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改革开放

经济学家魏杰教授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若干问题进行回顾、审视和探讨，包括产权制度，市场经济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科学发展观，社会公平，经济、政治、文化、法治、生态等改革与建设等。结合自身经历，以独到视角，探讨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程和发展。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魏杰教授作为在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梳理，特别是对经济、社会改革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回顾、审视和探讨，包括产权制度，市场经济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科学发展观，社会公平，经济、政治、文化、法治、生态等改革与建设等，提出了一些设想与建议，以期对中国改革开放有推动作用。

魏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博导，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鸿海讲席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系主任，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多家企业与政府机构的顾问、学术期刊的顾问或编委、学术团体的常务理事或副会长。魏杰教授长期致力于企业制度安排、企业战略选择、企业文化塑造、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市场经济研究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论文与著作颇丰。曾获全国图书一等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重量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奖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我的经济学人生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1 一、 改革开放的春风将我带入了经济学界1 二、 改革深化再次推动我的学术生涯“升级”7 三、 我在改革开放中经历的四大机构12 我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审视与感悟/18 一、 大规模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任务和历史使命19 1. 现代产权制度改革20 2.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3 3. 现代收入分配体制改革26 4. 现代宏观经济体制改革29 二、 新体制磨合期的任务和特点33 1. 构建社会和谐33 2. 坚持科学发展观36 3. 实现社会公平39 4. 有效关注民生42 三、 全方位改革时期的任务及特点45 1. 政治改革45 2. 文化改革47目录 ■3. 社会改革48 4. 生态改革49 5. 经济改革50 我对中国改革开放几个要点的研究/52 一、 国有经济研究53 二、 非公有制经济研究58 三、 混合经济研究65 1. 社会形态的混合经济体制66 2. 企业形态的混合经济体制68 3. 两种形态的混合经济体制的发展逻辑70 四、 市场经济研究72 五、 宏观经济研究78 六、 产权制度研究83 七、 收入分配体制研究90 1. 弱势群体与经济利益和谐93 2. 高收入群体与经济利益和谐96 八、 城市化与工业化研究100 九、 法治社会研究103 1. 法治社会首先表现为契约社会104 2. 法治社会的基础是法律面前人们平等109 3. 法治社会的关键是司法公正111 十、 开放研究114 1. 中国开放的变化轨迹由中国国情决定114 2. 中国开放必须融入世界大潮之中115 我对中国企业改革的全面探索/121 一、 企业制度问题122 1. 企业产权制度122 2.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124 3. 企业组织结构125 4. 企业管理制度126 5. 企业人格化制度127 6. 企业契约制度127 二、 企业战略问题128 1. 企业产业战略129 2. 企业市场战略130 3. 企业资金融通战略131 4. 企业技术战略131 5. 企业人力资源战略132 6. 企业国际化战略133 三、 企业文化问题133 1. 经营性企业文化134 2. 管理性企业文化136 3. 体制性企业文化137 4. 转型性企业文化138 四、 企业社会定位问题139 1. 企业与政府的关系140 2. 企业与市场的关系141 3. 企业与社会的关系141 4. 企业与宏观经济的关系142 5. 企业与产业的关系142 6. 企业与社区的关系143 7. 企业与环境的关系143 五、 企业哲学问题144 1. 立身哲学144 2. 差别哲学145 3. 资源哲学146 4. 共赢哲学146 5. 生存哲学147 6. 危机哲学148 7. 用人哲学149 改革开放中我对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150 我为中国改革开放鼓与呼/159 我在改革开放中的“笔迹”/170 著作目录/177

    我对中国改革开放 几个要点的研究 如前所述，我真正进入经济学界的时间，刚好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启动的时间相吻合的，这就决定了我的经济学人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必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的经济学人生是被时代选择的经济学人生。因而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成了我经济学人生的主线。可以这样说，我的所有经济学研究与教学，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关，基本上涉及的都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热点及难点问题。因而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了我的经济学人生，我的经济学人生融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之中。