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里，
学会与悲伤共存
人生在世，谁都可能陷入难熬的低谷
独自走在空荡的深夜街头，放眼望去，尽是大门紧闭的商店。霎时，雨水滴滴答答坠落，眼前渐渐雾成一片。气喘吁吁的呼吸声和紧促的心跳声围绕着我，我仿似无头苍蝇般奔跑着，突然停下了脚步。这时，我才懂了：孤独，是紧闭的心；心，是涌生的悲伤；悲伤，是眼泪。
人生在世，任谁都可能遭遇痛不欲生的时刻：被这牵绊，被那挂碍，最终自然一事无成，爱情、工作、朋友、家庭……通通不尽如人意，坏事仿佛看准了时机，一口气接踵而来。像瑞士视觉艺术家费迪南德·霍德勒（Ferdinand Hodler）的《厌倦人生》（ Tired of Life ）一样，
挣扎于煎熬的生活，再也挺不起疲惫身躯；像荷兰画家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的《悲哀》（ Sorrow ）一样，深陷人生低谷，却被得不继续活下去的痛苦压得肩膀瑟缩；像法国画家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的《等待》（ Waiting ）一样，再怎么等待、忍耐， 境地重复……让人绝望不已。这些时候，我们总是苦苦挣扎，穷尽办法只为摆脱一切。
不久前，我打了通电话给从小同甘共苦的莫逆之交，通常只要一眼神或声音，我们就能知晓彼此的想法或情绪。我想听见新婚的她幸福洋溢的声音而拨了电话，期待沉浸爱河中的她能让自己的心情好过一些……
“你在哪里？在干吗？”“ 哦，我在百货公司，想来买几件内衣……”听见她缓慢地吐露出“买几件内衣”的瞬间，我有种“啊，一定出了什么事”的感觉。
一般来说，刚结婚的新娘买漂亮内衣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但她却是每逢不顺心就会采购许多内衣的人。在我脑海中浮现她说过的话：“ 看一看、摸一摸漂亮的内衣，然后穿上，就像是一份安定情绪的礼物。”这是她抚慰自己心灵的方式；而当我需要安慰时，我会看画。
看画的人有各式各样的理由，而我主要是为了得到抚慰。发生难过的事时，我喜欢听悲伤的音乐，看悲伤的电影，借机痛快地大哭一场，然后感到通体舒畅。看画时，我甚至会选择非常悲伤的画，希望与画中人物的哀戚产生共鸣，然后自我劝勉，从中得到慰藉。
威尔汉姆·哈莫修依—— 以极简线条呈现虚无心灵
我静静地坐在房里，一页接着一页翻阅画册。在看到丹麦象征主义画家威尔汉姆·哈莫修依（Vilhelm Hammershoi，1864—1916）的《卧室》（ Bedroom ）这幅画时，我停顿了下来，凝望着画中卧室里的女人好一会儿。
梳着利落发型、穿着淡雅黑礼服的女人站在窗前，看起来宁静而孤独，漫溢着朦胧的神秘感，整理好的床铺硬挺挺地伫立在她两侧。也许因为还是尚未破晓的清晨时分，偌大的窗边并未绘出任何光晕。女人的视线望向下方而非前方，她正看着什么，在想些什么呢？虽然只看见背影，但是发型、穿着以及身体的剪影，早已充分透露出她的悲伤。
无声胜有声，背影也是如此。只能靠别人的双眼观察到的背影，或许就像我们永远难以看见也无法面对的悲伤内心。看着她的背影，才让人恍然大悟，原来这份悲伤，极其安静、无声无息地镶嵌在每个人的生命中。从女人身上可以感受到内心的混沌挣扎，这样的表现非常诗意，压抑的情绪反而让人更强烈地意识到她的难过。相较于全盘呈现，隐藏更能激发好奇与想象。仿佛冻结且难以捉摸的忧伤，牵引出更深层的共鸣。
我顿时忆起法国文学巨匠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在摄影散文集《背影》（ Vues de dos ）中所写的一段文字：“ 不知为何，背影的孱弱，反而更具冲击力；简洁，反而更具说服力。背影会说话，哪怕只看见一半或四分之一，也能听见铿锵有力的话语……”
哈莫修依的画风与心灵真正走向虚无，并以空房间作为画作场景，是从他迁居至丹麦的哥本哈根之后开始的。他与同行画家的妹妹伊妲结婚，两人自巴黎蜜月旅行归来，哈莫修依便如火如荼地寻觅落脚处。他想找一间弥漫老旧、古典气息的房子，于是刻意前往发展程度偏低的旧城区。一心想找到理想中住所的他，甚至拒绝接受设有冲水马桶的屋子。好不容易觅得合意的公寓，他还亲手将墙壁、地板漆成灰白色与深褐色，而且只在家中放了沙发、桌子、一架钢琴等几样极简化的家具。
