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反击(新)/国际名人看中国

1937年,史沫特莱跟随八路军总部在山西前线进行采访,把这段经历写成了此书。这部书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史沫特莱1937年8月19日从延安出发，到1938年1月9日到达汉口的全部过程，是一部难得的历史记录。

序
前言
从延安到西安
从西安上前线
在八路军总司令部
的部队在战斗
随八路军总司令部人员同行
所见，所闻，访问，轰炸
喘息和旅行
新的一年开始了

    从延安到西安
     1937年8月19日 陕西延安
     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已和八路军也就是以前的中国红军在一起，这支军队正在西北前线抵抗日本侵略军。预计未来几个月，绥远和察哈尔两省境内将成为主要战场，因为日本人一直想要在那一带设置一个能把中国和苏联分隔开来的“防疫带”。他们已经占领毗邻热河的察哈尔省大部，正在向绥远省纵深推进。他们使用的虽也有他们自己的部队和数量不多的“满洲国”军队，但主要是华北和西北地区的土匪。
     在你收到这封信以前，你可能已经知道，日本人沿北平、张家口和归化一线铁路推进所发动的强大新攻势遭到重挫。在长城线上的南口，日本军队刚死伤5000余人。这一捷报是在延安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上宣布的，一切重大的新闻都在这一类集会上公布。天津和北平沦陷时，这里的人们也曾举行大会听取有关的情况。延安每天都有“号外”，这里经常可以看见来自人民大学的学生带着自制的中国地图，和一群群农民坐在一起谈话。这里的大多数农民不知道北平、天津或上海都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日本人是什么人。自从八路军在西北这一广阔的区域内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这里的农民才开始受到教育。
     每晚都有成群的男男女女簇拥在广播站前，静听来自南京、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新闻。对于一次胜利消息的反应，不是狂热地欢呼．而是仔细、安静、不停地听下去，然后进行透彻的讨论。
     几星期前，日本人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发动进攻时，在这里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作为主要发言人号召人们上前线。我们已做好准备，只等出发令下。要走的人太多，致使不少人的申请遭到拒绝。总该有些人留在后方吧，后方也有工作要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员，各种各样的大学生，信仰和观点各不相同的人们，都在奔赴前线，他们将在抗日军队的某个部门找到自己的岗位。民族统一战线在这里已经是牢不可破的事实。
     我将作为记者随他们同行。但是我只能躺在担架上同行，因为我的脊背受了伤，希望我的脊背会在途中复原。但是在真正复原以前，我只能从担架上报道这场战争。这里没有X射线机，没有热疗设备，因而无法检查和治疗这一类伤痛。我们希望在行军途中能找到一个拥有这些设备的地方。我在这里不可能康复，因为这里连打石膏的条件也不具备。于是我只好躺在担架上随军前进。这是一场人民解放战争，即使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也能在某种场合、某个时刻做一点工作，给敌人以某种打击。
     我们在绥远和察哈尔将怎样作战？为了寻得一个答案，我曾请教，他是这里的抗日军事委员会主席。他曾就这同一个问题接受过两次采访：一次是接见那位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时间在去年；另一次就是接见我，在今年年初。原先的红军，现在的八路军，曾按照以寡敌众的战略战术对百倍强大的敌人作战10年而久经锻炼，绝不会单打阵地战。这支军队具有每天200里（大约70英里）的行军能力。士兵都是历尽人生艰辛的工人和农民。这是一支经过了的政治训练的军队，是勇敢顽强、团结一致、纪律严明的一个整体；而且，我相信，也是一支坚不可摧的队伍，从实际作战的前线战士到后方的“小鬼”，人人都准确地知道打击什么和为什么而战。
     我的“小鬼”（就像是我的儿子）是典型的一个。他是四川的贫苦农民，12岁左右。我的两名警卫员也是四川农民。他们每天上政治课、识字课和写作课。当我一开始决定要随军队同上前线时，我就问过我那两名警卫员是否想去。他们的脸上都兴奋得发出光彩。我不知道我的“小鬼”怎么可能去，在那种条件下能有什么事情可做。这个农家孩子有心脏扩大的征兆，他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参加红军的，已经经历过不少次轰炸。所以我无可奈何地决定把他留下。这个决定曾使我心如刀割。他站在我的面前，身体笔直、态度坚决，用直视的目光请求同上前线。他的面孔和姿态都比同龄的孩子成熟。
     我坚持了整整一星期。但是他像个受了伤的小动物。最终，我派他去找一位负责首长。他去了，像个大人，经过恳求，终于获得许可。现在他和我同行，同用一匹马，直到我们从日本人手里缴获更多的马，使我们人人有马可骑。由于我一开始是躺在担架上被抬着的，他就可以在大部分时间里骑着马走，这使他兴奋得发抖。他很喜欢我那匹漂亮的小马，那是贺龙在云南缴获的。
     这样，我们也许就有可能在一起挨炸了：我的“儿子”和我。还有我两名忠心耿耿的警卫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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