论的，牛顿物理学是决定论的，如给定初始条件，可准确预测一个质点在任何时刻的位置和速度。可牛顿物理学简化了现实的经验世界。现代人的狂妄与这种决定论(可参见拉普拉斯的经典表达)有关。
     我们现在必须相信，只能对理想化的、假想的系统做绝对准确的预测(计算)。对经验世界中真实事物(复杂事物)的预测从来都不可能是绝对准确的，总是有误差的。人类用强大的工具系统和技术手段对自然事物的干预、控制、改造从来都不可能是接近贴合人意和接近符合预先计划的，总会出现预料不到的后果。这预料不到的、也无法预料的事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运气。
     做生意更不免如此。经济学家以为有商人的所谓智慧即可大富，其实不然，每个大富的商人都因为运气好才成为大富。
     顺便指出，商人的大富不值得羡慕，像大卫？梭罗那样的精神富有才值得羡慕。
     地球是人类永远的家，抑或只是人类的摇篮？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自生态危机日益凸显以来，许多人这样说。但大科学家戚发轫说： “为什么要搞载人航天，我想引用三句话。第一句话是100多年前的一位俄罗斯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说的：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会永远躺在摇篮里。它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首先小心翼翼地穿过大气层，最终要征服整个太阳系。’这句话代表了科学家的预见……”
     这就是生态主义者与科学主义者之间的对立。生态主义者谦卑地承认，我们依赖于地球，地球是我们永远的家，人类应该尽优选的努力去保护地球。而科学主义者狂妄地宣称，人类“最终要征服整个太阳系”，要争取在宇宙中为所欲为。
     如果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追求幸福的、有意义的生活，那么我们会发现，生态主义才是正确的选择。为能过幸福的、有意义的生活，人类根本无须征服太阳系，保护好地球才是最经济、最明智的选择。
     如果大家都信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话，一些航天科学家自然兴高采烈，因为他们会获得巨额的科研经费。但如果那些钱花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上，老百姓就更容易受益。
     世界在何种意义上是统一的？
     2011年12月10―11日，在第六届全国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上，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韩增禄教授发言： “有名物理学家普朗克说： ‘学科划分不是自然界本身的需要，而是人类认知局限性的表现。’”我觉得此言甚好，便专门查了文献。李亚宁和吴维民在《科学整体化： 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一文(载《软科学》1998年第1期)中写道：
     德国有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在他的《世界物理图景的统一性》一书中写道： “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破的链条。”(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 1981年第3期，第3页)
     20世纪的许多物理学家都持这种关于世界和科学统一性的观点，逻辑经验主义者如是，大名鼎鼎的洪谦先生亦如是。
     把世界的统一性理解为存在论意义上的统一性是好的，但又不容易说清这种意义的统一性。大约只能说，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甚至无限的系统，万物皆在同一个世界上，万物皆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在这个世界上，你绝不可能只做一件事，即，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会牵扯到其他事物……但物理学家更追求科学的统一性，而科学统一性可用逻辑一致性加以定义，即科学统一性容易被理解为对世界秩序之表征的逻辑一致性。于是，科学家对科学统一性的追求就表现为对世界的逻辑主义强求： 世界的全部奥秘或世界的总体秩序就是一个内在一致的(统一的)数学体系，世界的统一性就是逻辑一致性。这就十分荒谬了。科学本身从来就没有达到逻辑上的统一性，断言世界总体秩序具有逻辑统一性便否定了世界的生生不息。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死逻辑(数学)把握不了活自然。
     我们也可以说生活世界是整体性的、复杂的，越分越细的学科、专业、职业却把我们的整体性生活肢解了，使我们失去了洞悉生活世界的智慧。固守任何一个学科看待生活，都可能导致愚蠢的片面性。你若真的追求生活智慧，就绝不能拘泥于学科的畛域。
     天真与优游
     那则童话――《皇帝的新装》――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失去天真的成年人常常看不到事情的真相，因而表现得十分愚蠢。
