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图谱"系列(千年金融史+千年帝国史+千年文明史)

1.以不同主题回顾人类历史，多层面、大跨度、多学科理解文明、文化、思想、科技、宗教、财富等。 2.每本都以有趣故事为主线，享受阅读的同时了解复杂的历史和人性。

从货币、金融对人类的意义到帝国、民族的纠葛演变，从古代文明兴衰到近代战争暴行，“文明的图谱”系列回顾人类文明发展的多个方面，以生动有趣的故事，解读人类社会、文化、金钱、宗教、科技等方面的进展和意义。美德两国高等学府学者以不同角度审视人类文明，深入民族意识、国家概念，以多个角度再现人类文明进程。

[美]威廉·戈兹曼（William N. Goetzmann）：有名金融史学家，耶鲁大学金融与管理学教授、国际金融中心主任。 [美]克里尚·库马尔（Krishan Kumar）：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大学特级讲座教授。2018年巴林顿·摩尔图书奖得主，这一奖项是对比较历史学者的很好褒奖之一。 [德]勒尔·兹威克 （Loel Zwecker）：德国慕尼黑大学艺术史讲师。

《千年金融史》 《千年帝国史》 《千年文明史》

    《千年金融史》 1900 年，一位大胆的学者率领一支探险队从印度出发，穿越广袤的阿富汗“鞑靼高地”，阅遍古丝绸之路上荒芜的风景。这位拥有大无畏精神的匈牙利冒险家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是最富有传奇色彩和争议的中亚考古学者。 尽管当时中国的动荡和中亚国家摇摆不定的联盟给考察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开展这种工作不亚于进行一场“豪赌”，但斯坦因下决心重新探索和挖掘传说中连接罗马与中国的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就像2 000 年前的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一样，斯坦因率领一支骆驼队和他的同事们沿着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线古道前行，穿过和田，来到废弃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丹丹乌里克曾是中国、印度、中亚三大文明交汇处的一座商业城市。 如今我们难以想象，这个位于中亚中心、沙漠边缘的城市曾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多语言的都市，虽然古老的城市轮廓仍然清晰，房屋、寺庙、高塔和城墙已经矗立了上千年。然而真正令人兴奋的发现是文献。考古队在其所到之处都发现了珍贵古籍：梵文撰写的佛教经文、汉字信件和笔记，以及现在被认为是死文字的吐火罗文。次年，斯坦因继续前往尼雅古城附近，在那里他发现了更加丰富且保存更完好的写在羊皮纸上的文档，它们在那里存放了近2 000 年。 斯坦因的考察表明，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业之路，同时也是一条信息高速公路。商人们长途跋涉，暂居异乡，与说着不同语言的人进行贸易，崇拜不同的神祇，丝绸之路成为整个欧亚大陆知识和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其中也包括书写系统。无论书写材料是木板、羊皮纸、棕榈叶还是最终的纸，书写都在扮演着基础性的信息媒介。 斯坦因伟大的发现也是他拥有争议性的发现。1907 年，他跟随马可·波罗的文字穿越广阔的罗布沙漠，进入现在被称为塔里木盆地的地区。这条路线后来被证明是极为有利可图的。探险队艰苦跋涉进入敦煌绿洲。在那里，斯坦因参观了传说中的千佛洞。千佛洞是一座佛教圣殿，石壁上刻有惟妙惟肖的彩绘佛龛，拱卫有身形巨大的唐代风格的佛像。从4 世纪起，朝圣者就来此拜访。然而对斯坦因来说，真正的惊喜是一个不易被发现的、被小心看守着的藏经洞，里面收藏着自敦煌存在以来的全部档案。斯坦因认为这批文献可能会给他的职业生涯带来无法预料的回报，这些档案记录着佛教与印度文化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过程。斯坦因通过贿赂获得了总计5 马车的历史文献。这正是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举世无双的宗教文本档案，最早可以追溯到5 世纪。斯坦因收获的很多敦煌宝藏现在收藏于大英图书馆。