将住所视为工作室的哈莫修依，会为了作画随时改变家具的摆设配置，甚至会依此决定妻子所站的位置。《卧室》这幅画中的女人，就是他的妻子。妻子和家，也成为哈莫修依作品的主要取材对象。
“线条”是哈莫修依画作最主要的重点。谈及“线条”时，他曾说道：“ 我选择‘线条’成为自己画作的主题，并将其视为构建图像的要素，紧接着则是‘光’。我并非不重视‘色彩’，甚至会努力地想要呈现色彩的协调性。然而，若非得从中择一时，我终究会选择‘线条’。”除了《卧室》，在哈莫修依绝大多数的作品中，都可见到将线条以水平与垂直并列表现的手法。例如在他的代表作《室内，1898》（ Interior, 1898 ）中，覆盖着桌子的白色桌布，与摆放于后方的黑色梳妆台，两者互相对称；而直向垂落的窗帘，平衡了整幅画作。另外，完成于1908年的《室内》（ Interior） ，在充满18世纪荷兰风情的屋内，妻子坐在椅上的背影，则通过反复描绘的直线与横线，呈现空间的透视感。
忧伤的背影，渴望的或许只是心有灵犀
评论家们一再以哈莫修依的画作隐晦不明为抨击理由，使他屡遭策展单位拒绝，随后他即因不受丹麦艺术界认同，渐渐被世界所遗忘。然而，自19世纪80年代起举办的巡回展览，又让哈莫修依重新引发了大众的关注。其中的特出之例包括：英国演员麦可·帕林（Michael Palin）收藏了他的画，并赞美其“巧妙融合了爱德华·霍帕（Edward Hopper）与约翰内斯·维米尔（Jan Vermeer）的绝妙之处”；奥地利诗人莱纳·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也曾表示：“他的作品拥有深长而缓慢的呼吸。当人们总算读懂他的画作时，便能从画中激发‘艺术的重要与本质为何’的思考。”差点儿因画作模糊不清的氛围而遭遗忘并消失的画家哈莫修依，终于再度受到世人瞩目，重拾应有的声望。
在哈莫修依的《卧室》中，卧室与其被视为日常且私人的休息居所，毋宁说更像密闭、隔绝而孤单的空间。盘旋于整幅画中的灰色调与平静的淡彩，即用于呈现内心世界的伤悲；如果静静地窥探这个弥漫沉默气氛的空间，便能体会跃然于画布之上的空虚感受。
卧室里的女人自始至终凝望的，是专享能与世界贯通的窗户。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她真正需要的，或许是与某个人看似微不足道的心有灵犀吧？我再次想起一幅画能带来的慰藉力量……今天的我，也在心中描绘着卧室里的她。我深吸一口气，然后吐出。
无论悲喜，
下个清晨总会降临
流转奔波中，皱纹越来越多，心越来越累
近午的早晨，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是我……现在可以见个面吗？”
“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吗？”
“我刚刚辞职了。”
“什么？为什么突然……”
“你来我家一下。”
铁定是发生什么事了。我匆忙处理好手边的事务，抵达她家时，只见她独自呆坐在关着灯的漆黑房间里。垂坠的双肩之间弥漫着浓郁的惆怅；若有所思的双眼，没有定向地游移着。她嘲弄着自己的脆弱，只是空洞地笑着，仿似要斩断所有念头地苦涩干笑。
我担心地赶紧询问：“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嘴里说着“没事”的她，看起来却很“有事”。
即便是接受过权威业界杂志专访，堪称是知名室内设计师的她，也同样背负着生活的重担。曾经深信只要努力工作就终将迎来梦想中的生活，却只有持续的痛苦日复一日袭来；比谁都更用心，事事尽求完美，时间却大幅改变了一切——皱纹越来越多，心越来越累。专享不变的只有未曾间断的改变，最后甚至浑然不觉变化的存在，只是任凭时间流逝。房内四处散落着她为了治疗失眠与胃食道逆流所服用的安眠药与各式药包。为了见客户，她总是踩着高跟鞋东奔西跑，以致脚上满是伤口，一道道都像是双脚发出的哀号……心疼的我皱紧了眉头。
此刻我总算明白，平常有意无意间抱怨生活辛苦的她，根本不是承受着甜蜜的负荷，或只是无病呻吟。此时什么也做不了的她，看起来无比狼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苦涩而落寞的心情，甚至渗进了我的胸口，感觉好痛……
被人抓住了肩膀使劲摇晃，漫无目的地熬过一天又一天后，偶尔也会怜悯起那个闷闷不乐、含辛茹苦的自己。苦撑着随时都像会死于窒息或遭到碾毙的每一天，始终发不出任何反抗的声音，却得孤军奋战地面对无力抵挡的人、事、物。