用一句流行语言讲，就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     正因如此，所以我的学术生涯就和改革开放紧密地融为一体，基本上是以改革开放为中心，将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经济现象上升为经济概念与范畴，再寻求概念与范畴上的逻辑联系，很终探讨体制规范与政策建议。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的研究基本上是以问题为导向，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先后涉及了下述问题的研究。 一、 国有经济研究     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方面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因而也是我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关注和研究的很多的一个问题，先后出版了下述著作： 《国有制经济的实践与改革》，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同他人合著；《中国国有经济总论——历史沿革、改革历程、发展趋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担任副主编；《国有资产管理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担任副主编；《资产重组的政策与途径》，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担任副主编；《改制·重组·运营——十五大后的中国国有经济》，同心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担任主编；《未来的国有企业》，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担任副主编；《中国国有经济对外投资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担任副主编；《资产重组与股份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两大突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担任主编；《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版，专著；《资本经营论纲》，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专著；《国企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担任主编；《国有资产管理教程》，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出版，担任主编；《现代产权制度辨析》，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版，专著。 我对中国改革开放几个要点的研究 ■    我在对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方面的研究中，主要形成了如下的认识。     ，国有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它实际上是与国家这个范畴相关的一种经济形态。在自然经济时代，它是皇权实施统治的重要手段，正因如此，所以皇权引发的土地兼并，往往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与导火线；在市场经济时代，它是市场经济的重要补充，市场经济作用不到或者不能有效作用的时候，往往需要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例如当国家经济安全与国民经济命脉受到威胁时，往往需要发挥国有经济的应有作用。但是我国过去却将国有经济当作社会主义财产关系的优选形式，因而导致了许多问题，出现了盲目追求所谓的所有制形式升级的盲目的“左”的倾向，搞所谓的“一大二公”，试图将整个国民经济都纳入国有经济范畴之中，实行所谓的“穷过渡”，使中国经济陷入低效率又结构失调的困境中。实际上，国有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它是与国家这个范畴相联系的，有了国家，就有了国有经济这个范畴，国有经济这个范畴的具体属性是由国家的具体属性所决定的。     第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模式的设想者试图通过国家控制财产权而协调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社会矛盾，但实践证明这种设想并不能有效协调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社会矛盾，而且还带来了低效率和贪腐很重的恶果，因而这种模式并不是良好的选择。后来人类实践证明，国家可以通过对公共权力的控制而对宏观经济及再分配过程进行有效调节，更能有效协调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控制公共权力比控制财产权更有利于协调社会矛盾，更有利于在效率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因此，国有经济实际上已失去设想者的原有意义。我们发现，国家控制财产权无法实现政资分家、政企分家及政经分家，在国家控制财产权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再改也无济于事。中国一些央企在改革后的低效率及贪腐状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国有经济作为国家控制的经济力量，其主要是要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为市场经济的充分作用提供服务。因而国有经济往往以投资公司形式存在，而且投资的重点是公益性事业，特别是对国家经济安全及国计民生要有很大的保障。但它并不代替市场经济的作用，不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它是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服务。从这点上讲，国有经济并不是单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而是以社会效益为中心，因而它不能具体经营竞争性行业，不能与民争利，而且涉及垄断性行业时也并不以利润为中心，而是以追求社会公平为原则。     第四，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必然要服从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带有市场经济的“烙印”，表现为国有经济市场化。