后来的文献搜寻者们也设法买到了敦煌的古代文献，现在这些早期的文本被保存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面。当然，这是件喜忧参半的事情：好处在于这些档案被保管在经验丰富的档案管理员手中，并且能广泛地被学者们研究；但不幸的是，它们并没有安置在故乡，中国伟大的历史宝藏之一流落分散在了世界各地。动荡不安的中国近现代史使人们怀疑斯坦因的动机，他带走这些珍贵的文献恐怕并非偶然为之。 斯坦因后来再次回到丝绸之路。他于1915 年在中国西部开始的探险活动主要集中在吐鲁番地区。这次探险的亮点是发现了阿斯塔那古墓群—一个被风沙掩埋的公共墓地，古老的亚洲人及其精美的陪葬品被一起埋葬在这里。和前几次探险时发现的情形一样，干燥的空气使得这里的一切几乎都保存了下来，从由奇怪的纸覆盖着的棺材，到死者带到往世的小糕点都保存得很好。 一些精美的古墓中甚至设有私人图书馆，还有做成音乐家、舞蹈家和艺人形象的陪葬人物佣，这些装饰精美的艺术品描绘了自唐代以来人们的生活场景。虽然斯坦因挖掘了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很大一部分，但是仍然为后世的考古学家留下了许多遗存。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已经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工作了几十年，他们幸运地发现了许多保存完好的唐代以来的墓葬。在其中一个墓葬中，他们发掘出了一组由陶瓷、布和纸制成的墓俑。这些墓俑在都城长安制造并被运往边疆，它们保守着一个令人好奇的秘密。墓俑们的胳膊是由废纸制成的，这些废纸在长安被搜集起来，然后由工匠重新利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中国最富有的女性企业家张茵通过搜集和再处理美国废纸，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阿斯塔那墓群中的墓俑告诉我们，中国企业家可能早在1 000 多年前就开始用这种方法赚钱。然而更重要的是，用于制作墓俑手臂的每一页纸上都记录着一笔7 世纪时发生于中国典当行的交易。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和她的学生安娜·玛塔–芬克（Ana Mata-Fink），对这些特殊的财务文件进行了研究。3 如此古老的长安商业记录很少能保留到现在，因为纸是非常容易腐烂的。这些票据仅仅是由于被再次利用并且被运送到干燥的地区才得以保留下来。事实上，一个引人注意但又悬而未解的问题是：在中国，纸张最初是如何成为商业记录和交易工具的。我们知道，竹简记录是合同记录的早期形式，但在纸张发明后，从某一时刻起，纸便成了金融记录的媒介。韩森是研究丝绸之路贸易的重量专家。她是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和家人一起生活在康涅狄格州海岸并为学生讲授中国历史。她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的契约合同。典当业的票据非常有趣，因为它们与金融紧密相连。 韩森和玛塔–芬克追踪到当票的起源是长安。每张当票都记录了便携式财富的简单信息，任何有转售价值的物品都可以作为短期借款的保证金。最有趣的是，当票中包含了长安的三个地名，分别是：延兴门、观音寺和昇道坊。这些地址都指向位于长安东南角附近的典当行，大概离东市一两英里远。学者们能够有效地划分出古代中国都城经营借贷业务的区域，并指出典当行的运作方式。 典当行的客户并不是十分富有，他们典当的物品大部分都是些穿过的衣服，比如：一件黄布衬衫、一条装饰围巾、一件紫色的斗篷、一件丝绸外套、磨损了边缘的官员头饰和破旧的凉鞋。偶尔有一些贵重的物品：一匹丝绸、一面青铜镜，以及4 串珍珠。借款人一般都不曾受过教育。他们用张开的大拇指和中指两端的距离“拃”测量和标记物品长度，而不是在合同中用文字明确地记载下来。一些当票记录了利息的支付情况： 崔进，农历正月十九借了100 文钱。农历六月初七，他偿还了40 文钱的本金和9 文钱的利息。崔进取走了丝绸。农历七月十八欠款偿清。他生活在城东，时年20 岁。 这个年轻人崔进是谁，为什么他需要100 文钱？以9%的半年利率来借这笔钱是否值得？这份简洁的收据并没有给出答案，但在唐代，都城长安的年利率似乎比20%低一点。崔进借款次日的另一笔贷款也提供了辅证：王帅借得40文钱，4 个月后偿还了15 文钱的本金。他还支付了两文钱作为利息，这意味着大约15%的年利率。这样的利率也许很高，不过还难以算作高利贷。