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史(全4册)/吕思勉历史全集

《两晋南北朝史》是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吕思勉历史合集》之一。两晋南北朝是秦汉之后中国历目前情况很复杂的时期，社会上各种矛盾交错纠缠，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合纵连横，本书在当时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微观考证和宏观论述的结合，对这一时期具有时代特征的现象如门阀的兴衰及背景、专役户与社会阶层的变动、田制的本质及其在本时期突出之原因的剖析，进行了一些新的阐述；重新审视了这段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及其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影响。本书的重点在于注意到文化在历史演变中所起的作用。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两晋南北朝史》的作者吕思勉，字诚之，今江苏常州人，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是20世纪有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对历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是史学爱好者及历史研究者不可不读的图书之一。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家贫，12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研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人。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作为我国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其史学专著《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中国近代史》等，均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两晋南北朝史(一)
章 总论
第二章 晋初情势
第三章 西晋乱亡
第四章 东晋初年形势
第五章 东晋中叶形势上
第六章 东晋中叶形势下
第七章 东晋末叶形势
第八章 宋初南北情势
两晋南北朝史(二)
第九章 宋齐兴亡
第十章 齐梁兴亡
第十一章 元魏盛衰
第十二章 元魏乱亡
第十三章 梁陈兴亡
第十四章 周齐兴亡
第十五章 南北统一
两晋南北朝史(三)
第十六章 晋南北朝四裔情形
第十七章 晋南北朝社会组织
第十八章 晋南北朝社会等级
第十九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计
第二十章 晋南北朝实业
第二十一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活
两晋南北朝史(四)
第二十二章 晋南北朝政治制度
第二十三章 晋南北朝学术
第二十四章 晋南北朝宗教

    章 总论
     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至五胡乱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五胡之乱，起于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之自立。越十三年，愍帝被虏，而中国在北方之政府遂亡。自是南北分立。
     自元帝建武元年，至陈后主祯明三年，凡二百七十三年，而南卒并于北。隋文帝虽云汉人，然民族之异同，固非以其种姓而以其文化，此则不独隋室，即唐室之先，亦未尝非武川族类也。《廿二史？记》云：“两间王气，流转不常，有时厚集其力于一处，则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气亦各有所聚。晋之亡，则刘裕生于京口；萧道成、萧衍，生于武进之南兰陵；陈霸先生于昊兴；其地皆在数百里内。魏之亡，则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于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鲜卑迁武川。陵生系，系生韬，韬生肱，肱生泰，是为周文帝。杨坚五世祖元素，家于武川。元素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祯，祯生忠，忠生坚，是为隋文帝。李渊，三世祖熙，家于武川。熙生天赐，天赐生虎，虎生晒，？生渊，是为唐高祖。区区一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员尚小，隋、唐则大一统者共三百余年；岂非王气所聚，硕大繁滋也哉？”王气所聚；说大落空。宋、齐、梁、陈四代之祖，生于数百里内，亦不足论。中华人事繁复，此固无甚关系也。至于周、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则自以当时此一区中为强兵所在，故力征经营者易起于此，其附从之功臣，亦易出于此。不惟周、隋、唐，北齐兴于怀朔，固与武川同为六镇之一也。武川，今绥远武川县。怀朔，今绥远五原县。唐室武功，超轶汉代，然实用蕃兵、蕃将为多，与汉之征匈奴，纯恃本族之师武臣力者异矣。
