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折断的花朵 八个荷兰"慰安妇"的伤痛回忆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慰安妇”系列纪录片《三十二》《二十二》，总之观影结束后空前的无力感让我这个观影者难以想象备受摧残的老人们是如何熬过那段难以回首的悲惨岁月。她们经受的不仅仅是日军的凌辱、折磨和杀戮，还有尘封的历史真相被日本当局肆意歪曲和矢口否认。《被折断的花朵：八个荷兰“慰安妇”的伤痛回忆》中讲述的这八位正值花样年华的荷兰少女仅仅是二战期间沦为日本军队性奴高达20万受害者的缩影。随着时间的流逝，20万这个数字正在急剧萎缩，正如中国的慰安妇数量由最初得知的32变为22，到2017年变为8，2018年8月，这个数字戛然而止，变为了0。这是生命的无常，也是“最残酷的倒数”，更是《被折断的花朵：八个荷兰“慰安妇”的伤痛回忆》这本书最想做的抢救式记录。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迅速南侵，占领东南亚的大片领土，包括荷兰女性和荷印混血女性在内的很多白人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她们如一朵朵鲜艳的花蕾，含苞欲放。她们渴望长大，努力将花蕊迎向明媚的阳光。可是那美丽的花朵却被血红的“太阳”残酷地摧残、摧残、再摧残……作者玛格丽特·哈默尔—毛努·德弗瓦德维勒经过长期采访，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将八位荷兰女性在荷属东印度日军“慰安所”里的惨痛经历公之于众。战争结束后，埃卢娜、玛露塔、莉娅、埃伦、贝齐、提奈卡、路易丝、诺露切回到了荷兰。她们当中，有的在家人的帮助下走出了痛苦不堪的回忆，过上了较为幸福的生活；有的因为身体遭受了严重的损伤，终生未嫁或不孕，在孤独、贫困中离世；有的因为心灵创伤而无法面对婚姻，遭受世人的歧视和非议。

玛格丽特·哈默尔-毛努·德弗瓦德维勒（Marguerite Hamer-Monod De Froideville），荷兰二战史研究专家，欧洲有名活动家。1941年生于印尼哈梅，1943年，年仅2岁的玛格丽特和母亲先后被拘禁在印尼苏腊巴亚和安巴拉瓦的日军集中营。与此同时，其父沦为日军俘虏并被关押在设立于泰国的战俘营。1945年，战争结束后，玛格丽特回到荷兰，之后在莱顿大学完成了学业。1994年，53岁的玛格丽特加入了“日本赔款基金会”，致力于通过日本的法律诉讼迫使日本政府承认罪责，并向荷兰受害者道歉、赔偿。1998年至2001年间，玛格丽特担任日本亚洲妇女基金会（AWF）在荷兰启动的荷兰“项目实施委员会”（PICN）副主席、主席和荷兰“慰安妇”受害者保密顾问。

丛书总序
代序
中文版序言
导言
第一章埃卢娜的一生
第二章日军强迫妇女卖淫
第三章日本赔款基金会（JES）
第四章荷兰项目实施委员会（缩写PICN）的建立
第五章玛露塔的一生
第六章莉娅的一生
第七章寻找莉娅行踪不明的孩子
第八章埃伦、贝齐、提奈卡
第九章路易丝与安娜
第十章在集中营外被捕的女性
第十一章巴达维亚临时军事法庭
第十二章荷兰项目实施委员会的任务圆满完成
第十三章给予日军强迫卖淫的受害者以国际支援
第十四章诺露切的一生
第十五章项目实施委员会的工作回顾
结语父母与我
附录
跋
译者后记

    那一朵鲜艳的花蕾，含苞欲放
     渴望长大，将花蕊迎向明媚的阳光
     曾经一心祈求在阳光下绽放
     但是，那美丽的花朵却被血红的太阳残酷地摧残
     摧残、摧残、摧残……
     这首诗，是84岁的埃卢娜在谢世前的数月写下的。起首三行如同童话的开端，寥寥几句勾勒出一个殷切盼望着美好未来的年轻女孩形象，但在诗的最后两行，语气一转变成强烈的控诉，因为她的梦想被那些来自日出之国的军队蹂躏殆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旧荷属东印度的慰安所中，她被那些军人一次次地凌辱，长达数月之久。
     我与埃卢娜成了朋友。1999年1月，我接到了埃卢娜打来的电话，而在接到埃卢娜电话的不久前，战争受害者基金会（Pelita）的职员曾联系过我。该职员告诉我，一个被日军强迫卖淫的荷兰籍受害女性，在看到荷兰项目实施委员会（以下简称项委会）通过报纸、杂志、互联网及各个荷兰驻外大使馆向国际社会发出的招请启事后，主动联系了该基金会。该职员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同意将电话号码告诉那位女性。我当然没有任何异议。彼时，我不仅是项委会的主席，而且还担任了旧荷属东印度地区日军强迫妇女卖淫受害者的保密顾问。