厌倦了“有空一起吃饭”的场面话，那不过是几年都见不到一次面的人所捎来的客套讯息。总是没来由地心生烦躁，涌起反胃的感觉；因为无法理清内心纷乱，终日挂着什么都看不顺眼的表情过活。有时甚至不知道为何而活，遗忘了该怎么度日。然而，最令人绝望的是，自己总有一种预感，或者说确信——就算到了明天、后天，也不会比现在更好，全然不会有任何改变。
有些清晨，就跟黑夜一样。有些日子，一点儿也不期待清晨到来。甚至有些时候，恐惧清晨的降临。而那一天，她所迎接的清晨，就有如爱德华·霍帕的画。
爱德华·霍帕—— 细腻刻画现代人的疏离与孤寂
美国写实主义画家爱德华·霍帕（1882—1967）格外喜欢描绘清晨的景色。优选让人想起的作品，就是在空无一人的巷弄里，仅有阳光虚无洒落的《星期日清晨》（ Early Sunday Morning ），以及《城中清晨》（ Morning in a City ）里，沐浴后以枯燥、乏味的神情展开一天生活的裸女。《晨阳》（ Morning Sun ）则描绘一名坐在床上迎接清晨的孤独女子，这不只是霍帕的作品，也是电影《雪莉——现实的愿景》（ Shirley: Visions of Reality ）的故事背景，电影海报即是以此画为蓝本而设计的。
1926年完成的《上午十一时》（ Eleven A. M. ），则是以淡然的笔触传神呈现现代人眼中死气沉沉的清晨。在这幅画里，有一个坐在蓝沙发上凝视窗外的女人。我们无从得知她究竟在看些什么，只知道女人的眼神正望向画面以外的某处。挂在墙上的相框和古色古香的抽屉柜，给人厚重感觉的桌灯和复古的木椅，红桌上散落着两本随意放置的书，而且从窗外的建筑外观推断，此处应是住宅公寓，而非饭店。
米色外套随手挂在女人右边的椅子上，从稍微烫过的卷发和穿在脚上的黑皮鞋来看，此刻的她应是舍弃了该上班的时间，一屁股坐进了沙发。既然画作取名为已来不及上班的《上午十一时》，想必这些都是正确的推测。是什么让她呆坐在沙发呢？
阳光拉长了影子。光线越是席卷而来，越是扩大内心的紊乱。晨曦悠悠映照，女人却被不可言喻的孤独所缠绕。在接近真空状态的静谧中沉思，危险得仿似只要轻碰一下，她就会瞬间粉碎一地。即使散落的头发让人看不清她的表情，从那孤单、寂寞的眼神中，也能隐约察觉到她厌烦都市生活的空荡内心。身边没有任何人的空虚感，世界好像只剩自己一
般，女人的模样，凄凉至极。靠前悲惨的孤寂、内在翻腾的心境，画面停留在完整呈现情绪的刹那。比起渺茫的深夜，更像是黑暗的清晨。
霍帕笔下的清晨景色，描绘着所有现代人都曾经历的孤独。面无表情的脸庞、没有焦点的眼神，画里早已习惯空虚生活的女人，与现实中的你我极其相似。霍帕的安定人生看似毫无曲折，但从他如此细腻地刻画现代人疏离寂寥的内在，似乎也能推敲出他不安定的内心世界。
霍帕曾如此谈论自己的画作：“ 我并不打算描绘社会的面貌，我仅仅是想描绘自己罢了。”不以社会观察者的角度，而是以画中人物的视角来作画，就是如此才让画作更贴近真实，也更能引起众人共鸣的吧。
希望，就是某种层面的等待清晨降临
霍帕的画往往存在着双重性。虽然画中的女人活着，呼吸着，时间却像静止一般；温煦的朝日，透露着冰冷的感受；耀眼的晨曦，却一点儿也不明亮。一如这世界不会永远冰冷或温暖，也不会永远漆黑或光明。虽然身处同样的空间，女人却像是脱离了背景而活，宛如被隔绝于世界；以窗户分隔室内与室外，如同内在自我与社会化自我的隔阂。恰如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在《走访动物园》（ On Going to the Zoo ）一文中所述：“ 爱德华·霍帕的画虽然悲伤，却不会让我们变得悲伤。”霍帕描绘出现代人内心的悲戚，反而能因此带给我们力量与慰藉。
任谁也无法保证明天清晨会发生什么事。又见清晨，清晨总是充满磨难。不要忘记，明天的太阳自会升起，我们能做的只有学会鼓舞自己，每天尽力而为。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Henry Longfellow）说过：“希望，其实就是某种层面的等待清晨降临。”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清晨、朦胧欲晓的清晨、郁郁寡欢的清晨……永远不会有清晨不再来临的日子。无论身在何方，总会迎来清晨；无论是谁，终究要面临清晨。
知道这个事实之后，或许，我们会愿意继续支撑着自己走下去。
长伴左右，
心灵的秘密基地
画里传来的悦耳琴声，让人心醉神迷