     自唐衰而沙陀人据中原，虽不久覆灭，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洲，又纷纷窃据，甚且举中国之政权而盗之。盖自五胡之乱至清之亡，凡历千六百有八年焉。若是乎，中国民族，实不堪以兵力与异族竞邪？日：否。
     《秦汉史》既言之矣。日：“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益深。孟子日：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以社会组织论，浅演之群，本较文明之国为安和，所以不相敌者，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然役物之方，传播很易，野蛮之群与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与文明之族相抗衡．，则所用之器。利钝之别已微，而群体之中，安和与乖离迥判，而小可以胜大，寡可以敌众，弱可以为疆矣。”章。
     以文明之群，而转为野蛮之群所胜，宁独中国？马其顿之于希腊，日耳曼之于罗马，顾不然邪？夫党类（class）既分，则与异族为敌者，实非举国之民，特其操治理之权者耳。此等人，当志得意满之余，溺骄淫矜夸之习，往往脆弱不堪一击。卒遇强敌，遂至覆亡。其覆亡也，固亦与寻常一姓之覆亡无异，特覆之者非本族而为异族人耳。
     此时多数人民，固未尝与异族比权量力，若为人所服，而实不可谓其为人所服也。多数人民与异族之相角，于何见之？其胜负于何决之？日：视其文化之兴替。两族相遇，文化必有不同，观其孰替孰兴，而文化之优劣分，而民族之存亡，亦由之而判矣。信如是也，中国民族之与异族遇，不以一时争战之不竞见其劣，正以终能同化异族见其优，固非聊作解嘲之语矣。此非谓中国必不能以兵力争胜，亦非谓此后永不必以兵力争胜，不可误会。
     中国之见侮于异族，乃由执治理之权者之劣弱，其说可得闻与？日：可。两族相竞，若战陈然，居前行者，实惟政治。后汉自安帝永初以降，政权迄在外戚、宦官手中，自此至灵帝中平六年董卓人洛，凡历八十六年，其紊乱可以想见。此时为举国所想望者，莫如当时所谓名士，然其人实多好名嗜利之徒，读《秦汉史》第十章第四节、第十四章第五节、第十八章第四节可见。此时相需很殷者，日综核名实，日改弦更张。督责之治，魏武帝、诸葛武侯皆尝行之，一时亦颇收其效，然大势所趋，终非一二人之力所克挽，故人亡而政亦息焉。
     近世胡林翼、曾国藩，承积衰极敝之余，以忠诚为唱，以峻切为治，一时亦未尝不收其效，而亦不能持久，先后很相类也。改制更化，魏曹爽一辈人，颇有志焉。然其所图大大，不为时俗所顺悦；又兵争未久，人心积相猜忌，进思徼利，退计自全，乃不得不用阴谋以相争夺。此等相争，正人君子，往往非奸邪小人之敌，曹爽遂为司马宣王所覆。宣王本惟计私图；景王虽为正始风流人物，然既承宣王之业，自不得不专为自全之计；文王更无论矣。
     与司马氏相结合者，率多骄淫狙诈之徒；司马氏之子弟，亦日习于是，而其材又日下；而时势之艰危，人心之险？如故；于是以晋初之百端待理；灭吴之后，又直可以有为之时；乃以趣过目前之晋武帝承之，急切之事如徙戎者，且不能举，皇论其他？而杨、贾、八王之祸，且代异己之诛锄而起矣。晋室之倾颓，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盖自初平以来，积渐所致，势固不易中止也。夫国之所恃为桢干者，固非一二臣卫，而为士大夫之群，今所谓中等阶级也。士大夫而多有猷、有为、有守，旧政府虽覆，树立一新政府，固亦非难。
     当时之士大夫，果何如哉？中国在是时，民族与国家之见地，盖尚未晶莹。东汉名士，看似前仆后继，尽忠王室，实多动于好名之私，挟一忠君之念耳。此等忠君之念，沿自列国并立之时，不能为一统之益，而时或转为其累。参看《秦汉史》第十四章第四节。
     又既沿封建之习，则诸侯之国，与卿大夫之家，其重轻本来相去无几，南是王室与私门，其重轻之相去，亦不甚远；益以自私自利之恒情，而保国卫民之念，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刘、石肆虐，北方之名门巨族，相率迁地以图自全，鲜能出身犯难者，由此也。携家避地，固始汉末，然是时为内乱，而晋初为外患，衡以内乱不与，外患不辟之义，则晋之士大夫，有愧焉尔矣。夫既徒为保家全身之计，则苟得沃土，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志安乐而无复报胡之心。东晋之名流，率图苟安而怠恢复；如蔡谟之沮庾亮，王羲之之毒殷浩。其挟有奸雄之才，而又为事势所激者，遂不恤为裂冠毁冕①之行；如王敦、桓温之称兵。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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