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车站:布拉金斯基.梁赞诺夫名作集

《两个人的车站：布拉金斯基、梁赞诺夫名作集》收录了布拉金斯基与梁赞诺夫合著的剧本小说《两个人的车站》《命运的捉弄，或蒸得舒服……》，以及戏剧剧本《办公室的故事》《车库》。

童道明，生于1937年，江苏省张家港市人，现居北京。有名戏剧评论家、剧作家、翻译家，也是契诃夫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论文集《他山集》，专著《戏剧笔记》《我爱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散文随笔集《惜别樱桃园》《俄罗斯回声》等，戏剧创作包括《赛纳河少女的面模》《我是海鸥》《秋天的忧郁》，其译著包括《梅耶荷德谈话录》《海鸥》《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

两个人的车站
命运的捉弄，或蒸得舒服……
办公室的故事
车 库
梁赞诺夫的生平与创作
《办公室的故事》译后记

    我们这部电影的情节是从一个不太令人愉悦的地方，也就是关押刑事犯的劳改营里开始的，希望这不会吓到读者。无人能预知自己的未来，就像一则谚语所说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这是一个风雪交加的严冬夜晚。探照灯把平坦空旷的操场照得通亮，这里正在对被改造者也就是犯人进行晚点名。值班的军官们在列队前逐个清点人数，而后每名值班军官向长官报告：
     “清点完毕！没有非法未到者。”
     “带回营房！”长官发号施令。
     “是！带回营房！’’值班军官像回声一般接受命令。
     “里亚比宁，留下！”长官命令。
     一名值班军官立即重复命令：
     “里亚比宁，留下！”
     犯人们列队向营房的方向前进，操场上只留下一个孤单的身影。他瑟缩不安，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人分为两类，也就是看守者和被看守者。我们要讲述的故事的主人公普拉东？谢尔盖耶维奇？里亚比宁，很遗憾，属于第二类，虽然他看起来接近不像罪犯。这是一个温和、腼腆的男人，四十出头。从他那副忠厚质朴、对人充满信赖的面孔就能看出来，他干不出不体面的事儿。这种人既不会有什么事业上的成就，也不会触犯法律。
     “里亚比宁，过来！”长官召唤他。
     普拉东遵照命令跑了过来。长官通知他：“告诉您一件高兴的事――您的妻子来了！”
     但是犯人接近没有一点儿高兴的样子：
     “她来干什么？”
     “当然是想要见您了……”
     “我没叫她来！”普拉东脱口而出，“我不想见她！”
     “您这是怎么了？”长官惊讶道，“为了见您，她可是先坐了七百公里的火车，又坐了两个小时的飞机，还在卡车上颠簸了一天一夜才到这儿的。”
     “随便她怎么样！我不见她！”犯人居然反抗起来了。
     “为了你们……我……”长官生气了，“她没有必要的文件。但她那么求我……真是无法拒绝她。”
     “什么――求您？她？我不明白……”普拉东不悦地说。
     “这个您自己去跟她弄清楚吧！拿着通行证！没人押送！您可以单独出去，我相信您……”
     “去哪儿找她？”普拉东一副可怜的样子。
     “她在村子里租了间房子。这是地址。为了公私兼顾，顺便去一下伊万？格拉西莫维奇的作坊，把拿去修理的手风琴取回来！您不是个音乐家嘛――检查一下，看看修理得怎么样！”
     “是！”普拉东沮丧地同意。他可以拒绝去见妻子，却无权拒绝去取手风琴。
     “我的科利亚怎么样？有长进吗？”长官突然问。
     “是个有天分的男孩。如果能把他送到音乐学校就更好了。”
     “等在您这儿学完，”长官开玩笑道，“我就要调去一个有音乐学校的城市。”而后，长官又做出一副严肃和正式的样子：“记住，里亚比宁，通行证到明天早点名之前有效。8点之前一定要归队。回来晚了要以逃跑论处。去吧！”