和煦阳光普照的午后，我随兴在钢琴椅上坐下。满身疮痍的旧钢琴，却承载着我满满的珍贵回忆。掸了掸铺满灰尘的乐谱，我轻柔地摆动起手指。有些琴键无论多用力敲击，都仍然沉默以对；有些琴键则索性接近陷落，毫不打算回复原位。尽管费了一番力气才能边看着乐谱边蹩脚地弹奏，依然觉得能够奏出和弦的手指很是神奇。
一个指令一个动作地跟随乐谱弹奏，不知不觉间，内心的不协调也渐渐沉淀，美妙的旋律萦绕着空荡荡的心。一如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所言：“ 音乐，替无法命名的事物命名，甚而传达不可言喻的一切。”连自己都不知该如何定义的情绪，音乐却像早已通晓般，要我“别担心”。
钢琴，是印象派画家十分喜爱的素材。法国画家古斯塔夫·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在《钢琴课》（ The Piano Lesson ）中，呈现两名女子并坐演奏钢琴的画面；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以《弹钢琴的马奈夫人》（ Madame Manet at the Piano ）描绘曾是自己钢琴老师的妻子苏珊娜·里郝夫；还有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 Auguste Renoir）笔下无数与钢琴相关的作品，如《弹钢琴的女子》（ Woman at the Piano ）、《弹钢琴的少女》（ Girls at the Piano ）、《弹钢琴的伊凡娜与克里斯廷·勒侯罗》（ Yvonne and Christine Lerolle at the Piano ）。凡·高也在自杀那一年画下了《玛格丽特·嘉舍弹钢琴》（ Marguerite Gachet at the Piano ）。
《奏鸣曲》—— 光与色在韵律中相拥起舞
以钢琴为主题的画作数不胜数，而其中又数美国画家蔡尔德·哈萨姆（Frederick Childe Hassam，1859—1935）的《奏鸣曲》（ The Sonata）所表现的情感最为丰富。这幅画绘于哈萨姆留学巴黎返国后，埋首创作印象派作品时期，巧妙呈现了时刻变幻的光影瞬间。
暖洋洋的阳光洒落的窗边，倚着一架偌大的黑色钢琴。身着白洋装的女子坐在钢琴椅上起手演奏，悠扬琴声环绕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置于钢琴上的透明花瓶晶莹剔透，瓶里的花朵也愉悦地欣赏着演奏。此时，窗帘随着窗外吹进的凉风摇曳，女子的裙摆也乘风舞动。远处隐约的鸟鸣与沙沙作响的树叶声，仿佛搭配着女子的琴声，正举行一场管弦乐演奏。结合光与色的韵律，栩栩如生地构建出缤纷、浪漫的画面。
留法时深深为印象主义着迷的哈萨姆，将其与美国的写实主义结合，形成自己独有的画风。这种风格逐渐发展成美国传统的印象主义，而后他也与志同道合之士组建“十人画会”（The Ten American Painters）团体。哈萨姆与威廉·梅里特·蔡斯（William Merritt Chase）、埃德蒙·查尔斯·塔贝尔（Edmund Charles Tarbell）、托马斯·杜因（Thomas Dewing）等人在纽约卢埃尔画廊举办首场成员联展，并借此结缘，开启随后二十余年互相扶持、推广美式印象主义发展的岁月。
一如他乐于被称为“光与空气的画家”，哈萨姆极为重视环绕于空气中的光线。细看他笔下光线与色彩的柔美律动，耳边仿佛也响起悠扬的钢琴旋律。
哈萨姆凭借着漫溢着律动感的笔触的作品，在19世纪红极一时，不但获得普罗大众的喜爱，销量也屡创佳绩。他的画作至今仍是世界优选艺术品拍卖会苏富比和佳士得卖得优选的作品之一，卖了甚至创下美国绘画第三高的纪录。
哈萨姆的作品深受许多知名人士喜爱。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的白宫办公室里，就挂着哈萨姆的《雨中大道》（ The Avenue in the Rain ），画中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市民要求坚持孤立主义的美国政府参战，而聚集在纽约第五大道的情景。瓶内黄花散发着耀眼光芒的《繁花之房》（ The Room of Flowers ），也因为被企业家比尔·盖茨以两千万美元买下而引发热议。