阿斯塔那墓群中出土的典当票据告诉我们，唐代有一个运作良好的个人信用体系，而且它的利率适中。在这一体系中，便携的商品，特别是衣物，就等同于财富。当需要的时候，一件外套、一双鞋子或是一颗珍珠都可以抵押，从而转换成硬通货。我们当然可以批评典当业刺激了消费主义的萌生，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来看，私人耐用物品的二级市场和以此类物品为抵押的金融体系还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这其实是一种价值储藏的手段。事实上，与现金不同的是，保养良好的耐用商品一直被用作对冲通货膨胀的工具。典当是一种创造流动性的技术，它依赖于作为记录和签订契约的主要媒介的纸张。纸张被创造出来后不久，就被广泛地使用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之中了。 《千年帝国史》 自20世纪初以来，人们对于帝国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背后的原因尚且不明。20世纪60年代，随着欧洲诸多帝国终结，几乎所有前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愿反思过去。帝国的话题似乎成了明日黄花，有更迫切的事宜亟待解决，例如建立新的欧洲共同体。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帝情绪，与前殖民地国家打交道，优选不要再搬用帝国的那套游戏规则。学者或许还在撰写有关帝国的专著，但学生基本上更愿意学习其他知识。我曾经也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尽管我的导师是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帝国研究方向的杰出学者罗纳德·罗宾逊，但当时我仍不愿选修关于帝国的课程。在这一点上我和大众的立场一致，对重新检视历史上的帝国的成就与创造毫无兴趣。 不少人认为，冷战看起来很像美国和苏联两大国家的对抗。但不妨换一个更合理的观察和分析的角度，冷战更像一场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冲突。无论如何，伴随欧洲众多帝国的解体，短短半个世纪里就兴起了50多个新的国家，这使人们的关注点开始转向民族国家，而不再是帝国，因为民族国家更符合未来的趋势。苏联在1991 年解体，之后其领土上成立了一众崭新的独立国家，这似乎也印证了未来是属于民族国家的。 本书的第一章会详尽阐述人们对帝国研究重新产生的兴趣，这种兴趣产生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首先，即使没有怀旧幽古之情，欧洲的帝国对我们来说也已是一个足够遥远的题目，可以相对客观冷静地进行研究。其次，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似乎不再坚信，在未来民族国家是优选的或专享的国家形式。2001 年9 月11 日，美国纽约和华盛顿发生恐怖袭击，全球性的冲突迫切需要各国协作的全球性解决方案。恐怖主义的缘起及其影响也不仅存在于单一国家。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全球化呼吁一种跨越国界的思维和管理模式。跨国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欧盟以及联合国，还有关注环境恶化的“全球民间组织”都意识到自己肩上扛起了新的责任。因全球人口迁徙而形成的多元文化社会，更使人们反感并抵触单一的民族国家的观念与理想。 当然，重建帝国绝非解决方案，至少不应该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但帝国确实是庞大的跨民族的多元文化的政治实体。或许帝国有些许经验值得世人借鉴？或许帝国研究能对今天大国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治理有所启发？这是不少研究者的初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非常清楚帝国的缺憾与不义（这一点与民族国家不相上下），但帝国研究起码能拓宽我们的眼界。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帝国是相当重要的篇章。帝国国运持久，其存在即便不以千年计，也至少长达数个世纪。