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经济课

知名学者张宏杰继畅销书《曾国藩传》后重磅力作，经济版《曾国藩传》。曾国藩的一生，起点极低而抵达的高度极高。他从笨人到圣人，经历五次耻辱，在步步升级、脱胎换骨的持续奋斗过程中，有着怎样独特的经济生活？
他怎样筹集学费、赶考路费和进京做官的经费？
他做京官期间为什么会欠下巨债？开销都花在了哪里？
他一生总收入是多少？哪些来自工资收入，哪些来自灰色收入？
湘军创业的财政密码何在？他做了怎样的制度设计？
他为什么要给户部行贿八万两？
他如何处理官场上复杂的人情世故？
他立志学做圣人，为什么却又不愿意成为海瑞式的清官？
本书首次解读曾国藩的私人账簿和湘军创业的财政密码，详解“最后一个圣人”的收入与支出。从经济角度描摹出曾国藩持续奋斗的升级之道，最终他通过不懈的个人努力，从一个天资平庸的普通人成长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完成人生逆袭。
这既是一部曾国藩的个人生活史，也是一部晚清政治、社会史。不仅是全面了解曾国藩，也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政治运转规律的推荐阅读之作。

张宏杰，1972年出生。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著有《曾国藩传》《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自序：为什么要研究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
自序二
第一章长途拜客“打秋风”：曾国藩筹集“进京资本”
第一节从普通百姓到官宦之家
第二节为入京而“集资”
第二章京官曾国藩的衣食住行
第一节京官生活的开始
第二节翰林曾国藩的工资条
第三节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
第四节京官弥补亏空的渠道
第五节理学磨砺与曾国藩“保持清节”的关系
第三章四川所获的“巨额灰色收入”和京官后期生活
第一节从曾国藩看清代乡试主考的收入与支出
第二节回不起家的“副部长”
第三节欠下巨债，告别京师
第四章清代京官群体的生活状况
第一节京官之穷是大清帝国的常识
第二节那桐：京官中的巨富
第三节刘光第：刻骨的清贫
第四节李慈铭：穷并奢侈着
第五章湘乡曾氏的乡绅生活
第一节乡绅家庭的社交簿
第二节老秀才曾麟书左右湘乡政局
第三节曾国潢的发财之道
第四节曾国藩对曾国潢的约束
第六章“不要钱”的“大帅”
第一节晚清军营的腐败
第二节曾国藩的厚饷政策
第三节曾国藩湘军时期的经济生活
第七章曾国荃的贪婪和收获
第一节从眼里揉不得沙子到闭一只眼
第二节曾国荃的贪婪与收获
第三节曾国荃在天京到底收获了多少？
第四节诸将皆富，大帅独贫
第八章清代督抚的收支结构
第一节两江总督的权力和职掌
第二节总督的合法收入与支出
第三节陋规的性质和边界
第九章整顿官风与裁撤陋规
第一节两江总督的新作风
第二节管理身边工作人员
第三节赋税改革与裁撤陋规
第四节清除劣员，整顿官风
第十章既清又浊的总督生涯
第一节总督的生活水平和对家人的约束
第二节清与浊：总督生活的具体支出
第三节小金库的资金来源
第十一章晚清督抚群体的经济生活概况
第一节晚清督抚的三种类型
第二节李鸿章的财富
第三节左宗棠的经济生活
第十二章曾国荃的乡绅生活和湘乡曾氏的最终规模
第一节曾国荃的乡绅生活和经济实力
第二节曾国藩对两位弟弟的约束和劝诫
第三节曾氏十堂
第四节曾国藩的晚年生活及身后事
结论
第一节清代京官收支的畸形结构
第二节传统俸禄体系的“补丁机制”
第三节廉政建设的几块基石
第四节曾国藩为什么不做海瑞
第五节湘乡曾氏家族的代表性
附录一：戴逸推荐
附录二：葛剑雄推荐
附录三：后记

    一典型的“平头百姓”
     湘乡曾氏家族本来是非常典型的“平头百姓”。曾国藩曾说：“吾曾氏家世微薄……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也就是说，从元明到晚清五六百年，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
     确实，查阅《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从南宋年间那个可疑的“宋翰林院学士曾仕珪”往下，到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为止的二十二代间，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
     直到清道光十二年（1832），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才取得突破，成为曾氏家族第一个秀才，曾家才脱离平头百姓行列，进入“绅士阶层”，不过属于“下层绅士”。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又考中了进士，曾氏家族也由此跨过了“上层绅士”阶层的门槛。此后，曾国藩在官场上不断升迁，他的兄弟曾国荃以军功崛起，曾氏家族上升为“豪门巨族”，登上传统社会金字塔的很好。从这个角度来说，曾国藩家族是研究清代社会垂直流动的一个很好的样板。
     二中个秀才不容易
     在传统时代，平头百姓要想爬上士绅阶层，并不比骆驼穿过针眼容易。明清两代士绅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在最多的时候也不过百分之一左右。
     平民百姓想要改换门庭，最主要的途径当然就是科举。然而传统时代科举的录取率极低，大力度优惠一级功名秀才（即“生员”）的录取率不过1%左右，至于举人、进士功名，当然更是难上加难。何炳棣说，以明代1393年为例，“进士只占总人口的
     0.000055，而在清代1844年，则占0.000048”。也就是说，进士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平均不过十万分之五左右。
     因此，由布衣而入仕，通常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业，往往需要好几代人进行接力。宗韵在《阶层与流动：明初农户入仕案例分析》一文中，对明代二十个家族的奋斗史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明初普通农民家庭攀升为官宦之家，平均需要四代到五代人，花13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
     在这个漫长的奋斗过程中，通常有两个必须通过的关口。第一，奋斗的起点往往是这个家族从中农以下变成富农或者地主，也就是经济地位要有一次上升。第二，有一代人获得秀才这个低级功名，后代才有可能中进士。
     为什么要经过这两个关口呢？首先，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供孩子读书。虽然中国科举制度最令人称道之处就是它的公平性，然而这种公平性是受到经济条件的极大制约的。潘光旦、费孝通分析了清朝从康熙到宣统年间的915份朱墨卷，得出的结论是，科举制看似公平，但是实际上对城镇居民、有产之家庭更为有利。张仲礼也认为科举制实际上更有利于有财富权势者。因为供孩子读书、参加考试，特别是乡试以上级别的考试，是要花很多钱的。参加乡试，需要在省城住店或者租房，“而此时房租又颇昂贵，非一般贫寒子弟所堪承受。而参加会试，更是所费不赀。有些离京城较远的省份，第二年三月的会试，在前一年十二月初就准备上京。旅途劳顿之苦，旅费之巨，不难想见”。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河南拔贡王锡彤由汲县赴北京参加朝考。河南离北京并不算远，然而往返路费还是花掉了约50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