     此后数日，埃卢娜一直通过电话与我倾谈。这样的倾谈不仅对她，对我而言也有着特殊的意义。起初，我感受到电话那一头的她非常不安，因为她的声音在颤抖，她在拼命抑制着自己的眼泪。有时候，她似乎是把电话听筒放在一边，抽了几口烟。“我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拿着烟，烟草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她向我吐露。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慢慢镇定下来。她不再隐瞒，开始告诉我她的一切，甚至是那些只有向丈夫才会吐露的秘密。她的丈夫已经于10年前去世，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知道她的秘密的人只有我一个。从她的话语中我能够感受到，她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感到耻辱，深深地耻辱。有时候，她可能后悔向我吐露了那么多曾经发生在她身上的遭遇。但是，与她谈话的时候，我似乎还感受到，她有一种总算能够将一切都倾倒出来的、解脱的感觉。那是一种自事情发生后的几十年里，从未有过的轻松感觉。于我而言，请这名女性向我倾诉曾经发生在她身上的遭遇，并请她将这些遭遇整理成文件邮寄给我，也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1998年7月，日本“亚洲妇女基金”面向荷兰启动了“生活改善项目”。该项目是为了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东南亚地区，被迫成为“日军强迫妇女卖淫”制度牺牲品的，彼时拥有荷兰国籍的女性们所设立的。为了能够接受项目的援助，受害人首先需要向负责项目实施的项委会中的保密顾问提出申请，然后再将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撰写成文，交由项委会进行审核确定真伪。
     至1999年1月，我已经陆续收到了多份申请信件。这些女性大都年事已高，她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申请参加生活改善项目，信的内容都充满着激烈而悲伤的情感。所以，从那时起，我逐渐了解到这些战争受害者们的悲惨经历，我知道她们的不安、惊恐和不得不长期忍受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以及那些长年背负的伤痛，还有至今无法从中解脱的、时时让她们惊醒的过往。她们一生都背负着那些污点，那些污点犹如烙在她们身上一样，让她们感到自己污秽不堪，多少次她们试图想洗净那些污垢，却仍是感到无尽的肮脏。
     我也感受到了她们所怀着的那种对被日本士兵无数次强暴的过往的羞耻感。她们都是在日军的哄骗、强迫、暴力下，被送进日本军队的“慰安所”的。
     1999年1月，我接到埃卢娜的电话，那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到一个女性的声音来讲述这些经历。在此之前，我都是通过信件来体会她们的感受、不安和悲哀的。然而，在我接到埃卢娜的电话，亲耳听到她的讲述后，我才真正能够站在她们的立场上，去实际感受她们的悲惨经历。尽管难以启齿，但我不得不请埃卢娜将她的经历写成文字寄送给我。这是将她的申请提交项目实施委员会进行审定所必需的程序，埃卢娜也理解这一点。她曾对我说，如果没有在电话里跟我一字一句地诉说，她恐怕永远也不会有勇气将这些经历付诸文字。在我们的电话交往当中，她也了解到，我并非是接受日本政府雇用和任命的日本人，也不是那些对她的一生不甚关心的政府雇员，而是一个进行无酬劳工作的、希望对那些曾被日军强迫威胁而成为性奴隶的荷兰籍受害女性们进行援助的志愿者。了解到这一点后，她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文字再寄送给我的这个过程感到了些许轻松。此后，她将书面材料以挂号信的方式寄给我。直到此时，我才深深体会到之前那些将自己的悲惨经历以书信的形式向我讲述的受害女性们当时该有多么痛苦。后来我才得知，她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曾对到底是否应当提出这项申请犹豫再三。
     少年时代的埃卢娜