如果帝国研究毫无裨益，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帝国将告诉我们，在同一的政治环境下，不同的民族地位未必平等，应如何和平共处。当然，暴力是解决手段之一，但绝不是专享的办法。 本书无意成为这方面的教科书，本书主旨在于探究帝国的治理，具体而言，即统治者如何运作帝国这样一个庞大又复杂的政治实体。换言之，本书无意巨细无遗地讨论帝国统治术，而是想要探讨帝国治理背后的思想与影响决策者的意识形态。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抑或有多强烈的意愿去贯彻其政治理想，每位君主都有差别，这是学术界的研究热门。但帝国的思想与统治并非毫无关系，思想也绝不是权谋的烟幕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者共同承担起帝国的使命，让统治者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清楚自己为何作为。若不是这样，帝国便无法延续如此长久。对于帝国统治来说，正义性和合法性与暴力和权谋同等重要。 在讨论完第一章的帝国思想，以及第二章罗马帝国在这一思想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之后，本书剩下的篇幅将围绕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逐一展开。这些名号代表了历史的进程，不仅体现了时间的先后顺序，更表明了意识形态的逐渐演化。罗马帝国当然是王朝帝国，但很难厘清其统治者的身份，甚至难以为其命名。在讨论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时，“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都是容易产生误解的称呼。“俄罗斯人”的说法更适用于沙皇时期，提到沙俄时人们总会想起“罗曼诺夫”。至于英法帝国，民族性格鲜明：英国由大不列颠人建立，尽管关于其统治者是英格兰人还是不列颠人，我们尚存疑虑；法国则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帝国的典型，即“单一民族帝国”，彰显的是法兰西民族的不断向外扩展。 仔细推敲可知，不同帝国的差异非常明显，首先是“民族性”在帝国中有多大程度的体现。从民族性大力度优惠的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到中等程度的俄罗斯，再到民族性较高的英法帝国，当然法国较英国更胜一筹。而更为人熟知的内陆帝国（奥斯曼、哈布斯堡和俄罗斯）与海洋帝国（英法）的区别就更明显，其区别与帝国的民族性强弱有关（见第一章和第六章）。但要注意，英法帝国在开始海外征服之前，都先建立了内陆帝国，无论是号称“六边形帝国”的法国还是作为联合王国的英国。此外，哈布斯堡王朝通过家族内的两个分支在内陆（奥地利）和海洋（西班牙）帝国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和英法帝国一样，成为海洋和内陆帝国的桥梁。海陆的差异的确重要，但不应过度强调。因为在我们的讨论中，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重叠。 况且，先不论差异，这些帝国还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无论民族性如何，帝国的本质在多大程度上压抑着统治者自身的民族认同？如若不然，帝国功业将危在旦夕。即便如此，随着帝国的发展演进，“从帝国到民族”的变化，至少其民族性的强化（和传统说法稍有不同，这里指的不是帝国的终结或被取代），并不是一个简单地把帝国视作民族的过程。即使是拥有民族性的法兰西帝国，也在不断地证明自身的普世性与开放性，即法兰西人只是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精神的传递者。 正如第一章中的讨论所指出的，帝国与民族国家有相似之处，但又是截然不同的政治实体，有着不同的政治原则。就帝国而言，从被统治的民族，甚至到统治者，都认识到了民族主义对帝国存亡的威胁。在统治者开始强化自身民族身份的同时，无论作为土耳其人、奥地利人、俄罗斯人、英格兰人还是法兰西人，都是帝国衰亡的开端。帝国优选的矛盾在于，一旦之前不存在的民族被发明出来，帝国就会全力压制。民族的宗旨与帝国的原则总是互相违背。 最后，关于本书的材料与方法。