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谐奇趣到明轩:十七至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拾遗

17-20世纪中西方文化经历了接触、融合、冲突、反复、重构相交替的过程。本书以17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为线索发端，通过对传教士书信、故宫档案文献和近代学术刊物的史料发掘，展现了中西方在绘画、园林等方面的交流实践，记载了从西方传教士参与圆明园谐奇趣兴建到明轩落户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300年来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事件。

段建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历史博士（2006―2012）、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高级访问学者（2009―2010）。现任教于河南工业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方园林史、近代学科史、城市遗产保护及更新。曾参编《陈从周全集》（编委、主编第五卷）、译著《无限之境：法国十七世纪园林及其哲学渊源》《帝都来信：北京皇家园林概览》、专著《从谐奇趣到明轩：十七至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拾遗》等。

序
引言：一个法国传教士的东方传奇
来信：东方的想象
东方来信
开拓者们
异域风情
从马可？波罗到钱伯斯
英中式园林
绘事：中西的汇融
一件贡礼
画家的困惑
郎世宁
马国贤、铜版画与康熙教禁
如意馆的西洋画师们
肖像画
《十骏图》
《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功图》
造园：万园之园
造园
万园之园
蒋友仁、汤执中与韩国英
西洋花园
线画法与通景画
谐奇趣、水法建筑群及其他
园中生活记趣
遥远的注视
发现：近代以来之研究
清代教禁与耶稣会解散
圆明园劫难
唐在复
中国营造学社
汇刊译文与发表
王致诚的遗产
明轩：再次连接东西方的庭园
参考文献
后记

    东方来信
     1743年11月1日（清乾隆八年），正是中国北方的初冬，来到中国已五年余的王致诚已经渐渐适应了北京干冷的冬季。他和同伴们所居住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圆明园近旁的如意馆内。与圆明园中恢弘的宫苑建筑相比，这里虽然简陋，但相对还算舒适。
     这天注定会成为不平凡的一天。已在清宫供职五年多的王致诚，要给远在法国的朋友――达索先生回一封信，以将自己在这里的见闻、感受告诉远方这位对古老的东方帝国充满想象的朋友。在一年多前，他收到了达索先生寄自欧洲的来信，分别写于1742年10月13日和11月2日，问询他在这里的情况。随信寄达的，还有一些手工制作的仿真花卉。
     相比于那些传教开拓者，此时东方帝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通信往来已经较为便利了。那个时代早期的来华耶稣会士，几乎都是以通信的方式，与遥远的故土保持着细若游丝却引人人胜的联系。这些来信构成了欧洲了解世界的窗口，甚至是重要的来源。
     这些来自欧洲各国的传教士，有很多在离开故土后就再也没有回归自己的国家，而是长期居留、生活于其到达的异邦，终老于斯。他们中，有明朝末年即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罗明坚（1543―1579―1588―1607）、利玛窦（1552―1583―1610）、郭居静（1560―1594―1640）、艾儒略（1582―1613―1649）、毕方济（1582―1613―1649）、潘国光（1607―1637―1671）等，也有来自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苏如望（1566―1595―1607）、罗如望（1566―1598―1623）、庞迪我（1571―1599―1610）、费奇规（1571―1603―1649）、阳玛诺（1574―1611―1659）等，还有来自法国的金尼阁（1577―1620―1628）和德国的汤若望（1591―1622―1666）。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教区的传教士们，通过信札的方式，在向欧洲传递音信、请求教会指示、申请物资的同时，也将他们在这个古老东方帝国的游历、见闻和认识传递给欧洲。
     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这些信札扮演了重要的文化信息传递的角色。这些书信不单纯是一种个人信息的传达，在某种意义上，来自遥远东方的（当然，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信札，变成十五世纪以来，欧洲了解东方的重要途径。这些由耶稣会传教士们发自异国的来信，首先在欧洲的教会机构内得以传播，然后又在上层社会的王公贵族、知识分子和新兴资产阶级中间散播开来。
     几乎与这些书信同步，法国开始陆续整理并出版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耶稣会士书信。其中的出版家，就是法国的佩雷？杜赫德。在他1711年接手出版耶稣会士书信之前，《耶稣会士书信集》已经出版了八卷。到了1743年其父亲去世时，已出版至十八卷。
     王致诚在来华之前，就是通过这些卷帙浩繁的书信集来了解中国的。这些来信不仅给了他关于这个国度真实的信息和无限的想象，还启迪他在日后的传教生涯里，也以书信的方式，将自己的见闻告诉给欧洲的朋友。他或许没有想到，他自己于1743年11月1日所写的信札，会被收录到《耶稣会士书信集》中，更令他想不到的是，他这封谈论中国皇帝与宫苑园林的书信《帝都来信：北京皇家园林概览》（A Paticular Accoun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s Gardens near Pekin，后文简称《帝都来信》，图1），竟然在欧洲引起了巨大轰动。开拓者们
     我们关于中国的最初知识，来自有名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谈到了这个国家的悠久历史，优秀的法律和政府，肥沃的土地，富足的生活，繁荣的商贸，众多的居民，等等。他描绘了中国人的礼节，他们对艺术和科学的喜爱以及发展艺术和科学的热情。所有这些记述都被视为虚妄的奇谈。人们认为，这种无稽之谈与其说是事实的真实记述，不如说是善意的想象的结果。人们觉得，去相信数千里外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且它胜过治理得优选的欧洲国家，那简直就是荒谬。什么！在许许多多的野蛮国家那边，在世界的尽头，会有如那位威尼斯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古老、聪慧和文明的民族？纯粹是痴人说梦！除了头脑简单的人和傻瓜，谁也不会相信。
     十八世纪的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基本来自马可？波罗，上文就是当时典型的论述。人们通过文学的想象，架构了他们认为的“东方”，而这东方又是如此模糊而充满神秘。这些浪漫情调夹裹着异域想象，使人们对“中国”的印象仍停留在马可？波罗时代。
     P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