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是味精

散文随笔、谈话集。分为三个部分：部分为作者任《华夏人文地理》主编期间为其所写文字的集结；第二部分主题为阅读，内容为阿城先生读书所得所感；第三部分主题为谈话，集结了诸多与名家对谈的文章及记者访谈文章。

阿城，1949年生。原名钟阿城。原籍四川江津，生于北京。高中一年级逢“”中断学业，1968年下放山西、内蒙等地插队，后又去云南农场当农工。1979年回北京，曾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工作。1984年发表中篇处女作《棋王》，一举成名；1985年发表文章《文化制约着人类》，成为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期间连续创作了中篇小说《树王》《孩子王》及系列短篇《遍地风流》。他的作品具有独树一帜的鲜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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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不是味精
     今天的题目叫“文化不是味精”。
     我估计在座的诸位都尝过味精。尤其大陆的餐馆做菜都要放味精，每样菜里都要放。对味精过敏的人，要特别跟餐馆说“我不要放味精”。但是不放味精，炒的菜也是在炒过放味精的菜的锅里炒，出来还是有点儿味精，味精是躲不开的。我的意思是，从大陆“”之后，“文化”这个词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现在已经达到了味精的地步，什么事情都说是文化，比如“军事文化”，我认为这相当不合适。那我今天就讲讲为什么文化不是一个装饰性的东西，它不是味精，它自己有很实在的东西。
     前两天有朋友警告我：一个东西“不是什么”容易讲，“是什么”很好难讲。但我觉得，“文化”恰恰是特别容易说“是什么”的一个东西。在我看来，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一种关系，我和你，你和他，班级对班级，学校对学校，甚至上升到集团对集团、国家对国家，它们的关系是什么？是“文”还是“武”？中国“文化”的“文”是很早就定下来，很好简单、明确，它是针对“武化”提出的。周公制礼作乐，这个“礼”，就是文。为什么要这样做？周初建立政权，自己力量小，施行的是军事殖民，面对的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武化事件，所以周公为了安定天下“制礼”，“礼”就是文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家放弃武的关系，约定文的关系。
     “武”是什么呢？只要我的力气大、实力强，你面前的面包我抢过来。这就是“武”。你的资源，我一把就抢过来，你没有办法。这就是武。
     而文的关系中，资源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要有一点，不能是谁的力量大，谁就可以全部拿走。所以，中国的“文”很好简单明确，就是相对于“武”提出的。
     那么“化”是什么？以前大陆“”有一句话：“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融化在血液中”是
     ‘什么意思？――它本来不是血液里就有的东西，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融化进去？因为它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文”不是我们的本能，而是后天的一种规定。“落实在行动中”，就是一举一动，包括你心里怎么想、怎么考虑这个事等，所有细节、行为，都是按“文”的方式去处理，这就是“化”，就像春风化雨，把整个地都浸湿了。比如现在大家这么有礼貌地坐在这儿听，而不是每个人挽着胳膊围在我的边上，电影里经常看到把一个人围起来，意思就是要动手了。
     到了春秋晚期，孔子常常说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心里不踏实。为什么？因为孔子那个时代，社会又开始逐渐武化，春秋晚期很好剧烈，到了战国，就接近是“武”的关系了。孔子那个时代面对的是武化的环境，他重提周公，是因为当初制定“文”的制度是周公提出的。孔子在晚年，已经确认自己是殷商的后裔，也就是周所灭亡的商的后裔。但是，孔子提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因为周建立了一个“文”的制度，这个制度很好完整，“郁郁”，就像森林一样，有秩序又旺盛。这个“文”的制度，是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孔子是遵从周早期的做法。不幸，他所处的时代，是“武”的时代。
     我们翻看历史年表，常常会看到文帝、文宗，或者武帝。在中国传统里，“文”比“武”高，所以帝王不管生前做了多少“武”的事情，总希望死后给他的号是“文”而非“武”。唐太宗死之前对他的小舅子长孙无忌嘱咐了一件事：我死以后，你们给我的号不要是“武”，要“文”。为什么？唐太宗的“武”功很好大，唐初的统一基本靠唐太宗的“武”功，比如收复洛阳，打得很好惨烈。总之，唐太宗在老百姓的传说和历史记载中，他的“武”功不得了，但是，唐太宗关心的是：你不要给我“武”，不要用打天下那点儿事说我，我要一个“文”。所以，“文”在中国的地位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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