     那是一片曾经属于我们荷兰人的殖民地，生活在旧荷属东印度时代的埃卢娜，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她和父母、兄长一起住在东爪哇的港口城市苏腊巴亚，父亲是苏腊巴亚的一名公务员。他们的家位于苏腊巴亚市的郊外，房屋小巧而整洁。与有小孩子的普通家庭一样，父亲一早就去上班，妈妈则在“巴布”（当地的女佣）的协助下打理家事，而孩子们每天按时上下学，放学后，学校的朋友们会经常到她的家里去玩。他们全家还经常一起到离苏腊巴亚不远的、地势较高、较为凉爽的特莱泰斯去度周末。那里有父亲祖上的别墅，附近还有游泳池。在那里的周末时光非常开心，埃卢娜经常与哥哥、堂兄弟姐妹们，还有其他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埃卢娜的少年时代总是洋溢着欢乐与美好。小学毕业以后，父母送哥哥回到荷兰，寄宿在乌得勒支的亲戚家，进入中学读书，埃卢娜则留在荷属东印度在父母身边继续念完小学、中学。中学毕业以后，她考取了秘书资格证。她同时还学习外语，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因此找到了一份相当不错的银行秘书工作。
     殖民地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那些居住、工作在旧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的荷兰人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当地的荷兰人家庭，很多都是世代生活在那片殖民地上的居民，他们的祖辈为了追求更加幸福的人生，移居到东南亚这片乐土，作为开拓者在这里扎下根来。他们来自农业、商业、制造业、公务员、军队等各个行业，来到这里建立家庭，养育后代。1815年以后，这片由无数岛屿组成的广袤土地被称为荷属东印度，成为祖国荷兰的海外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的领导机构是这样组成的：一位总督，总督之下有几位荷兰驻扎官和副驻扎官，还有几位土著人的摄政官与副驻扎官协同工作。[ 在二战之前，（殖民政府）曾试图以“人民会议”的形式开始和土著知识分子一起小心翼翼地讨论未来新的领导机构的组成方式，旨在使土著能够更多地参与政府领导机构，但是战争爆发后，此事就被搁置了。
     ]荷兰的教会在这里建立了学校和医院，当
     地的上流社会沐浴着教会的恩泽。荷兰企业在这里修建基础设施，包括道路、铁道、港湾、机场，等等。荷兰企业家们还得到殖民地政府许可，在这里开发出了咖啡园、茶园、甘蔗园、橡胶园，并雇用了大量当地人在此劳作。当地经济繁荣，咖啡、茶、糖、橡胶、香料的买卖非常繁盛，对于荷兰人来说，殖民地是一个可以获得巨大利润的地方，而且这里还蕴藏着石油、锡、铝土等天然资源，储量非常丰富。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地居民都能得到很好的待遇，很多当地人在咖啡园和农田中劳作，收入相当不错，当然也有例外。[ 总督达恩代尔斯（H.W.Daendels）主持修建了大邮政路。在修路和在苏门答腊岛上的种植园这两件事上，土著劳力和中国劳工的损失都非常惨重。
     ]当地人也被荷兰人雇用在他们家里工作（如做女佣“巴布”、洗衣女工、花园男工、司机），也能得到较为丰厚的收入来补贴家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出现荷兰人与当地人通婚的现象，也有欧洲男性与当地女性姘居的现象，因而就有了由荷兰男性与当地女性的婚姻和姘居而生出的“东印度荷兰人”[ 东印度荷兰人，也叫“印都”（Indo），就是有东印度血统的荷兰人，因此是混血的：荷兰男人与土著女人结婚生育的后代，或荷兰男人与土著情妇姘居而生的法律承认的子女（及他们的后代）。东印度荷兰人拥有荷兰国籍。
     ]。
     开战
     1941年12月7日，日军攻击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序幕。随后，美国、英国、荷兰以及澳大利亚都向日本宣战。起初，荷兰并没有料到会直接和日本发生战争。但是，1942年1月，日本向荷属东印度发起了进攻，并占领了加里曼丹和西里伯斯岛。2月28日，日军登陆爪哇，仅仅一周后荷兰皇家军队东印度军就缴械投降了，日军占领了荷属东印度。对于日本来说，占领荷属东印度不仅意味着可以得到将战争继续下去所需要的石油等天然资源，其重要性还在于，可以通过强制劳动让这里的人为日本提供战争所必需的大量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