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未来的列车

作者自荐： 这些文字，涵盖了我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从衣食住行到艺术创作，都有谈到。时间上更是跨越了四十余年。 生活，有时远不如想象的精彩;有时，又会比看似的平淡热闹很多。在写这本书时，很多沉睡在记忆中的思绪被我翻了起来，再泛涟漪。 突然之间，我才惊觉，原来自己也做过那么多事情，读过那么些书，认识那么些人，去过那么些地方。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人也不是一天变成如今的模样。在写这本书时，我想起了童年时西昌山野小道上的月光，想起了少年时家门口潺潺的锦江。更想起了那些曾经擦肩而过或者深入我心的人和事。

这本书，是篆刻家曾杲先生的随笔。其内容甚为丰富，囊括了曾杲先生艺术、生活、游学等方面的经历与感悟，文字朴实真挚。既不乏系于过往的怀念，更有对未来的思索。其叙述语言平实真切，其认真务实的态度让人感动。他的文章，感性与知性兼而有之，却又清新博丽、洒脱高华，文字很有一番摇曳生姿的酽酽趣味。他对大地、风光、风物、风景等的考察，建立在逻辑的知性认知上，故其发为感叹，颇具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他在考察自然，同时也是叙说一种复杂的心境。既符合艺术的旨趣，又有盎然的文学兴味，其文字有如醇酒，迷人又醉人。

曾杲 ，生于1969年 ，西泠印社社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四川省诗书画院特聘画师，西蜀印社社长，《印·道》杂志主编。

序
序/阿来
洒脱深切的自然抒写
心底的迷梦
国家大事，儿女私情
再不扯蛋，就老了
宏观的生命，微观的器物
人生里，总要去见见自然的壮美
画钟馗
醇酒美人
西泠梦
关于篆刻的理论与实践
要做艺术家，心里总得有点数
艺术的价值与真实
跨越山海的旅途
海明威与毕加索的西班牙
莱茵河畔的宗教与哲学
再见，红场
通往未来的列车
乌鲁鲁的日与夜
寻茶记
回不去的远方
忆徐益生、徐无闻父子
当年明月——人物琐记
我看朱新建
索玛花开
成都的包子
一件小事
不曾送你，愿能接你
一无所有
从武侯祠到杜甫草堂
终究是一场错过
金庸的江湖
错过的瞬间与天上的月光
今天我们想要骂的，鲁迅先生早都骂过了
春花秋月的哀愁
后记

     国家大事，儿女私情 1994年，周星驰拍了一部电影——《国产007》，这部电影没有在内地公映，但在香港上映差不多的同时间，我在VCD上看了这部电影。 看这部电影时，我25岁。 多年过去，我早已记不清当年看这部电影的具体情景，只是记得电影好笑，有点意思。二十多年前，内地的文化产业还没有如今这么繁盛，港台地区来的文化产品，对我们来说都非常新奇，有强烈的吸引力。电影里人物的穿着、对白等，都是年轻人刻意模仿的对象，引领着时代的潮流。 多年来，我时不时还会在电视上看到这部电影，每次都看不完整，多是在我刻章或者作画时的一瞥，但看到其中某些场景仍会莞尔一笑。 在这部电影的最后，当罗家英出现在周星驰的联络器上，叫他再去执行任务时，周星驰扮演的阿七断然拒绝了。说“我正在谈儿女私情，国家这种小事改天再说”，这应当和影片里的原有对白有所出入，但意思并无变化。 时不时，我会偶尔想起这句话，倒不是说这句话如何精妙，如何寓意深刻，只是在其中透露出的一点戏谑，一点玩世不恭是我所欣赏的。在某些时候，这句话和我对生活以及艺术的态度，也有共通。 作为20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人，我们这一辈人所接受的，是集体主义教育。对国家和民族来讲，集体主义是必需的，也是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向前的动力之一。但对个体来讲，尤其作为艺术化的个体来讲，似乎在某些时刻“儿女私情”会比“国家大事”来得更让人动容。 我也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艺术家在这样的时代中的个体定位。 到底艺术在最后是关注个体的内心世界，还是关注时代的变迁？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至今，我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个人是比较偏向于个体的内心世界的，不过这种内心世界的变化，要受到时代的影响，或者说，这也是时代在我们个体上的投影。 我25岁时，艺术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除了一些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之外，社会上的艺术家几乎不可能靠艺术创作来谋生。那时谈艺术，就是纯粹的内心修为，是自我心底的净土。 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艺术氛围发生了巨大变化，艺术家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都有了显著提高，成为一个艺术家，也成为很多人的期盼。但在这其中，艺术的本真还保留了多少？我并不太清楚。 甚至艺术本身的定义似乎也因为时代的变化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艺术创作者内心的自留地，而是全社会的共同文化体验。对于此我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 在某天，当我又想起这句话时，我将其刻了出来，并且熔铸成银印。 艺术创作的过程是严谨的，不过这种严谨并非一丝不苟，精细描摹每一个笔画，每一个细节。 艺术的严谨，在我看来，是态度上的严谨，是对艺术形式的尊重，但在创作过程中，我们要接受艺术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是福至灵归的惊鸿一瞥，是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创作中的火光一闪。留下关于智慧、情感的深刻记忆，是艺术家个体生命中的闪耀时刻。 这些，都不是多见的，但也正是因为其不多见，却又深刻契合着人类本心的情感，所以才分外动人，在我看来，或许这也正是艺术的价值。 回到之前说的话题——艺术个体与时代的关系。我始终认为，一个时代的艺术，要有一个时代的面貌，但这种面貌的呈现不是去迎合，而是时代在个体身上的投射。这方印我用了宋体字，这也是我很久以来一直在尝试的一种创作模式，我多年来的印章一直在求变，想用“变”来更深刻地表达我的内心，表达我的时代观、艺术观。似乎小有所得，但也从未完整。我始终难以寻找到最满意的表达方式，只能是逐步靠近。 突然想起了胡适先生的一句话“怕什么真理无穷，近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大约艺术创作，始终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吧。 刻在蜡模上的印章和熔铸出来的银印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别，这种细微差别是不可控的，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可控，让我所有的银章都会呈现出其独具的艺术魅力。 我并不奢望自己的作品被放在太高的地方，远离了人群的艺术，与其说是独白，在我看来似乎有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如果，我的作品能在某个时刻，让人看到会心一笑，打动观者心底的一小点情绪。我认为，那我就算成功了。 “国家大事，儿女私情”是我心底的一点小情绪，曾经打动过我。一篇小文，权当记录，仅此而已。 2016年冬于锦里南城 P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