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中国现代史，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具有深远意义的标志性遗产？不管以何种标准为依据，在曾经是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这样的标志性遗产至少就有两处： 一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一为中山陵。如果说前者是民国历史“记录”的集大成者，主要吸引着历史学者的目光；那么后者可谓现代中国集体“记忆”的重要维系点，凝聚了上至国家层面、下至寻常百姓的关注，历经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的剧烈变迁，始终是公共生活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学术界以往的中华民国（国民党）统治史研究，多从组织史、制度史的角度切入，对于党/国权力体系的刚性建制及其生成、演变过程揭示颇详。这方面成就最明显的是王奇生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相比之下，党/国权力的柔性运行机制，也就是党/国政治权威如何借助于政治仪式、象征符号等途径来建构和运行，依然有待于更多的深入研究。沈艾娣的著作《共和国民的塑造： 中国的政治典礼及符号，1912—1929》（H.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2-192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体现了这种思路。如同书名所示，该书的研究时段侧重于北洋时期。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政治文化与北洋时期既有联系，更有区别，值得进一步探讨。孙中山的陵墓、葬礼和身后形象建构问题，即属于后一种情况。本书着重考察孙中山逝世后的葬事操办和中山陵作为一个巨型政治符号的兴起过程，将它与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和“党国”体制建立过程结合起来分析，展现国民党人通过丧葬政治运作来塑造孙中山身后形象、树立新式精神偶像、增进现代国族认同的努力，从而揭示国民党统治时期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变迁过程中一个相对隐晦的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