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疯长/龚曙光

1. 新增白先勇浪漫书写、温情推荐。 2.《潇湘晨报》创办人首部漫忆时光散文集——以湖湘原始野性而生命力旺烈的文字，描绘出于岁月错落中的故乡温情和五彩斑斓的少年时光。 3.汪涵倾声领读，有名文学作家余秋雨、唐浩明、韩少功、残雪、洪晃联合推荐。 4.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张炜作序推荐——这是一场追忆的逝水年华，一个离我们遥遥无测、邈远到难以言喻的空阔世界。 5. 质朴如山风的文字，记录了岁月错落中念念不忘的少年时光与人性温情，流露了作者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就像作者文中所写——当我们将世界几乎走遍，才发现这一辈子的奔走，仍没能走出那个童年和少年的小镇。《日子疯长》是一本值得大家细细品读的好书。

新增白先勇浪漫书写、温情推荐。 《潇湘晨报》创办人首部漫忆时光散文集。 《日子疯长》质朴如山风的文字，记录了岁月错落中念念不忘的少年时光与人性温情，流露了作者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就像作者文中所写——当我们将世界几乎走遍，才发现这一辈子的奔走，仍没能走出那个童年和少年的小镇。 《日子疯长》是一本值得大家细细品读的好书。

龚曙光，笔名毛子，湖南澧县人。 作家，文学评论家，出版家，媒体人。 2001年创办《潇湘晨报》，创造“南潇湘、北京华”报业传奇。 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选个人”“2011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等多个荣誉。 在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出版社出版管理学、文学论著多种，在《人民文学》《十月》等期刊发表文学作品逾50万字。

序一·白先勇 序二·张炜 推荐语·余秋雨 ·唐浩明 ·韩少功 ·残雪 ·洪晃 ·汪涵 自序 母亲往事 我家三婶 走不出的小镇 大 姑 属猫的父亲 栋师傅 少年农事 财先生 李伯与金伯 祖父的梨树 山 上 湖 畔 梅大伯 我的朋友吴卵泡 跋