本书采用综合的方式，广泛援引学术界成果，主要来自历史学家，也不乏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点。但我更希望提供与众不同的见解。我会在比较不同的帝国之后，得出其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的共性，特别是统治群体是如何在帝国中建立自我身份认知的。这属于“自上而下”的观点，并非来自帝国底层的观察。这一观点更关注帝国精英和知识分子的思考与态度，而非被统治的臣民。原因是最近的研究习惯建立在帝国臣民的经验之上，而较少留意统治者，比如统治者如何认识自己在国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如何回应帝国发展的需要。即便不存在所谓“帝国逻辑”，但不同帝国一定遭受过共同的困难与挑战，我们研究欧洲帝国当然也有助于形成应对策略。 与珍·波本克和弗雷德里克·库伯的杰作《世界帝国两千年》不同，我发现优选还是独立检视各个帝国以便阐述观点，当然在适当的时机我也会进行比较。原因是我希望较完整地展现帝国的发展历程、帝国对其前身的态度以及对其同时代竞争对手的看法（包括所有我研究的帝国对罗马帝国的看法）。正如从法国大革命脱胎而来的革命传统，我们也将发现一种帝国传统，即帝国延续的概念，每个帝国通过表达自身的独特地位和普世关怀来宣布自己继承了某个此前帝国的衣钵。这可以说是欧洲“帝国的套路”，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每个帝国都从思想、记忆和经验的宝库中汲取养分，即使它们都声称自己是最终的也是专享的帝国传统的捍卫者。 至于选择讨论如下这些帝国的缘故，包括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则多少有几分任意，既出于我的研究兴趣，也囿于本人的知识水平。我本打算论及葡萄牙和荷兰帝国。而如若能涉及非欧洲帝国，比如印度和伊斯兰帝国等，哪怕只强调其差异性对讨论亦大有益处。当然还有不少有关古代帝国的研究，今天已有不少丰硕成果。此外还有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或其他建立在美洲新世界的帝国，比如今天的“美利坚帝国”要如何处理？如果在历史和地理的尺度上牵扯得如此广泛，将产生概念性的难题。因此，无论如何要将讨论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哪怕会留有遗憾。至少，我自信本书论及的帝国，无论疆域、权威还是影响力，都是现代帝国最重要的代表，在任何关于世界帝国的讨论中都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 最后，我对待帝国的态度是否过于宽容？或许如此。但指摘和批判帝国的著作已经不在少数，帝国黑暗和残暴的一面已被无情揭发，而我则试着从新的角度看待老问题。本书试图说明帝国尝试过用不同的手段处理现代国家也会面临的难题，譬如差异性和多元化治理。即便崛起并不是帝国建立的初衷，但帝国确实因为纷繁复杂的原因而崛起了，而这些不在重点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在征服和治理新的帝国时，统治者要面对一系列障碍，而跨越这些障碍又极易导致帝国的瓦解。本书优选的发现不是帝国曾经犯下的过错和暴行，而是帝国的辉煌成就，这是值得今天的民族国家借鉴的。 《千年文明史》 1789 年6 月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后，起初一切都显得十分顺利。法国制定了宪法，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口号被写进宪法中：自由、平等、博爱。所有法国人应该互相称兄道弟。农民和用人不需再称呼贵族为“男爵先生”“伯爵女士”。鞠躬礼被取消，谄媚奉承也得以终止。事实上就在巴士底狱被攻占一年后，社会各界，包括将军、伯爵、手工业者以及临时工， 手提铁锹和锄头重新聚集在战神广场，该广场坐落于巴黎边缘的一个大公园内。他们为庆祝革命成功一周年一起搭建看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这样抛开社会等级、如兄弟一般一起工作的先例。 然而接下来法国大革命发生转变。国王路易十六企图带全家逃离法国， 在出逃之前他给其他国家的君王去信，主要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他们想联合起来阻止革命传播到整个欧洲。法国形势突变。