其中主要包括： 一是规模市场化。也就是国有经济规模不能太大。针对我国国有经济规模太大的情况，要通过“一租二卖三变四改”的方式推动国有经济非国有化与股份化。当然，在推动非国有化与股份化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国有资产定价、国有资产负债、国有企业员工安排与社保等问题。二是运行方式市场化。也就是要根据委托代理制理论，处理好作为国有经济很终所有者的人民与国有经济管理机构与经营机构的关系。淡化它们之间的行政关系，形成真正反映产权原则的责权利关系，在国资管理体制方面实行多方面的改革。三是占有方式市场化。也就是要根据国有经济在经济调节中发挥作用的要求，不断改变国有经济形态。有时要从资产形态变为资本形态，甚至变成为股票或债券的有价证券形态，当然有时也要从土地资源资产变成为经营性资产或者非经营性资产，或者从一种形态的经营性资产变成另一种经营性资产，等等。总之在占有方式上要有不同形态的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四是收益方式市场化。也就是国有经济的收益要归作为它的所有者的全体人民享受，不能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独享的财富。这就要求国有经济必须将其收益的30%上缴国家财政并转向社会保障账户。甚至可以将一些国有股权作为优先股方式划归社会保障账户，收益由社会保障账户享有。因为社会保障账户是全体人民都能享有利益的账户，要使国有资产收益很终归全体人民享有。     第五，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强调效率基础上的平等原则。即对所有经济成分都平等相待，无之外的优惠或歧视原则。因而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财产制度实际上是混合经济。在混合经济条件下，独资国有企业实际上会越来越少，再加之政府从经济建设中心转变为社会公共管理主体之后，地方政府基本上将不再办企业。因而典型的传统形式的国有企业将会逐渐消失，充其量只会存在以基金会形式存在的国有投资公司。国有投资公司只是根据有关调控需求参股或控股企业，国有参股或控股的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具有清晰的产权制度和完善的公司治理，高管人员实行市场化的“海选”，而不再是由政府任命，而且其身份是企业经营人员，而不再是行政性公务人员。即便是国有独资的投资公司，也是以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建立，类似于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而并不是原有的传统性国有企业，其运行方式是现代企业运行方式，属于现代企业范畴。     第六，在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中，我国实际上一直把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作为一个重点问题，并且对如何调整国家与企业关系作了三次大的探讨： 一是调整国有企业的隶属关系，在这方面曾作过四种探讨，例如将国有企业由中央政府管辖下放到地方政府管辖，将国有企业从地方政府管辖上收到由中央政府管辖，将国有企业由政府管辖改变为由行政性行业集团管辖，将国有企业由行业性政府管理机构管辖转向由综合性政府部门管辖；二是调整国有企业的利益关系，例如曾经搞过三种尝试，利润分成、利改税、利润承包；三是调整国有企业的权力关系，例如曾经作过两个方面的权力关系调整，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很终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后来的实践证明，上述改革并不能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因此，在研究中，我一直认为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只能通过现代产权制度来梳理，现代产权制度是专享的有效选择，其中包括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多元化等有关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为此，我在研究中曾经从各方面探讨了有关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产权制度的问题。     第七，国有经济的很终所有是全体人民，属于全民财产，但全体人民又不可能每个去管理和经营归自己所有的财产，所以国有经济只能实行委托代理制的方式来实施管理与经营。如何实行委托代理制？在改革开放之前，是将国有经济委托给国务院，国务院又根据自身的政府组织机构委托给自己的有关机构，例如当时的财政部负责管理国有经济的资产，经贸委负责国有经济的具体经营，国家计委负责国有经济的投资，国家组织部负责国有经济的管理经营者，然后再根据行业分别由当时的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石油部、化工部、煤炭部等产业类政府机构具体经营管理；有的国有经济归地方政府，根据政府级别再层层委托代理，由某级政府管辖的国有经济，再委托给自己相关的政府机构。因此，改革开放前我国国有经济的委托代理制是行政性的委托代理制，而且是多头委托代理制和多环节委托代理制。这种委托代理制导致政企不分，政经不分，而且多头委托代理与多环节委托代理实际上就是无人负责，争权夺利，即有利益和权力时都来拼命为自身争权争利，而有问题时都相互推诿责任，无人负责，其结果是国有经济既丧失了活力，又损失严重。因此，改革开放后我们试图对国有经济的这种委托代理制进行改革，例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2002年成立国资委等，都是试图进行改革，但收效并不太好。现在看来，国有经济委托代理制的改革要做到这样几点： 一是委托代理制要与政府脱钩，全国人民将国有经济委托给优选的立法及民意机构即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再委托给相关的企业；二是将国有经济监管与国有经济运营分开，全国人大成立专门机构对国有经济实施监管功能，国有经济运营则交由有关企业来进行；三是全国人大作为监管者先是对国有经济的资本收益进行监管，不再具体涉及企业的具体经营事务；四是全国人大对国有经济监管目标不再是把做大做强国有经济为目标，而是让国有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服务，为全体人民的民生服务；五是全国人大在对国有经济监管中要对国有经济进行分类监管，实行不同的监管评价指标，对于那些主要用于公益性事业的国有经济，要将社会效益作为评价指标，而对于那些主要以盈利为目标的一般性商务活动中的国有经济，则要将经济效益作为评价指标。当然，随着国有经济在公益性事业与一般商务经营中的流动，监管指标当然也要随之变化。总之，要形成新的国有经济的委托代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