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字花饰

 

我们的文学仅仅是一座殖民地城市，在那里赤脚的和穿皮鞋的擦肩而过：久而久之，这两类人再也不碰面了。甚至在火炉旁，还是有许多人忍受不了穿着拖鞋的。这就是布列塔尼的风光，同诺曼底相比，称不上一方沃土，只能算是个骨架。站在海姆镇的默奈山顶，朝向黑山的方向，可以看到沉重的山脊就像鲸鱼的背，被砂岩残石削凿得凸凹不平，分割成一块一块。在普卢马纳奇，到处能看到阿尔普的雕塑和唐吉的绘画中所表现的风景，那是一种被海水腐蚀的裸露，仿佛海水的作用就是吞噬海底深处坚硬的东西：臼齿、脊椎骨、髌骨、跟骨……我们在几乎黑黢黢的田野中行走，几次从火海边穿过。周围的世界好像脱了线，从5月10日以来我们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没有地图，没有任何消息：这些德国人既然从南方来，那他们应该是从巴黎过来的，战争可能会因为某种隔阂而继续进行，也可能随时结束或许已经结束了，因为他们唱的歌那么动听。

 

中文版前言
首字花饰

    波哥达黄金博物馆：首饰、金块、胸饰、项链，前哥伦比亚时代的秘鲁金杯。黄金，这不纯正的金属是一种很奇怪的物质，第一眼看去无法辨认。这种苍白的物质不是黄金，它闪烁着黄铜钢的光泽，有几处地方泛着红色的麻点，因此，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在它身上去寻找铜锈的痕迹。就像人类最初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发现原始的小麦一样，这种疯狂的野草就在那儿，以一种尚未神圣化，不知名的物质呈现在人类面前的，这种物质似乎从内部的纤维组织里开始枯萎，它的重量开始减轻，色泽开始凋零：当人类将它作为珠宝开发时，一块黄金即将诞生。而这盖丘亚手工艺者的精巧加工起了很大作用：让人觉得这儿的金银匠极力发掘这种金属材质的特性——就好比陶瓦匠们竭尽全力发挥粘土的特性——或者加工一根银丝扣针，或者制造一个半公斤大的器皿，其原始形状如同一个椰子被劈成两半。由于这块金属是严格按照其特性，按照它能被锻造成薄片或牵拉成丝的特性加工的，所以这块神奇的金属在加工前后能让人的眼睛和手产生微妙的新奇感，如同杜尚大理石块被凿成糖块大小。 由此想到那些有名的艺术家的照片，他们年轻时的、成名之前的照片所表现出的柔弱、不定形性、不确定性和稚嫩的个性。我们今天无意间发现了黄金，其实在仙女魔棒挥舞之前，它只不过是带有瑕疵的金属块。 在南特，多布雷博物馆，参观一场贝里公爵夫人的专题展览会。一位先生提醒我，在贝里公爵夫人的肖像画中，有一些标致性的特征显示出她患有甲状腺机能亢进症，这种病症好像经常伴随着的要么是性冷淡，要么是狂：或许，这就是“旺岱的后代”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伯爵夫人曾经隐藏其后的壁炉挡板，还有她躲在吉妮小姐家编织的毛毯，及朱安地区“小皮埃尔”的农夫装。我们可以猜想，通过这大量的纪念物——我想它们大多是向当地显赫的皇族贵胄借用的——如纪念奖章、“圣迹之子”的环形发髻，以及伯爵夫人的白色丝绸裙裾，上面还沾染了她丈夫的血渍，我们几乎很清晰地感觉到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对君主制王权顶礼膜拜的冲动，就像深秋时节病态的花朵，而在这种氛围之中，波尔多公爵的诞生使得贵族阶级预感到自己的丧钟已经敲响，这种落魄解释了贝里耶从布莱依的城堡出来时对他的朋友说过的靠前残忍的言词：“想活命的臭娘们！”如果我们不了解自路易十八以来，所谓正统主义只期盼从天而降的奇迹，那我们就无法理解它在1815—1873年间苟延残喘的历史：从那时起开始求助于神奇的古老仪式的魅力：查理十世的加冕礼；国王的仪仗队；波尔多公爵在维尔京的祝圣仪式，1830年在波里亚科又举行过一次；再晚些时候，保皇党人在夏尔特和卢尔德的朝圣，其中夹杂着郝里路德城堡的朝圣。这不再是一个古老的、稳固的、有收益的、靠前物质化的王权与教权的联盟：已然带有萨莱特和法提玛①的气氛了。当年夏多布里昂突然出现在国王逃亡期间的布拉格皇宫里，如同登上月球一般让人费解，而这位略带悔意的老伏尔泰主义者的言辞本可以感动太阳王，但听众却是一小撮只对猎奇感兴趣的人，他们已经不再寻找复辟的有效手段了，只是像渔夫国王那样，生活在惟一的希望之中，这种盲目的希望就是上天的允诺（尚波尔伯爵的一生只是这样一个允诺，在远离现实的幻想破灭中孕育，而又任由它慢慢地抽穗结籽）。 同样，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个小型的展览会更能帮助人们理解法国浪漫主义产生的环境到了怎样的一个层次，这就是正统派的特别保皇主义。瓦特·司各特曾频繁出现在旺岱省的暴乱中（在展出的一块大奖牌上，我们看见了穿着苏格兰式的褶裥短裙的波尔多公爵，他和姐姐手挽手，那时他大概十三岁），在这个日薄西山、失去活力的君主专治制度中——它同莫拉斯的理性主义相隔不知道多少鸿沟——百合花不再凋零漂落在法国蓝上，而更像是落在最后一个能为之说情的女性圣母玛丽亚的身上。透过祁福的铭牌“勿忘我”、纪念册的雕刻画、爱德华孩提时的头饰、发卡上夹着的褪色的头发，多愁善感之花洒满遍地。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