音乐与美术，有着彼此影响的力量
从古至今，音乐与美术即拥有彼此影响的力量。有借绘画反映音乐的画家，也有因绘画诱发作曲灵感的音乐家。
对法国画家拉乌尔·杜飞（Raoul Dufy）而言，音乐是洋溢感性的媒介，或许正因如此，在他的作品中屡屡能见到小提琴、钢琴等乐器，也常出现管弦乐团、音乐会、演奏家等与音乐息息相关的场景、角色。杜飞原本就很喜欢巴赫、莫扎特和德彪西，我们也不难从他献给莫扎特的《向莫扎特致敬》（ Hommage à Mozart ）、描绘德彪西乐谱的《向德彪西致敬》
（ Hommage à Debussy ）等作品中，感受跃然于画布之上的轻快节奏。
抽象艺术的始祖、俄国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也秉持“以色彩谱写乐曲和声”的理念，借画笔呈现音乐。他在1912年出版的著作《论艺术中的精神》（ 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in Art ）中提及：“红是用力敲击的鼓，浅蓝是长笛，湛蓝是大提琴，深蓝则是低音大提琴。”这样的想法，可以从他的《构成第八号》（ Composition Ⅷ ）、《多彩的合奏》（ Colourful Ensemble ）等作品中略知一二。
相对地，通过音乐呈现绘画的音乐家也不在少数。美国摇滚乐团Rachel’ s为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埃贡·席勒（Egon Schiele）量身打造的专辑 Music for Egon Schiele ，通过忧郁、抒情的曲风，便足以让人深陷席勒的悲哀与超凡天赋；俄国作曲家莫杰斯特·穆索尔斯基（Modest Mussorgsky）也在自己的画家挚友哈特曼离世后，挑选了十幅遗作谱写
十首乐曲，这就是曲调庄严而悲戚的《展览会之画》（ Tableaux d ’ une exposition ）。
深受西班牙黑画画家戈雅（Francisco de Goya）影响的音乐家，更是数不胜数。意大利浪漫派作曲家马里奥·卡斯泰尔诺沃-泰代斯科（Mario Castelnuovo-Tedesco）创作的《二十四首戈雅随想曲》（ 24 Caprichos de Goya ），灵感正是源自戈雅的版画作品集《奇想集》（ Los Caprichos ）获选为电影《钢琴课》（ The Piano ）创作配乐而声名大噪的英国作曲家麦可·尼曼（Michael Nyman），也曾写出歌剧作品《面对戈雅》（ Facing Goya ）；被称为“作曲界戈雅”的西班牙作曲家恩里克·格拉纳多斯（Enrique Granados）所创作的钢琴组曲《戈雅画集》（ Goyescas ），则为“戈雅风格”做了淋漓尽致的诠释，而后也被改编为歌剧。
一段旋律、一首歌曲，有时更胜千言万语
偶尔，我不禁会思考着：“ 如果没有了音乐，我们该如何活下去？”或许，根本没有人能够幸存。一小节歌曲，有时甚至比任何哲理蕴含的力量还要强烈；一首歌，有时更胜一百句话。
如同英国画家阿尔弗雷德·威廉·亨特（Alfred William Hunt）所言：“音乐是能治愈内心伤痛的良药。”无论什么样的音乐都拥有独特疗效，通通摆进药店贩卖似乎也不为过。有些歌曲，仿似一缕烛光在漆黑的夜晚抚慰人心；有些音乐，适合在人生低潮之际反复聆听。飘然细语般的凄婉旋律，温柔轻抚着疲倦的心；甜美却掺杂哀伤情绪的轻柔曲调，蕴
藏着理清紊乱心境的强大力量。
驻足回首，音乐陪伴你我走过无数时光。阐释记忆渐逝的初恋之歌、勾起第一次兜风回忆的音乐……听着法式香颂，忆起兴奋踏足香榭丽舍大道的画面；听见与朋友在随兴流浪之行中一起听过的音乐，宛如再次身历其境。眼前一片茫然，仿佛看不见未来时，第一个想起的永远是“音乐”；生命犹如跌进万丈深渊时，疯狂地让自己沉浸在音乐里；深感凄惨无比、一无是处时，总是一再靠着音乐熬过那些时刻。
时而悲伤时而欢乐的人中，始终随侍在侧的音乐，从伤痛之中救赎我们，然后再送上一份闪着耀眼希望的礼物……这就是音乐的伟大之处。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珍而重之的秘密基地，或许，那就是一个悠扬旋律不绝于耳的地方。
好好哭一场，
释放内心郁结
像洗衣般，把复杂的情绪一件件涤净
笑不出来的日子，从未间断。话虽如此，却也流不出一滴眼泪，只是觉得痛楚。人类的悲伤，刻骨铭心且使人意志消沉，甚至无法轻易消逝。极力想抹去悲伤痕迹，却怎么也消除不了。这时，我会习惯性地洗衣。
