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天津与想象天津

与北京和上海是新文化的中心不同，天津更多的是一种俗文化，但这种“俗”既有传统的市俗，更有现代的“通俗”，在具体的文化现象中往往纠缠不清。现代天津在通俗文学目前的重要地位，与这种俗文化的底子密不可分。

本书从现代天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位置出发，通过流行于天津市民社会的重要摄影画报和通俗小说，来讨论现代天津的都市文化及其“通俗的现代性”。本书的特色在于：一是通过大量“直观性”的摄影图片，图文并茂地展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的都市风情；二是选取的主要考察对象——无论《北洋画报》，还是刘云若的通俗小说创作——都在天津都市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陈艳，女，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东岳论丛》、香港《九州学林》、韩国《中语中文学》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都市文化研究。

目 录引言 现代都市文化的“三城记” ＿ 1表演明星与视觉文化 ＿ 9“新女性”的代表和普通女性的公众化 ＿ 63《北洋画报》与北伐后的“天津”想象 ＿ 116《北洋画报》上的“梅兰芳游美” ＿ 141《北洋画报》与“津派”通俗小说新类型 ＿ 155摄影画报与现代通俗小说的生产 ＿ 181报人生涯对刘云若小说创作的影响 ＿ 208“归哏”：刘云若创作风格的形成 ＿ 237余论 “俗”气的天津 ＿ 260

    引言 现代都市文化的“三城记”北京与上海构成了现代目前的“双城记”，从1930年代沈从文一手挑起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到赵园的《北京：城与人》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与上海分别作为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象征，被赋予了特征鲜明而又二元对立的文化意义。之后的上海研究基本延续了李欧梵的主要结论，并不断丰富、深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和张勇的博士论文《“摩登主义”文化与文学研究（上海，1927—1937）》①都是以上海都市文化为对象，讨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现代性问题。相对而言，北京研究却比较薄弱，2003年“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两年后出版同名论文集，促进了北京研究的深入。文集中的许多论文已经意识到“京—海”二分法的过于简单化，试图描绘更复杂、丰富的都市现代性景观。林郁沁的《30年代北平的大众文化与媒体炒作》，把讨论现代“新女性”的背景从上海移到北京，试图揭示“将20世纪初期的北京界定为‘传统’的倾向并非全然正确”，而戴沙迪《北京是上海的产品吗？》则进一步指出北京与上海之间也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些研究成果都启示我们，细化、深化城市研究的必要和可能。然而，北京和上海的地位和影响过于庞大，同时又被表述为现代都市文化的“两极”，因而遮蔽了处于两者之间的其他城市，从而有笼统的嫌疑。凌云岚认为，在近现代中国，地区文化发展靠前不平衡，“对于北京与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城市，其特殊的文化、政治、经济地位都决定了对这两个城市的研究不可能具有普适性。处于相对边缘的地方级省市与这两个城市相比，存在着极大的差距，这种地域文化传统本身及历史发展所衍生出来的差异性，意味着文化与文学存在状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还有待研究者的进一步发掘”①。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把晚清中国城市划分为“中心都会—地区都会—地区城市—较大城市—地方城市”等不同层级体系，其中每一层级再加以细分，如“中心都会”又分为全国性中心都会和区域性中心都会。尽管“施坚雅模式”根据的是行政和经济条件，忽略了人文因素的深刻影响，而且现代中国城市也有了不同发展，但这种注重地区差异和内部差异的历史研究方法对文化研究还是很有借鉴意义。如果把北京和上海看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优选层级的全国性中心城市，那么天津就是处于第二层的次级区域性中心城市，这种划分的好处在于它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中国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和内在的差异性，将使现有的城市文化研究更为丰满，有血有肉。同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体上也有一个从高到低逐渐扩散的过程，对天津这样“第二层级”城市的考察，可以描述出都市现代性不断渗透的历史曲线。而它经过天津本土文化的过滤和变形，带上新的色彩，又体现出现代性经验的复杂面貌，有利于进一步认识华北乃至中国北方城市的现代转型过程，就这一点而言，天津或许比“帝都”北京更具有代表性，正如1930年的沈阳带给游客的观感：“今则沈城已渐变成小天津矣。”①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天津在近现代目前都占有重要地位。1860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1870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并移驻天津，使得天津开风气之先，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这就是所谓“前台”时期。天津到“后台”时期，即北洋政府时期，仍发挥了相当大的政治作用。在此期间，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通商口岸的便利，天津跃居北方优选的商埠，并成为北方金融中心，“北四行”有三家总部设在天津。不仅如此，天津在社会文化方面也对北方其他城市和地区具有强大的辐射影响，它是与上海南北呼应的摩登都市，充当着北方城市的时尚风向标。另一方面，它又是北方的戏剧重镇（包括戏曲与话剧）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派通俗文学的中心之一，再加上南开学校和天津《大公报》《益世报》等的全国性影响，《北洋画报》对北方摄影画报的引领作用，使其在近现代城市发展的序列中具有相当突出的重要性和代表性。天津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特殊的城市“位置”。可以说它处于“京—沪”之间，这不仅是就地理空间而言，更关键的是它的文化位置。天津被称为“北京门户”，在原本的军事意义之外，也恰切地说明北京文化氛围对它的渗透和影响，以及它与北京文化之间的众多交集。京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关系已无须多言，天津在历史上的“前台”“后台”时期，都是相对首都北京而言。1928年首都的南迁，也给天津带来了巨大影响，不仅是政治上的地位下降，更引起了文化关注的转向。就出版于天津的《北洋画报》而言，1928年时局的转变使得天津乃至平津地区的文化现状和前途成为关注的重心，取代了上海流行文化原有的地位。在刘云若的小说中，天津之外，北京也是其主人公活动的主要空间，他们往往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来回流动——偶尔有其他城市出现，但得不到正面描写——这表明天津与北京之间的交流深入而频繁，而且两个城市具有某些相似的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