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蝶:一个滇南小镇的政治史

祖国西南的边陲小镇如何完成从荒蛮之地向“文献名邦”、基层治理先锋的华丽转身？边疆民族地区的乡土社会如何在国家成长中回应并支撑国家的政治发展？滇南社会从“边陲”到“地方”的演进，又揭示了中国边疆治理哪 些内涵与规律？ 本书将宏观的国家视野与微观的社会剖析、国家成长与边疆治理、政治理论与历史素材有机结合，通过挖掘生动鲜活的乡土社会政治个案，揭示边疆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完整政治进程。

刘永刚（1977～），男，甘肃兰州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民族政治学、地方政府学研究。

导论 章 从“化外”到“化内”的滇南社会 第二章 晚清、北洋时期地方自治下的基层政治变动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秩序 第四章 “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下的乡村政治重构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政治再造与乡政村治 基本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

    章 从“化外”到“化内”的滇南社会
     中国的西南边疆地区，在明代以前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汉文古籍中多将云南称为“蛮夷之地”或“荒服之地”。虽然，史书上记载着一些有关中央政府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而进行移民屯种的信息，但是由于其规模较小，以及唐宋时期南诏、大理等地方政权对云南的统治，元代以前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基层社会绝少受到中原文化的直接影响，基层社会体现为自在自为的自主状态。但是在元代以后，中央政府开始在云南设置行中书省，推广儒学教育，尤其是明洪武年间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和卫所屯种，改变了云南基层社会原本的自在面貌。对于地处边疆的滇南基层社会而言，一方面，也是很为突出的事件就是单一族类群体聚居状态被打破，原来封闭同一的传统社会被军事嵌入与文化同化的卫所体系所分割，奠定了之后云南各民族大杂居、少数民族小聚居的民族分布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士绅阶层的兴起与内地文化的传播，改变了云南基层社会由部族酋长控制的“自主”状态，逐渐形成士绅与土酋共同控制的基层政治结构。
     节 “化外”的边地与“自在”的乡土
     中国传统社会将中原文化所能到达并被推广的地区称为“化内之地”，反之则称为“化外之地”或荒蛮之地。在元代以前，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多被视为“蛮夷之地”，礼乐文明不同于中原内地。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模式，王先明认为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它的上层是中央政府，并设置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官治系统；它的底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也即在县制之下的乡村社会是由国家间接管理的。作为国家权力基层设置的县级政府，其职能则为维持社会秩序和征收钱粮赋税。当然关于中国古代县以下皆“自治”的说法，有多位学者提出过异议，如王家范先生所说，如果真是地方的接近“自治”，“何来‘苛政猛于虎’之类的愤慨？”因为“县府必须每年保量、保质、不误时节地完成中央的赋役征收定额，还要有维持地方的财政经费。试想中间没有一层接一层的操作人员具体去执行，怎么能落实到每村每家每户，保证一个不漏地征办上来，不致短缺，不致逋欠，不致丢纱帽？”在传统社会，县级以下大量吏役的存在，以及“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要素”是这种所谓“政权不下县”而国家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
     中国传统社会历代中央政府均是通过并依靠地方非常不错体系而非取代地方精英治理地方的。代理国家管制基层社会的士绅阶层本身也属于基层社会的一部分。士绅阶层、乡里组织、宗族血亲、儒家意识形态是中央政府间接管理乡村社会的四个支柱。作为其核心的士绅阶层之所以能够代理国家权力正是因为他们所代表地方利益的“公共身份”。杜赞奇更是直白地呈现了这一事实：“封建国家的代表――知县，只有将许多行政职能转交给有办事经验的个人和集团，”这个集团就是士绅集团。中原内地的基层政治治理也经历了先秦时期的乡里制、秦汉时期的乡官制以及宋明时期的职役制。国家非常不错在基层社会的影响逐渐加强，但是中央政府始终未对基层社会进行直接管理。地方贤达与士绅既分享着国家非常不错治理乡村，同时又对抗着国家权力向乡村的渗透。
     在地处边疆的滇南地区，元代以前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则呈现别样的特征。元朝在云南建立行中书省以前，在史籍中，关于中央政府对滇南基层社会直接影响的文字并不多见。公元前287年，楚王派遣将军庄蹁率领士兵沿长江而上。先后占领巴蜀以及黔中以西之地，进而通过兵威使滇池旁肥沃、富饶的数千里地方，统属于楚国。但因秦国夺取巴蜀、黔中等地，交通堵塞，庄？无法与楚王联系，随即率领部众统治滇地，并逐渐接受当地风俗、融入当地，即史书所写的，“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是史书中关于内地居民移居云南的很早记载。秦统一后，在西南诸部通道置吏。汉承秦制，自公元前135年到前109年，西汉政府先后在西南夷设置了？？、益州、犍为、越？四郡，包括了现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其中？？郡下辖的同并县（今弥勒县北部至路南一带）、漏江县（今泸西县一带）、西随县（今金平县一带）、进桑县（今屏边至河口县一带），益州郡下辖的律高县（今弥勒县西南至建水县曲江镇）、贲古县（今蒙自县、个旧市）、毋？县（今开远市、建水县）、胜休县（今石屏、峨山县等地）、来唯县（今红河、元阳、绿春、金平县西部，包括越南莱州省西北部）基本包括了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全部。
     蜀汉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率众征南，平益州、越？、？？、永昌四郡。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永昌、越？之部分，置云南郡，又分益州、？？之部分置兴古郡。石屏地区隶属于兴古郡之胜休县。魏晋南北朝时，各王朝均在云南多有设置。隋文帝杨坚开皇三年（583），改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唐开元二十四年（736），蒙舍诏并吞了五诏，次年（737）唐封蒙舍诏王皮罗阁为云南王，赐名蒙归义。天宝十一年（752）蒙氏号大蒙国，置通海郡，今石屏地区始称石坪邑。此时，滇南地区由唐设置的南宁州都督府、安南都护府和蒙氏南诏政权设置的通海郡控制。蒙氏南诏政权多仿唐制，设置了许多府、州、郡、县，在滇南地区设有通海都督府和建水郡（驻今建水）。这是在今建水县设置滇南行政中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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