再也没有任何行为比洗衣更适合用来具体化地洗涤悲伤。将混乱堆积的待洗衣物一件一件地分类，有如细细审视自己内心的复杂情绪，努力厘清悲伤根源。只要用双手使劲搓揉，双脚用力踩踏，烦心事似乎就能随着洗出的污垢一点儿一点儿地消失。以清水冲洗数次，使尽全力扭干后，将衣服逐一晾起，顿时感到通体舒畅。衣物在温煦的阳光下变得干燥，似乎也能感觉到内心的悲伤随之风干。
自人类开始穿衣后，“洗衣”的行为便随之诞生。原始时代，人们大多基于礼仪、美德、宗教等目的而洗衣；随着文化发展渐盛，渐渐转为基于社交与卫生考虑而洗衣。从古代壁画中，便能窥见过去即存在着洗衣的行为——古埃及有专门负责洗衣的人员；除了衣服，古希腊人也以双脚踩踏的方式清洗寝具。
最贴近生活的景象，在画中有着多变的样貌
将洗衣视为欢乐的游戏而非单纯的粗活，是许多画家钟爱的题材。法国画家戴奥菲·笛霍乐（Théophile Deyrolle）的《洗衣妇》（ Les Lavandières ）描绘洗衣妇女谈笑风生的模样，呈现盎然朝气；芬兰画家艾琳·丹纳森·甘柏吉（Elin Danielson-Gambogi）的《晒衣》（ Laundry
Drying ），写实地画出妇女在乡村后院晒衣的景象；美国画家查尔斯·柯伦（Charles Courtney Curran）的《影子》（ Shadow Decoration ）则以晒衣女的背影为构图主题，映照于净白衣物上的树影完美营造了恬静氛围。
说起最常描绘洗衣景象的画家，则非法国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莫属。而高更开始以“洗衣”为创作主题的契机与地点，正是他曾与凡·高同住的南法乡村——阿尔勒（Arles）。
高更在阿尔勒画了许多以洗衣为题的作品，像描绘妇女们在秋高气爽的十月于江边洗衣的《阿尔勒的洗衣妇》（ Washerwomen in Arles ），即以强烈的色彩对比，勾勒出具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运河边的洗衣妇》（ Washerwomen at the Roubine du Roi Arles ）则弥漫自然主义的笔触，巧妙传达原始气息。此外，相较于聚焦在人物上，《蓬塔旺的洗衣妇》（ Washerwomen at Pont-Aven ）则更为完整地描绘洗衣场地，重现乡村田园的生活风貌。
对于习惯了巴黎大都市文明的高更，阿尔勒的洗衣景象成为他眼中“原始”的代名词，也使他逐渐接受类似在河边洗衣这样的“传统”行为。于是，高更以异乡人好奇的目光，画下各种洗衣的景象。
提到以晾衣为创作主题，就不禁让人想起法国画家贝尔特·摩里索（Berthe Morisot）。以工厂与乡村为对照背景的《晾衣洗衣妇》（ Laundresses Hanging Out the Wash ），以及她离开巴黎投入乡村生活后所画的《晾衣农妇》（ Peasant Hanging out the Washing ），都是她的代表作品。不过，两幅画却给人截然不同的感觉——前者呈现乡村的悠闲与欢乐，后者则聚焦于晾衣的写实感。同一位画家在背景类似的乡村描绘晾衣的画面，却能以全然不同的构图和视角表现，饶富意趣。
撇开上述相异之处，两件作品的绘画技法其实相当类似。摩里索活用印象派绘制动感光线的独有笔触，并以艳丽的色彩突显晾衣景象。或许正因她对描绘光线的精益求精，才得以使自己借晾衣画抚慰初尝乡村生活的陌生感。
约翰·斯隆—— 抒情诗般和煦的人文主义
跟高更、摩里索一样画下许多洗衣画的人，还有美国写实主义画家
约翰·斯隆（John Sloan，1871—1951）。斯隆有时将洗衣当成主题，有
时又以洗衣为背景，将其反复呈现于不同画作。
描绘一名妇女在公寓阳台晾衣的《做事的女人》（ A Woman’ s Work ），表达出晾衣这件工作既累人又有成就感的氛围。在《格林尼治村的后巷》（ Backyards, Greenwich Village ）中，正是寒风吹拂巷弄、积满白雪的时节，孩子们在洗好的衣物下堆雪人，场景虽为严冬，却洋溢着暖乎乎的感觉。以随风摇曳的洗净的衣物为背景，生动描绘妇女们在顶楼吹干头发的《星期天洗晒头发的妇女》（ Sunday, Women Drying Their Hair ），则巧妙呈现假日午后的悠哉与浪漫。
主张画作应与日常生活联系的约翰·斯隆，敏锐地运用画笔勾勒朝气蓬勃的都市生活。他出生自洛克海文市，直到长眠于汉诺威为止，终其一生都在美国度过，艺术创作的泉源理所当然也是来自美国。
