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讲历史:国学知识大全/读经典

《国学知识大全》汇聚了国学大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七部专著精华，包括《国学概论》《经子解题》《理学纲要》《中国文化史》《历史研究法》《史学与史籍》和《中国史籍读法》，是全面易懂的国学入门经典。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家贫，12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研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人。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作为我国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其史学专著《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中国近代史》等，均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篇 国学概论
何谓国学
中国学术之分期
先秦诸子之渊源一――古代之宗教哲学
先秦诸子之渊源二――王官之学
先秦诸子之学
秦汉时代学术之新趋势
清代考据学
中国近代之思想家
第二篇 经子解题
论读经之法
一、诗
二、书
三、附论《逸周书》
四、仪礼 礼记 大戴礼记 周礼
五、易
六、春秋
七、论语 孟子 孝经 尔雅
论读子之法
一、老子
二、状子
三、列子
四、荀子
五、晏子春秋
六、墨子
七、公孙龙子
八、管子
九、韩非子
十、商君书
十一、尹文子
十二、慎子
十三、邓析子
十四、吕氏春秋
十五、尸子
十六、鹋冠子
十七、淮南子
第三篇 理学纲要
序
绪论
理学之源
理学源流派别
濂溪之学
象山之学
阳明之学
第四篇 中国文化史
研究历史之目的
何谓文化
中国文化之起源
历史年代
三皇五帝事迹
古代之社会组织
社会阶级
古代之生业
古代之道路
古代之用人
先秦诸子学术
秦、汉时之新局势
此时之政情
此时代重要之现象
第五篇 历史研究法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历史的历史
史学进化的几个阶段
旧时历史的弊病何在
现代史学家的宗旨
作史的方法
研究历史的方法
第六篇 史学与史籍
史学定义
史籍溯源
史学缘起
史部大略（上）
史部大略（下）
史家宗旨今昔异同
史材
论搜辑
论考证
论论史事之法
史学演进趋势
第七篇 中国史籍读法
弁言
史学之用安在
中国有史学吗？
再为中国史学诉冤
史权为统治阶级所篡
读旧史宜注意之点
读旧史入手的方法
治古史的特殊方法

    此数书日读一小时，速则三月，至迟半年，必可卒业。然后以读其余诸书，即不虑其茫无把握矣。
     古代史书，传者极少。古事之传于后者，大抵在经、子之中。而古人主客观不甚分明；客观事实，往往夹杂主观为说；（甚有全出虚构者，是为寓言。）而其学问，率由口耳相传，又不能无讹误；古书之传于今者，又不能无阙佚。是以随举一事，辄异说蜂起，令人如堕五里雾中。治古史之难以此。苟知古事之茫昧，皆由主客观夹杂使然，即可按其学术流别，将各家学说，分别部居；然后除去其主观成分而观之，即古事之真相可见矣。然则前述分别今古文之法，不徒可施之儒家之今古文，并可施之诸子也。此当于论读子方法时详之。唯有一端，论读经方法时，仍不得不先述及者，则“既知古代书籍，率多治其学者东鳞西爪之谈，并无有条理系统之作，而又皆出于丛残掇拾之余；则传之与经，信否亦无大分别”是也。世之尊经过甚者，多执经为孔子手定，一字无讹；传为后学所记，不免有误。故于经传互异者，非执经以正传，即弃传而从经，几视为天经地义。殊不知尼山删订，实在晚年，焉能字字皆由亲笔。即谓其字字皆由亲笔，而孔子与其弟子，亦同时入耳，焉见孔子自执笔为之者，即一字无讹？言出于孔子之口，而弟子记之，抑或推衍师意者，即必不免有误哉。若谓经难私造，传可妄为，则二者皆汉初先师所传，经可信，传亦可信；传可伪，经亦可伪也。（若信今文之学，则经皆汉代先师所传，即有讹阙，后人亦无从知之。若信古文之学，谓今文家所传之经，以别有古经，可资核对，所异唯在文字，是以知其可信；则今文先师，既不伪经，亦必不伪传也）是以汉人引用，经、传初不立别。崔适《春秋复始》，论“汉儒引《公羊》者皆谓之《春秋》；可见当时所谓《春秋》者，实合今之《公羊传》而名之”甚详。余谓不但《春秋》如此，即他经亦如此。《太史公自序》，引《易》“失之毫厘，缪以千里”。（此二语汉人引者甚多，皆谓之《易》）今其文但见《易纬》。又如《孟子？梁惠王下篇》，载孟子对齐宣王好勇之问曰：“《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唯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唯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文王之勇也”，“此武王之勇也”，句法相同；自此以上，皆当为《诗》《书》之辞；然“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实为后人评论之语。孟子所引，盖亦《书》《传》文也。举此两事，余可类推。近人过信经而疑传者甚多。予去岁《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曾力辨之。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二十册，可以参观。又如《北京大学月刊》一卷三号，载朱君希祖整理中国很古书籍之方法论，谓欲“判别今古文之是非，必取立敌共许之法。古书中无明文。今古文家之传说，一概捐除。唯《易》十二篇，《书》二十九篇，《诗》三百五篇，《礼》十七篇，《春秋》《论语》《孝经》七书，为今古文家所共信。因欲取为判别二家是非之准。”朱君之意，盖欲弃经说而用经文，亦与梁君同蔽。姑无论经、传信否，相去不远。即谓经可信，传不可信，而经文有不能解释处，势必仍取～家传说，是仍以此攻彼耳，何立敌共许之有？今古说之相持不决者，固各有经文为据，观许慎之《五经异义》及郑驳可见也。决嫌疑者视诸圣，久为古人之口头禅，岂有明有经文可据，而不知援以自重者哉？大抵古今人之才智，不甚相远。经学之所以聚讼，古事之所以茫昧，自各有其原因。此等疑难，原非必不可以祛除，然必非一朝所能骤决。若有如朱君所云直截了当之法，前此治经之人，岂皆愚联，无一见及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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