     2012年3月11―12日，我参加在大连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论坛，结识了来自耶鲁大学的约翰？格瑞姆(John Grim)和玛丽？伊芙琳？塔克(Mary Evelyn Tucker)。他们是夫妻。11日下午，他们为与会者放映了一部科教片《宇宙的旅程――宇宙、地球和人类变化的史诗故事》。该影片把宇宙、地球和人类的历史描述为不断创化的过程(类似于一个生命过程)。这与普利高津的自然观不谋而合。大家看完影片后，约翰？格瑞姆又对这个“史诗故事”做了一次说明。他的说明的一个关键词是“天真”(innocence)。前现代人是天真的，他们相信自然是神秘的，甚至认为，自然中有许多精灵鬼怪，这是人类的“第一次天真”(the first innocence)。启蒙以现代科学(以牛顿物理学和达尔文进化论为典范)之火，点燃了人类的“自然之光”(理性)，祛除了世界的神秘性。在现代人的眼中，自然(或世界)只是物理实在的总和，科学能用数学建模的方法逐渐把握自然的所有奥秘或总体秩序，故自然无任何神秘性可言。然而，后现代科学(或许该以生态学、复杂性理论、耗散结构论，以及现代宇宙学为典范)又重述了一个接近不同的宇宙创化史，它让我们重新意识到宇宙的伟大和神秘，仿佛我们又回到了人类幼年的天真，这便是人类的“第二次天真”(the second innocence)。我想，人类有了“第二次天真”才会重新敬畏自然，从而安于天命地生活在地球上。
     约翰发言的另一个关键词是“优游”(play)或“嬉戏”。他说，人是嬉戏的动物，但人只有在不失天真且觉得安全时才能尽情嬉戏。可是现代文明既让许多人失去了天真，滋生了愚蠢的骄傲和贪婪，又把地球糟蹋得极不安全，于是人既失去了嬉戏的内在天性，又失去了嬉戏的外部条件。
     我想，我们须看破现代性目标的虚妄，放下现代制度标识和彰显的功名利禄，漠视现代制度设置的尊贵等级，才能重新找回自己的天真。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找回了自己的天真，我们就能大大减轻人类对地球的生态压力，这样，地球或许会较为安全。
     优游于世的天真者，才能诗意地栖居于大地。 天真地看待自己及周遭的事物
     伯格森说： 哲学不是体系建构，而是一种一劳永逸的决断，一旦做出了这种决断，即可天真地看待自己及周遭的事物。
     我们一出生便置身于一定的文化之中，我们遭遇的文化日益熏染着我们，使我们逐渐失去天真，使我们逐渐认同了文化内蕴的价值(包括对人生意义的定义、理解或解释)。今天出生的人们，生活在一种高度商业化的文化之中，从咿呀学语开始，就会逐渐地、自觉不自觉地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赚钱、消费、拥有难得之货(iPhone、汽车、游艇等)。其实，人生的真谛不是这些。哲学能教会我们反思，使我们能看透文化所携带的某些意义的虚假，教会我们去创造新的人生意义和生活方式(当然也只能在文化共同体中进行创造)。
     当你有了哲学智慧之后，你会发现，不必像现代多数人那样活着，活得那么累，那么紧张，那么虚伪，那么尔虞我诈，不必占有那么多的财富，不必羡慕别人有你没有的难得之货。你会轻松百倍，重获天真。
     “我和谁都不争”
     网上流行的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离职演讲引用了杨绛翻译的英国诗人兰德的诗：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我觉得这首诗写得极有境界，诗人深得中国道家思想的精髓。
     读完徐斌(由演讲看，徐先生也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离职演讲，又找来了杨？(可能是杨绛的笔名)的文章《我和谁都不争》。杨？写道：
     此诗系兰德75岁时所写，是看透世事之后的平静自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诗人爬满皱纹的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一双已有些浑浊的眼眸，闪烁着智者清澈的光芒。宇宙浩瀚，人世间无谓的纷争何其渺小，争吧，争吧，日月星辰、江河湖海，都在那儿发笑呢！
     兰德怀揣一颗率真、达观之心，在温暖的生命之火边，一直坐到89岁。
     和谁都不争，似乎与庄子的“无为”思想有相似之处，不是不为，而是不妄为、不乱为，兰德不屑于没有意义的争执，却不会放弃他所钟情的大自然与艺术。和谁都不争，并非弱者的表现，一个内心不够强大的人，绝无这样的气魄。 如老子、庄子、梭罗、兰德般内心强大而又自信的人，不屑于与任何人争世人以为稀缺、珍贵的任何东西，他们只追求自己认定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吉州青原惟信禅师上堂：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有人缁素得出，许汝亲见老僧。”
     《五灯会元》宋刻本卷十七，第626页。
     联系伯格森论哲学的一段话理解惟信禅师的这段话会别有会心处。伯格森说： 哲学不是体系建构，而是一种一劳永逸的决断，一旦做出了这种决断，即可天真地看待自己及周遭的事物。
     当代哲学很清楚地表明： 人只能通过特定成见(认知结构、认知框架、理解结构)去感知、认知、理解周围的事物(包括各种文本)。老子认为，“沌沌兮，如婴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