1904年迁居纽约的斯隆，同样如实地呈现当时纽约的多样化景色。从其创作中不难窥见，他常以略显涉世未深的眼光观察巷弄、顶楼、庭院等地点，画下充满人情味的作品。俗丽的曼哈顿红灯区、闹哄哄的户外广场、看电影的人群、巷弄间奔跑嬉闹的孩子、庭院中种树的女人，借斯隆充满暖意的笔触，仿佛都成了你我身边亲切的街坊邻居。
换句话说，斯隆的画为微不足道的日常景象赋予了灵魂，他借画笔精妙地捕捉了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习以为常的都市风貌于是也有了自己的缤纷色彩与纤细轮廓。弥漫着和煦人文主义的每幅作品，就像一首首抒情诗般，温暖了我们的心。
在斯隆以洗衣为背景的画作中，最能完美呈现温柔、感性情绪的作品，当数《风和日丽的顶楼》（ Sun and Wind on the Roof ）。
这幅作品描绘一名女子在宽敞无际的顶楼晾衣，日光洒落女子全身，她赤脚晾衣的模样，给人自由明快的感觉。干净的衣物随风摆荡的瞬间，栩栩如生得如同电影画面呈现眼前。
女子在顶楼晾衣，艳阳映照着她的背。就像随风肆意起舞的衣服，女子的心也跟着波动荡漾。紧闭的双唇，衔着难以言喻的悲伤；专注于晾衣工作的眼中，闪烁着渴望消除悲伤的思绪。
对她而言，洗衣的过程，是让自己被冷漠现实磨蚀殆尽的心焕然一新的很好媒介。暂时摆脱烦闷、压抑的真实生活，在暖阳普照的顶楼晾衣，将长久累积的恼人灰尘一扫而空。略显强劲的风迎面吹来，吹散了忧郁；曾以为会阴魂不散地缠着自己身心的苦难与伤痛，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要压抑，让自己恰到好处地悲伤一回吧
人的心底，藏有数之不尽的伤痛。如同聚集的云朵最终形成了倾盆大雨般，当这些伤痛积累得再也无处可放，便成了潸然而下的眼泪。无法宣泄的眼泪若一直堆积在心里，到头来只会变成一摊发臭的苦水。偶尔，我们也需要好好哭一场。哭不能解决问题，但不哭却会产生更多问题。
悲伤时，静静回顾其中的根源，不要压抑，就让自己恰到好处地悲伤一回。无须强装成熟，只要记得在悲伤过后擦干眼泪起身就好。我们要做的不是克服悲伤，而是消化悲伤；不是战胜悲伤，而是抚慰悲伤。有时候，不妨刻意让自己大哭一场，借此释放内心的郁结，让一切随着眼泪流逝吧！
日常的幸福，
送给自己的小小奢侈
我们要做的不是追求幸福，而是意识到幸福
我们总是因为冀求过多的幸福，而难以感到幸福；为了追寻更多幸福，反倒忽略了近在眼前的幸福。有时，我们甚至会刻意无视早已拥有的幸福，每每想着：“ 这么好的事，怎么可能找上我？”结果亲手摧毁了应得的幸福。试着将幸福罗列在自己专属的橱窗内，就像太过自信的背后了。我们要做的不是追求幸福，而是意识到幸福；不是梦想幸福，而是感受幸福。“幸福”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幸福的感觉”。
我有一位挚友，她每当觉得内心烦郁，生活苦闷，需要转换情绪时，就会去买口红。光是擦一擦口红这个动作，就能一扫她心里的烦忧；口红湿润的触感与浓郁的香气，更能让她瞬间沉浸在幸福之中。看着美丽的颜色，心情随之焕然一新，这就是借色彩稳定情绪的“色彩疗法”。花一点点小钱就能带来心灵的满足，对身为平凡上班族的她而言，口红是专享的奢侈，也是她送给自己的礼物。
我想起不久前，她收到我送的橘色口红时，雀跃得就像个孩子，露出天真烂漫的笑容。看见一支小小的口红就能让她如此开怀，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感到幸福。对于总是为了无谓之事烦恼、难以单纯享受快乐的我，她仿佛亲身向我示范了何谓“幸福”。
或许，口红带来的快乐只是刹那的感动、暂时的情绪转换……然而，持续不断的幸福原本就不存在，学会享受当下的幸福，说不定正是你我体会人生乐趣的专享途径。
为了小事而满足、时刻懂得知足的她，无疑是幸福之人。或许有些人会排斥刻意去营造“幸福”的感觉，但是感受幸福，靠的不是“头脑”，而是“心”。总是难以“随心所欲”的“心”，反而更需要时时努力经营与关怀。
小小的奢侈，也算是一份送给自己的幸福礼物。所谓的“奢侈”，不一定只意味着物质层面的满足，它可以是“时间”或“空间”，也可能是“情绪”或“心灵”。虽然每个人感受幸福的渠道都不相同，但只要能意识到自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会幸福的，至少也算是一种成功与自我沟通的证据吧。