     在外面的岗哨，也就是门卫室，警卫员严格地搜查了里亚比宁的全身。
     “村子离这儿远吗？”普拉东问。
     “不远，”警卫员搜查着普拉东脱下来的棉靴，看里面是不是藏有违禁品，“九到十公里吧。回来的时候不要带酒啊，刀啊，钱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没收的。”
     “早知道了。”普拉东穿上棉靴嘟囔着。
     “好了，”警卫员严肃地说，并拉开了沉重的门闩，“你的通行证到明早8点。下刀子也得回来！晚了以逃跑论处。要加刑的！去吧！”
     门开了，普拉东获得了失去已久的自由。
     劳改营就像通常的那样，操场中设有几个嘹望台，四周竖起高高的严密的围墙。它的周围没有任何建筑。从大门口轧出一条通向外面世界的道路，路两旁孤零零地竖立着一根根电线杆。
     普拉东迎着风雪艰难地蹒跚而行。他才走了几步便停下来，站了一会儿，然后毅然转身，急忙往回走。他不断地敲岗哨的门。
     警卫员微微打开了小窗：
     “你忘记什么了？”
     “让我回去吧！”
     “任务完成了？”
     “什么任务？”普拉东不明白。
     “手风琴取回来了？”
     “放我出去是去见妻子的。”
     “通行证里可一点儿也没提到见妻子！”警卫员砰的一声关上了气窗。
     普拉东别无选择，只能走进黑暗与寒冷中。但他先摘下了别在棉袄上的绿色姓名牌，把它藏到了兜里，为的是多少体验一下自由的感觉。
     普拉东走在覆盖着厚厚积雪的荒凉的路上，回想起了……路途遥远，天寒地冻，但那漫长的回忆温暖着普拉东的心。
     普拉东回想起了那个夏日的一天，他和许多乘客一起坐上了“莫斯科一阿拉木图”特快列车。列车慢慢地停靠在扎斯图平斯克的站台上。
     身材匀称、文质彬彬的里亚比宁与其他乘客一起冲向站台，他穿着考究的西装，手里拿着公文包，在这个陌生城市的站台上向着未知的命运前进，而这一切就发生在车站餐厅里。
     这些一窝蜂奔向车站餐厅的乘客是想在短暂的停车时间里吃个午饭。仔细想想，这对于餐厅来说是多大的灾难啊！这群饥饿的旅行者像蝗虫一样扑向摆好了套餐的桌子。这种套餐不需要现点任何菜和酒水，对餐厅完成营业额没有任何帮助。此外，经常有一些贪小便宜的人不交钱就溜走，因为他们知道哪个服务员也追不上火车。
     但是我们家乡的餐厅也不是好惹的。他们在喂饱旅客的同时也做好了防范工作，更直接一点儿说就是――准确地算好就餐时间，使旅客因为火车的离开而无法投诉。
     两排长餐桌上摆着一份份装在铝盆里的红菜汤和已经放凉了的灰不溜秋的肉饼。普拉东？谢尔盖耶维奇也走进这家餐厅，找到一个空位坐下。他微微掀开一个小盆的盖子，瞧了一眼红菜汤，又打量了一下肉饼，并没有开始吃。周围的旅客都在狼吞虎咽地吃着，并且总是叫住女服务员薇拉――一个瘦瘦的三十多岁的女人。她那可爱的，但是已经历经生活磨难的脸上闪烁着一双勇敢无畏的大眼睛。
     “中午好，同志！用餐愉快！”薇拉以职业口吻招呼客人。
     “姑娘，能过来一下吗？”
     “姑娘，请过来一下。”普拉东说。
     “姑娘，能来一瓶矿泉水吗？”
     “矿泉水没有！”薇拉像机器人一样回答道。
     “姑娘，能过来一下吗……”普拉东又叫了一次。
     “要是有个蔬菜沙拉就好了。”一位旅客说。
     “套餐里不含沙拉。”薇拉以官腔应答。
     “姑娘，给我上点儿有营养的菜吧。”饥饿的普拉东又一次说。
     “您是从哪儿来的？”薇拉真诚地感到惊奇。
     “从火车上！”普拉东指了指窗户。
     “您难道有溃疡？”薇拉问，并对另一位旅客说，“一卢布二十戈比，正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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