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论

本书对诗人作家于坚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中肯的评价，既有理性的分析也有感性的认识，是了解一个作家和一个时代的一个窗口。

？于坚，“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人物。这本关于于坚的专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诗人论”“文本细读”和“文学批评”甚至“文化研究”，而更像是随笔、对话（潜对话）、印象记、读后感、杂谈、传记、索隐和评注。作者用诗人批评家的方式细读和还原于坚，在随意、散漫的氛围中寻找于坚诗歌、散文内部的秘密和多样性。？

霍俊明：诗人、批评家。著有诗集《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怀雪》，专著《尴尬的一代》《无能的右手》《悬崖上的陌生人》《远方有大事发生》《先锋诗歌与地方性知识》《从“广场”到“地方”》《变动、修辞与想象》《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等。曾获“诗探索”评论奖、年度青年批评家表现奖、大昆仑杰出诗歌批评奖、《诗刊》《南方文坛》《扬子江》《山花》《滇池》《星星》《诗选刊》年度评论奖、第四届“后天”双年批评奖等。

目录楔子 ／1第一章    精神肖像：于坚是谁？／8    批评家、传记作者如何面对诗人 ／19第二章    一份传记资料：出生的那一刻，童年经验 ／34    出生地、空间构造与精神哺乳期 ／52第三章    萨米兹达特：最初的时刻，第一行诗 ／75    尚义街六号的黄房子 ／90第四章    两个重要的年份：1983，1984 ／106    1986年：多事之秋 ／129第五章    词语的拯救与“元诗” ／151    “拒绝隐喻”：“朝向语言风暴的危险旅行” ／171    中心与外省：语言区隔与重置发声 ／192第六章    “日常生活”：诗与真、词与物 ／200    城郊、厂区：“罗家生”与日常“史诗” ／250第七章    站在餐桌旁的一代：谁造谁的反？谁革谁的命？ ／272    “断裂”或影响的剖析：“卡夫卡和他的前辈们” ／281第八章    “0档案”：案例与效果史 ／296    “盘峰诗会”：难解的冲突或一场“误会” ／318第九章    “原在”的诗人、“故乡”的诗人 ／334    庞然大物与“断崖”时代的到来 ／352    火车与钟楼：另一种时间观的诞生 ／369    “忽然在高速公路中间出现” ／384    “飞行”的能见度 ／392第十章    诗人散文：“我的散文是我诗歌的黑暗” ／406    暗盒、银盐：摁下快门的一刻，或挽歌猝临 ／416尾  声    一代人的怕和爱 ／432附录1：于坚诗文集目录 ／446附录2：于坚创作年表 ／448

