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南开

 

《周恩来与南开》是“南开故事丛书·第一辑”之一 ，讲述了周恩来的故事。 《周恩来与南开》包括了《周总理在职工食堂》、《周恩来总理在南 开大学作报告》、《幸福的回忆巨大的歌舞——记周总理1959年视察南开 大学图书馆》、《周恩来与喻传鉴的师生情谊》等故事。

薛进文，男，汉族，山西大同人，1956年2月出生，198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8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曾当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98年6月当选为天津市第十届政协委员；2002年4月当选为天津市第八届市委委员。曾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悠悠赤子心 拳拳南开情
——周恩来与南开纪略 梁吉生
周恩来与天津南开中学
关于学习周恩来中学时代学习精神的决定 中共南开中学支部委员会
周恩来——南开优选的学生 张希陆
青春回放一走进周恩来青年时代 梁吉生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的学习与生活 张鸿诰
回忆周总理在南开中学校 张轮远
周恩来学生时代的体育活动 鄂瑶
周恩来与敬业乐群会 张绍祖
周恩来与《敬业学报》 廖永武
周恩来与南开《校风》 廖永武
回忆周恩来同志在南开学校的新剧活动 黄钰生
回忆周总理在南开与师生创演新剧纪略 张轮远
周恩来青年史页
——到南郊高庄李氏小学度假编剧 周汝昌
严修后人忆念周恩来 王庆民
周恩来与常策欧的友谊 常卓超 常竞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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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赤子心拳拳南开情 ——周恩来与南开纪略 在南开大学马蹄湖中心岛上，青松翠柏掩映下有一通硕大的白色大理石纪念碑。碑左上方镶嵌着镀金周恩来头像，正面镌刻着周恩来手迹——“我是爱南开的”。这六个镏金大字，犹如一部编年史，记载着周恩来对南开母校的眷眷情怀。而今碑迩人遐，暮云春树，引起南开人无尽的思念。 周恩来总理在1913年暑期考入南开中学，人己三班（后改丁二班）。那时他的伯母住在天津河北区元纬路元吉里2号，生活拮据，所以周恩来上学时经济很不宽裕。他住在学校里，只有星期日才回到伯母那里。周恩来在学校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又很有社会活动能力，刚刚过了一个学期，他这方面的才能就显露出来。1914年3月，他与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创办敬业乐群会，并当选为智育部部长。暑假又当选为暑期乐群会会计。他主编会刊《敬业》，又参加新剧演出，扮演女角，在南开学校十周年纪念演出中饰烧香妇，“牺牲色相，粉墨登场，倾倒全座”。南开新剧团成立时，周恩来担任了布景部副部长。对于这样一个学生，不能不在张伯苓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很赏识、关怀周恩来。他免去了周恩来的学费、书费、宿费，让周恩来业余帮助学校做些抄写、刻字的杂事。张伯苓一再地说：“周恩来是南开优选的学生。” 1915年7月，学校成立暑期乐群会，校长张伯苓是名誉总干事，周恩来任总干事，负责全校暑期活动。1916年暑期，张伯苓率南开新剧团到津郊高庄编写新剧，只挑选四名学生，其中就有周恩来。新剧团在高庄借宿李氏小学，每天搔首构思，累了，张伯苓给大家讲趣语笑话，再不就是“旅行数里之外，或泛舟河渠之中，或观学校，或观稻田，又或促膝谈心”。有时，周恩来还与校长一起观剧。如1917年4月6日，周恩来就曾与严范孙、张伯苓、林墨青、梁漱溟等观看志德社演出《一元钱》剧。5月底，当张伯苓作为中国体育总领队（内有南开七名选手）参加在日本举行的远东运动会回到天津时，南开中学组织了全校师生大会欢迎张伯苓和南开运动员，周恩来作为大会主席致欢迎辞。1917年6月26日周恩来中学毕业，南开学校举行第十届毕业典礼。张伯苓和徐世昌、陈独秀等来宾坐在主席台上。周恩来代表毕业同学讲话，徐世昌颁发毕业证书，周恩来还获得“国文很好奖”金质奖章。 四年的中学生活结束了。周恩来开始为自己的进一步求学奔忙。张伯苓也决心进一步深造。8月8日，他由津启程到上海，乘天祥丸日船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9月，周恩来抱着“邃密群科济世穷”的理想东渡日本留学。周恩来到日本后，与南开留日同学一起住在东京牛込区鹤卷町141番，名日新中学舍。他们不用仆役，·t炊爨及杂事，皆学生自为之”。1918年12月14日，严范孙、张伯苓由美国回国途经日本时，张伯苓还曾去新中学舍看望周恩来等南开同学，并与他们聚餐、合影。 深厚的师生情谊，优良的南开校风，使周恩来一直对南开念念不忘。周恩来投身革命以后，多次谈到张伯苓校长，谈到南开对他的培养。1957年他陪波兰政府代表团访问天津，在全市高等学校欢迎会上讲话时说：“我每次来至天津，总是告诉我过去的师友说：我还是感谢南开中学给我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使我有可能寻求新的知识，接触新的知识。”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一年多，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他接触了新思潮。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实践，促进了他思想的转变，他开始用新的宇宙观观察中国和世界问题。周恩来对于南开教育，对于张伯苓校长虽然一如既往地热爱和敬重，但新的觉悟也使他有了新的认识。他不赞成张伯苓当时为办南开大学向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如曹汝霖、梁士诒、周自齐辈乞援，反对拉曹汝霖、杨以德之流充任校董。1919年5月他在给南开留日同学会的信中公开批评张伯苓的上述做法，说“校长近来人心大变，总是拿中国式政治手腕办教育”。他还尖锐提出南开教育的弊端。他说：t。从中学二年级起，耳朵里不大听中国话了。除开国文还有一个先生讲中国话外，英文、代数、三角、几何、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都是用英文教，用英国的教本，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科学的术语，要我说成中国名字，我还说不出来。把一个青年搞成这个样，还有什么办法跟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呢？”此后，张伯苓通过对美国教育的考察，也深深感到南开教育需要革新。他积极创办大学也意在摸索中国教育的道路。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张伯苓准予周恩来免试人文科（学号62号）。当时张伯苓提出，教育目的不能仅在个人，在谋社会进步。教育要尚实勿虚，联系实际，注重科学教育，“按科学方法教之作事”。他亲自拟定改革草案和宣言书。12月，张伯苓委托周恩来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师生宣布改革大纲。这是周恩来作为南开大学学生参加的张伯苓主持的教育改革活动。 但是，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深入发展的爱国运动，周恩来没有来得及协助校长开展具体工作。1920年1月29日，为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