《化妆的女人》—— 平凡生活中的幸福样貌
看着挚友借送自己口红感受幸福，也让我想起了美国印象派画家弗雷德里克·卡尔·弗里塞克（Frederick Carl Frieseke，1874—1939）的画作《化妆的女人》（ Before Her Appearance ）。
坐在梳妆台前的女人，左手持着小手拿镜，右手拿着口红，正专心地化妆。梳妆台上散落着粉扑、粉盒，腮红刷也出现了，不难推测化妆已经进行到最后步骤。阳光映照出女人的背部线条，若隐若现的光线洒落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从后方投射而入的阳光，通过镜子，再次反射到女人身上，映得她的脸庞更加耀眼。由梳妆台垂落的绿色长项链，经由阳光照射，散发出绿光；洋装下摆的蕾丝，争相绽放。质感细腻的画工，华丽且优雅地呈现出柔嫩滑顺、光芒夺目的画面。从画布倾泻而出的光彩，仿佛转瞬就会消失。
弗里塞克出生于美国，在那里学习艺术相关课程后，二十三岁时，他前往巴黎，而后即在法国度过人生的大半岁月。相较于其他美国第二代的印象派画家主要沿袭法国画家克洛德·莫奈（Claude Monet）的画风，弗里塞克虽然就住在莫奈位于巴黎郊区吉维尼的宅邸隔壁，却因深深崇拜雷诺阿，而选择了追随雷诺阿的脚步。弗里塞克主要以人物画为创作主题，而非创作风景画或静物画，尤其喜欢描绘女性日常的模样。仔细观赏他的画作，在女人圆润的脸部线条与漫溢感性的构图，以及绚丽的光线、色调中，不难窥见雷诺阿的踪迹。
描绘裸女躺卧在软绵绵的床上酣睡的《眠》（ Sleep ），成功捕捉宁静的瞬间；《投影》（ Reflections ）中戴着绿色项链凝望镜子的女人背影，则应了世人赋予他的“绿光魔术师”称号，将神秘绿光的美感呈现到了很好。在《门口》〔 In the Doorway （ Good Morning ）〕中，他巧妙描绘女人撑着阳伞回家的瞬间景象，以门槛划分屋内外的光与影，此作堪称其出色的代表作。品茶的女人、散步的女人、阅读的女人等，各式各样的女性的日常样貌，都是弗里塞克爱好的创作主题。
曾有人因画作中女性的服装多为人工修饰，光线与色彩皆属人为添加，批判弗里塞克是“修饰派印象主义者”，不过这些言论丝毫未影响其画作散发的耀眼光芒与华丽感，依然有许多人想要收藏他的作品。弗里塞克执着于细腻地呈现完美的光线，甚至因而被称为“光之画家”。“我要的就是阳光，阳光里的花、阳光里的少女、阳光里的裸体……过去八年，我都是在阳光底下见到这些景象的，只要能如实画出眼里所见的一切，我就会感到幸福。”听完这一席话，必能体会他对光线的着迷程度。
感受当下的快乐，珍惜眼前的人生
通过弗里塞克所追求的光线，《化妆的女人》勾勒出日常的幸福模样。一名女子的平凡生活，经过画笔加持，变得明亮而艳丽，传达出愉悦、平静的感受，也让人赫然惊觉：一般所谓追求幸福的推荐“条件”，根本毫无意义，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何为幸福的真义。
小时候，我的志愿就是“拥有幸福的人生”，我深信这是一生最重要的事。然而，从某个瞬间开始，我突然领悟到人生并不存在“幸福”这个选项。这么说并不代表人生只有不幸，况且有时候，不幸也会带来幸福。听来或许有些荒谬，但人生原本就是由各种“荒谬”组合而成的。人的一生，反复经历着各式的幸与不幸，不幸或许还占据了更多比例。但可以确
定的是，不幸绝不会因为你我拒绝面对就乖乖离开我们的人生。
静下心好好想想，幸福，就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之中。期待着终将到来的至福，而非执着于总会离去的不幸。今天，就能感受“当下”的幸福。活着，不就是真正幸福的人生吗？
一如美国诗人詹姆斯·奥本海默（James Oppenheim）所言：“ 愚者追求遥不可及的幸福，贤者在自己的脚边播种幸福。”把握近在眼前的幸福，才是聪明的人生哲学。不做任何努力，痴痴等着幸福找上门的人，是最不幸的，幸福只会为了那些珍惜幸福并为此实践与行动的人而绽放。真正的幸福，不在绚烂耀眼的地方，而是始于平凡无奇之处。细细咀嚼“幸福就在不远处”的道理，以此作为送给自己的小小奢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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