1792 年4 月开始，局势紧绷，战事一触即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法国革命政府持续攻打奥地利和普鲁士，后来也向英国、西班牙和其他反对革命的国家开战。 由于国王路易十六不与革命政府联合，国内暴动不断。一群愤怒的巴黎人甚至攻入当时国王的住所杜伊勒里宫，许多人因此丧生。最终革命军宣布成立共和国。国王与奥地利、英国等敌国联络的大量秘密信件被起获，最终路易十六于1793 年1 月21 日以叛国罪被处死，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斩首。这一处决是特别暴力的，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其实并没有话语权。 接下来的时间里各党派开始角逐权力，其中最有力的是吉伦特派和激进的雅各宾派——他们在巴黎雅各宾修道院聚会而得名。雅各宾派占主导地位的成员有作为律师的乔治·丹敦、让– 保尔·马拉河和马克西米连·罗伯斯，他们常常发表热情激昂的演讲，宣传自由、平等和博爱。 事实上他们最后在权力斗争中胜出，掌握了优选权力，却没有带来和平。反之，人民为此遭受巨大灾难。什一税之前已经被废除，但是现在人民突然得向新的地主交纳租金，这些地主都是富裕的商人。其中一些富商甚至希望复辟君主专制。暴动再次席卷法国。雅各宾派在巴黎实施专政， 想要通过强硬手段渡过国家危机。这一时期的政府名叫“公共安全委员会”，但是这个名字事实上具有欺骗性，这一机构接近执行着政府的专制和恐怖政策。 革命法庭总计将2 万 ~ 4 万人判处死刑，罪名多是“密谋反对革命”。执行斩首的方法是断头台，这是医生兼议员约瑟夫– 伊尼亚斯·吉约丹提出的死刑方法。在这之前死刑犯都是由刽子手用斧头砍头，用断头台代替斧头对于被行刑者更人道一些。但是任何有嫌疑的人都可能被送上断头台， 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告发了自己不喜欢的人。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的优选领导人罗伯斯庇尔监控着每一个可能的背叛者，他甚至处决了革命同胞丹东。 罗伯斯庇尔是一个特别分子，他坚定地希望革命的优选目标和启蒙思想在国家的每个方面都能实现和传播，而不只满足于政治方面。这期间诞生了大批颂扬革命的圣歌，的就是法国现在的国歌《马赛曲》。欧洲联军派兵镇压大革命，法国南部城市马赛的志愿军前赴巴黎支援时高唱此歌，它也因此得名。其歌词粗野直率，比如：“让革命敌人的血液灌溉我们的壕沟！”还包含威胁：“战栗吧，暴君！” 如今革命政府想要重建整个国家，废除君主专制是远远不够的，去基督教化也必须进行，这让很多从小就被灌输神权威严的民众震惊不已。他们安于在教堂里祈祷美好的人生。在世界上所有地方，去除宗教的做法都如出一辙。 如果一切按照雅各宾派的规划发展，法国人应该不会再崇拜信奉上帝， 而是崇尚理智和一切美好德行。革命者将哥特式主教堂巴黎圣母院改名为“理性崇拜”的庙宇。巴黎街道上的游行，引领者不再是身穿红袍的主教， 而变成了女性舞者，站立在游行车上，体现着“美德”与“自由”。她们穿上格外宽松朴素的平民的长袍——不带花边和紧身胸衣的白色长裙和披肩。这样的装扮让她们看起来有些像古罗马或古希腊的女性，因为当时就是一个自称理性与民主的社会。信奉天主教教义一夜之间变得危险。 从一开始，革命政府就想要将社会思想和人民生活连同政治改变。新的历法被采用，8 月更名为花月，该词源于拉丁语；工作日从7 天增加至10 天，最终和十进制相符；同样十进制也适用于重量和长度测量。虽然这样的改变符合启蒙思想，但让大众恼怒。因为这样人们不再是每7 天， 而是每10 天才能拥有一个休息日。 就连那些能让人联想起过往的地名也被换掉了。皇后堡突然被改名为平等堡。新的革命思想应该随时随地被运用，连游戏时也不例外。棋手在棋盘上，向对方的王发出警告时，不能说“将”或者“将军”，而要说“将死暴君”。 剧作家以一种古怪的方式与君主专制划清界限。比如西尔万·马歇尔的剧作《国王最后的审判》在全国各地的集市广场上演，超过10 万的人民能观看其表演。传统意义上来讲，这一主题展示的是耶稣审判的场景，好人得以进入天堂，而罪人坠入地狱。然而在这部革命戏剧中，革命者代替耶稣和上帝对有罪之人进行审判，犯罪之人就是欧洲各国国王——帝国皇帝和罗马教皇。他们被铐在一起，发配到一个偏远的岛屿。在那里，这群昔日的统治者干出各种可笑荒唐的事。他们为鸡毛蒜皮的事情争论不休， 为争抢最后剩余的面包毫无体面地互相扭打。这部戏剧里的某些场景实在是非常奇幻。（是事实还是在剧里？）最后欧洲其他君主不禁害怕自己某天会被这样凶恶的革命火山吞噬。当最后这座火山爆发，炙热的岩浆喷涌而出时，这群胆怯的昨日君王为获得宽恕，开始对革命歌功颂德。