    楔？子石家庄西郊鹿泉，燕赵龙凤陵园公墓。陈超（1958～2014）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墓碑正面是青铜雕像的侧影），有于坚工整抄录的陈超生前的诗句——炉膛里泛潮的木柴轧响拈骰子的游戏已到收场无意中我拉开店门噢天空迸涌着雨后的月光右录故友陈超诗苍岩山雨中羁留二日之七乙未春于坚在2017年深秋，和我同行去石家庄的沈浩波以及王单单、严彬都夸赞于坚的书法很棒。我目睹的却是但丁的隐晦的树林和四处的哀鸣。这正是诗人的心象对应，正是精神的炼狱、灵魂的盘诘，以及终极关怀的本质化回声：“我们就走进一个树林，那里没有一条路径可以看得出来，也没有青色的树叶，只是灰色的；也没有平正的树枝，只是纠缠扭曲，多节多瘤；也不结果子，只是生着毒刺……我听见悲泣之声从四面送来，但是又看不见一个人，因此吓得我呆在那里。我相信我的老师以为我在那里想着，这些声音是从那些躲在树林里的灵魂发出来的。”①？这个古老的回声在今天仍在继续。我记得骆一禾在一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黄花低矮却高过了墓碑”。那一截石碑在时间和尘世面前可能是微渺而不值一提的。诗人就是在精神隐喻层面撰写墓志铭的人。确然，从终极意义上考量，诗人不仅为自己写下了特殊的墓志铭，而且也镌刻出了人类共同的难以规避的命运。诗人在精神隐喻上而言应该写下永生之诗。由此考量当下的中国诗人，这样的诗人存在吗？也许一切都是未知，也许有人也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面对于坚这样一个庞大强势的文学世界，很容易把阅读者和同行们吸附进去，或者成为于坚“原文本”的复述者。而无论是整体研究一个诗人，还是解读一个文本，无论是在奥登的时代还是在当下突飞猛进而又不可思议的中国，很多批评家都在重复着两种行当，“我们的时代出现了两种批评家，档案学家和密码学家。前者带有谨慎的准确去收集发表关于一个作者生平的所有能发掘出来的事实，从他的情书、宴会请柬到洗衣账单，并设想关于这个人的一切事实，无论多琐碎，都有助于阐明他的写作。后者对待作品的时候仿佛它是一个匿名的、靠前难懂的文本，而且它是用一种私密的语言写的，如果没有专家解码，普通读者休想读②？现在人们谈论于坚，对于那些有着先锋诗歌史常识的人都会想到八十年代的“他们”。陈超当年在八十年代最为看重“他们”中的于坚和韩东。韩东，尽管是哲学系毕业但是却从来不在诗歌中炫弄知识，而恰恰是在口语中呈现还原姿态和平民意识。敏识的陈超极其精准地指出韩东作为“他们”的领军人物自然有“领袖欲”，但是韩东可贵之处在于仅仅是提供一种姿态或可能性就赶快摆脱追随者而继续向前。陈超与韩东的见面是在江苏淮阴，当时是已经渐渐潮热起来的五月底。那时韩东还穿着高帮鹿皮靴。与体质略显单薄、白皙，态度持重的日常交往不同，韩东在此次会议上的发言给人的印象却是不留余地、咄咄逼人、锋芒毕露。此次会上，韩东的发言正是后来影响巨大的《三个世俗角色之后》。而当1991年陈超陆续在刊物上读到韩东的小说时，陈超的第一感觉是有些震惊——诗歌使韩东厌倦了吗？由韩东和八十年代，我们自然会想到另一个精神体量同样庞大的诗人——于坚。尽管于坚是四川人，但是因为他母亲是昆明人的缘故，于坚在陈超看来属于典型的高原土人——矮小、较胖，神情憨厚，眼神固执而明亮，自负而坚忍，适度而又有些世故，“在我的朋友中，于坚是极少数的那种深悟自身素质的人。这使他的写作，一直保持着恰如其分的适度：个人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结合。酒精、聚会、钓鱼和网球，并没有使他的诗歌表现得兴致勃勃、潦草和迷惘。他有时也赞赏别的诗人，但更像是在尽朋友的‘义务’，言不由衷，含有迁就所有同仁的‘集团主义’动机。这也许说明于坚老于世故，也许说明于坚对自己声望的估计。或兼二①？第三代“龙头”诗人于坚是陈超相交三十多年的好友。诗人们普遍认为于坚是后现代“怎么都行”的随意的人，陈超却认为于坚其实是特别认真、忠厚的人。在《于坚之“明白”》中，陈超写道：“某年我‘挈妇将雏’要到云南几个地方一游。提前给于坚通了气，无非是到昆明聚一下的意思。没曾想很快接到于坚回信，要我制定严格的‘旅行日程表’马上发他，要具体到某日到某地，怎么玩、住、行，如此等等。他马上将安排云南数地朋友按时接应我们。我的行程全无计划，一贯喜欢浪哪儿算哪儿。望着于坚铆工车间‘工长日志’般的周详，我和妻子深为感动。为了朋友能玩得开心、方便，他要不厌其烦将细节搞‘明白’，萝卜未至坑先挖好，免得露天晒蔫。吓得怕给人添麻烦又做事率性的我，决定先不予回答，自己各处瞎玩了十天，最后才流窜到昆明……更奇的是，于坚的‘明白’还带跨时空的。某年某月，于坚来信请我到北京观看由他创作、由牟森导演，先锋‘戏剧车间’演出的诗剧《关于“彼岸”的一次汉语词性讨论》。我答应会去的。可由于来信距演出日还有近一个月，再加上我常年混迹诗坛，深知诗人们说话靠谱儿的时候不多，就想，到时他会再具体通知我的，遂把这事给撂忘了。某天，接到于坚来信，劈头就问：‘陈超：你怎么没来？说好那天的……’这种不管多久前说一遍就必须算数的作风，真让我惭愧呀。于坚就是这样的人，长相糊涂得大而化之，内心却明白纤敏，铆件儿般严丝合缝。