西班牙国王嘶喊着求救：“如果能得救，我甘愿就此成为无套裤汉。” 一个国王想要成为无套裤汉，这在当时实在是个笑话，因为无套裤汉就是最激进的革命者。他们是平民，或是与贫苦大众同甘共苦的人。此外，他们的穿着也表达了自己的革命立场。时尚的革命者不穿精致的长裤袜，长裤袜是资产阶级的象征。小手工业者、农民和临时工都穿着粗糙的长裤。 大革命时期人们可以通过外在装扮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然而暴力的阴影无处不在。罗伯斯庇尔像独裁者一样残暴，不知什么时候他将许多自己阵营的人——他所认为的叛徒——判处了死刑。雅各宾派的成员因此人人自危，他们开始密谋将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1795 年后，一个新的政府成立了：督政府。首任成员有5 位，由五百人院和元老院联合任命。政府成员采用任命制，但是只有富裕阶层的人拥有选举权，而且也只有非常有钱的人能参与选举。 在督政府时期，富裕阶层掌握着国家权力，这实际与大革命的理念不符，仍有影响力较小的革命思潮继续在为平民争取更多权利而奋战。身为政治活动者和记者的格拉克斯·贝巴夫就要求所有公民都有选举权以及全民经济平等，即分配财产和土地给广大劳动人民。他被看作人类历史上首位社会主义革命者。这位早期社会主义者曾尝试策划一起反对督政府的起义活动。然而起义失败，贝巴夫最终遭到处决。 为什么像贝巴夫的革命者无法得到群众的支持呢？那是因为各路起义不断引发暴力和混乱，大众已经受够了。督政府起码能够维持秩序，这是军队带来的保障。一位为督政府工作的辅官、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军官， 掌握了法国未来15 年的命运且牵动了整个欧洲。他就是拿破仑·波拿巴。 拿破仑生于科西嘉岛，在大革命时期立下了战功伟业。在对抗反法同盟的战役中，他证明了自己作为很好的军事战略家的价值。于是他被任命为准将，年纪轻轻便崭露头角。1799 年，在大革命爆发10 年后，拿破仑看到了登上很好的机会。 他是如何做到的？拿破仑不仅是战场上的谋略家，在政治上也卓有建树。他行事风格与大约2 000 年前古罗马时代的恺撒和奥古斯都有些相似。他曾宣称，为带领国家度过动荡的时期，他只是暂时接管政府，他自称为“第一执政官”。这一宣言打动并说服了民众。然而实际上很快他就大权独揽，仿佛国王般进行专制统治。有军队相随，他便粗暴宣布，革命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不过在他的统治下，至少法制和秩序得到了保障。与以前相比，国民可以更好地安排个人生活，比如平民得到更多升迁机会，只要他们办事有效。在法国大革命爆发15 年后，匪夷所思的事发生了：1804 年12 月2 日，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自行加冕为帝王。 当人们回顾法国大革命时期，真的会为之惊讶。它的初衷原本是为人民大众争取更多权利，最终结局却是一个专制帝国的建立。这听起来未免疯狂，却并不难以理解。整个大革命时期都被混乱、暴力所充斥，在此背景下，人们越发感觉不安与失望。 有时候某个人突然间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仅仅因为被人抹黑。和现在不一样，当时的人们从未经历过民主制度下平静的生活。正因为拿破仑维护了表面上的社会秩序，人们便已经准备好接受他作为独裁者统治国家。 虽然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失败了，却影响深远。全新的政治和宗教理念得以付诸实践，有胆量的先锋人士从根本上质疑并挑战国王和教会的权威，时至今日法国大革命仍是社会巨变和进步的模范。而另一方面它也警示着，所有的一切又会很快被杀戮和专政所倾覆。令人扼腕的是，在法国大革命中获胜的往往是冷酷残暴之人。 与更早发生的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相比，法国大革命自身创造出许多新东西。 其中一个不同之处就在于，革命以迅雷不及之势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一夜之间人们就认同了“公民”这一身份，人们谈论的不再是“国王”，而是“暴君”。对宗教被废除，人们也坦然接受。除此之外，日常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些引领时代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