有时我会打趣他说，这位老哥哥因自小注射过量链霉素使双耳重听，是否他永远学不会‘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在他这儿，话就要‘说清楚，讲明白’，言必信行必果，一句算一句，不能含混敷衍浪费耳力。”①？这段印象，真是传神得很！于坚的现代诗话《为世界文身》与陈超的《诗野游牧》同时出版。在我看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向传统“诗话”的致敬，而是他们多年来自身诗学建设本源性的一部分，来自于其诗学话语的核心。这种“现代诗话”是直接关乎生命与词语、精神之间相互打开的方式，是趣味，是性情，也是个人诗学的信仰。正如陈超所说“现代诗话”像哈根达斯一样“教我欣喜，感到甜”。而早在1994年出版的《生命诗学论稿》这本书中，陈超关于“现代诗话”的话语方式就已经初步建立。“现代诗话”做到了词语和精神之间凛冽而温暖的相互激发、性情与知识的彼此映照、经验与感应的契合、理性与感性的对应、敏感与自持的有效性平衡。没有对诗歌创造性的秘密和深隐的意趣深有同感和彻悟的人，没有对诗歌创作的细节和蛛丝马迹、草蛇灰线抱有探幽烛微能力的人，没有对诗歌的闪电具有探雷针一样敏锐和领受力的人，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近乎于“诗话”但又具有明显差异性诗歌批评话语方式的。再者说回来，“新诗”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拒绝“诗话”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倾心于修辞炫技和词语智力游戏的文本而言更是如此。“诗话”的吉光片羽的闪现，俭省词语与机心妙得的个人修为确实能够支撑诗歌这种特殊文体的核心，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容易造成某种程度上因话语“缩小”方式所带来的“整体性”架构的丧失和弱化。而于坚等人的“现代诗话”则一以贯之地深化了这种“整体性”——批评文本与灵魂高度之间的互相激发和激活、创设。这实际上也是对批评家自身的生命力、活力、性情、趣味、兴味的超级难度的考验。由于坚的诗作我想到的是当年一个诗人在田纳西州的山顶所放置的那一个语言的坛子，这就是诗歌的可能性——“我把坛子置于田纳西州，/它是圆的，立在小山顶。/它使得散乱的荒野/都以此小山为中心。//荒野全都向坛子涌来，/俯伏四周，不再荒野。/坛子圆圆的，在地上/巍然耸立，风采非凡。//它统领着四面八方，/这灰色无花纹的坛子。/它不孳生鸟雀或树丛，/与田纳西的一切都不①？坛子是一个日常景观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物什，但是作为语言世界中的意象却在一瞬间就成为周边事物的中心和顶点。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诗人的精神照彻。而多少年了，在我的阅读生活中我只有偶尔几次与几个诗人的“坛子”和“中心”相遇。那一刻曾经被刻意缩小的闪电瞬间炸裂、迸发出来。诗歌是经验的，也可以是抽象的甚至超验的，日常的神秘似乎就在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灰色的没有花纹的坛子上——它安静坚实却又容留了无边无际的风声和喧嚣。这再次回到了诗与真的问题。这让我想到当年波斯诗人鲁米的诗句：“当我被毁坏，我同时也在康复。/当我像大地一样安静坚实，那时候/我便可以用低低的雷声与众人讲话。”①？在于坚等少数几个诗人这里，我找到了能够与史蒂文斯的“坛子”具有互文和重新发现性的那一“中心”。这一“中心”又近乎耳侧低低的雷声萦绕。评价同时代人的写作注定是困难的。罗兰·巴尔特认为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而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的评价正是“里尔克既不是我们时代的定购物，也不是我们时代的展示物，而是我们时代的对立物”②。在一次南行高原的列车上，隔着玻璃窗我看到绵延的雪峰间巨大的银白色风车。风车的叶片闪亮，山峰褶皱间是浓密得化不开的阴影。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在“同时代”的视野下一个诗人如何与其他的诗人区别开来？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尤其是具有“求真意志”和“自我获启”要求的诗人他必须首先追问和弄清楚的是同时代意味着什么？我们与谁以及什么同属一个时代？有人已经给出了答案：“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与时代接近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③？因此，我们可以说从精神的不合时宜来看诗人是真正的同时代人。即使不大声说话，甚至只是沉默和噤声，但这同样是一种“精神成人”的独立姿态。也许，一个诗人伟大的使命或者情结就是做一个“诗人中的诗人”，从而在语言和精神上永生，“我所谓的‘诗人内心的诗人’就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