    母亲往事 母亲属鸡，今年本命年。 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按男虚女实的计岁旧制，母亲今年是个坎。不过，母亲一辈子生活俭朴，行止规律，身子骨还算硬朗，加上平素行善积德，这个坎她迈得过去。 毕竟，母亲还是老了。 近几次回家，母亲会盯着我看上好一阵，怯怯地问：“你是哪个屋里的？”过后想起来，又歉意地拉起我的手，连连道歉：“看我这记性！看我这记性！你是我屋里的啊！”一脸孩童的羞赧半天退不去。 当医生的大妹夫提醒：母亲正在告别记忆！话说得文气，也说得明白。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记忆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更无法接受母亲独自走进那个世界。小时候在星空下歇凉，母亲每每一口气背下屈原的《离骚》和《九歌》，母亲的同学都说读书时她记忆力很好，母亲怎么可能失去记忆呢？ 妹夫说在医学上目前无法治愈，甚至延缓的方法也不多。我感到一种凉到骨髓的无助和无奈！我不能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母亲走进那个没有记忆光亮的黑洞！我要记下母亲的那些往事，让她一遍一遍阅读，以唤回她逝去的记忆…… 一 母亲小姐出身丫鬟命，是个典型的富家穷小姐。 母亲的外婆家很富有。老辈人说澧州城出北门，沃野数十里，当年大多是向家的田土。向家便是母亲的外婆家。湘西北一带，说到富甲一方，安福的蒋家、界岭的向家，在当地有口皆碑。蒋家便是丁玲的老家。后来有考证称，兵败亡命到石门夹山寺的李自成，将家人和财富安置在距夹山几十里外的安福，改姓为蒋。能与当年的蒋家齐名，可见母亲外婆家不只是一般的有钱人家。 有一回，聊到《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母亲轻描淡写地说：我外婆家有新旧两个园子，每个都有大观园那么大。尽管母亲淡淡的语气不像吹牛，但母亲离开外婆家时尚小，儿时对空间的记忆往往会夸大许多。母亲见我怀疑，便说有一年躲日本飞机，国军一个团的官兵及武器粮草，藏在老园子里，日本飞机竟没有找到一个兵。大学时我去了一趟界岭，在母亲描述的老园子前待了许久。园子 1949年后分给了农民，据说住了一个生产队的农户。我去时绝大多数住户已搬走，房屋坍塌得不成样子，只是轮廓还在。前面一口巨大的水塘，呈腰子形横在一座陡峭的山峰前，老园子便建在山水之间一块开阔的平地上。主人在水塘上修了一条路，路上建了一座吊桥，如果将吊桥拉起来，外人除非游泳才可能进到园子。一位靠在断墙边晒太阳的老人告诉我，当年率兵攻打澧州城，有当地人点水，建议中途攻打向家园子，顺手牵羊捞些金银粮草回去。据说一看，园子不好打，怕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误了攻打澧州的正事，老园子侥幸躲过一劫。母亲的记忆也好，老人的传说也罢，如今已都不可考，不过向家的富甲一方，却是毋庸置疑的。 母亲的母亲嫁到戴家，乡邻认可是明珠暗投。母亲的父亲家姓戴，那时已家道中落，除了一块进士及第的镏金大匾，当年的尊荣所剩无几。 母亲的父亲很上进，立志中兴家道，重振门庭，于是投笔从戎。先入黄埔，后进南京陆军大学，在民国纷繁复杂的军阀谱系中，算得上嫡系正统。母亲的父亲身在军旅，平常难得回家，年幼的母亲没和父亲见过几面。 作为向家大小姐的母亲的母亲，似乎并不在意夫君的这份志向，也不抱怨这种聚少离多的生活，更乐意生活在娘家的老园子里。母亲便一年四季待在向家的时候多，住在戴家的日子少。 记忆中母亲的舅舅很多，有在外念洋书并出洋留学的，也有在当地任县党部官员的，还有在家什么都不做，成天酗酒烧烟、纳妾收小的。舅舅们各忙各的，没人关注这个寄居向家的外甥女，甚至对这个嫁出门的妹妹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冷漠。婶娘们更是你一言我一语冷嘲热讽，虽有外婆疼爱，母亲和母亲的母亲都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尴尬和郁闷。没多久，母亲三四岁时，母亲的母亲抑郁而死，将母亲孤零零地扔在了向家。 谈及母亲的母亲的死因，一位婶娘隐约告诉母亲，说母亲不是戴家的骨肉。言下之意是向家大小姐另有所爱，而且与戴家公子是奉子成婚。那时母亲尚小，并不明白这事意味着什么，对她的命运会有什么影响，只当是婶娘们惯常的饶舌。懂事后母亲想起向家的这则飞短流长，又觉得将信将疑，因为母亲对婆家的冷淡，父亲对母亲的疏远，除了家世和个性的原因外，似乎另有隐情。多年后母亲和我说起，我倒觉得以向家当年的家世与家风，大小姐以爱情抵抗婚约，做出点红杏出墙的壮举，似乎也在情理中。 这件事的后果是苦了母亲。母亲的父亲不久便续弦再娶。有了上次迎娶富家千金的教训，这次娶了一个贫寒人家的女儿，并很快生下一男一女。在这个新组建的家庭里，母亲成了外人。母亲的父亲依然在外戎马倥偬，继母带着三个孩子在家。即使继母不是生性刻薄，母亲在家也要带弟妹，洗尿片，打猪草…… 母亲的外婆去世后，母亲成了真正的孤儿。在富有的向家和败落的戴家，母亲都是无人疼爱的无娘崽！就在外婆死去的那一刻，“家”便在母亲的情感世界中有效坍塌了。 二 母亲辍学在家，一边细心照料弟妹、侍奉继母，一边热切地盼望军旅在外的父亲回来，她相信在外做官的父亲，一定会支持自己返校读书的想法。 住在向家时，母亲已经发蒙读书。起先是在私塾，之后是在新式学校。新校是母亲的三舅创办的。国立湖南大学毕业后，三舅原打算留学欧洲，适逢二战爆发，欧洲一片战火，只好回到老家。三舅不愿像其他舅舅那般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便拿出自己名下的家产办了一所新式学校，一方面想用新式教育培养向家子弟，以使其免蹈父辈覆辙，一方面收教乡邻学童，也算报效桑梓。开学那天，三舅将母亲从昏暗的私塾里拉出来，带进敞亮的新式教室，开启了母亲的学校生活，也由此奠定了母亲对三舅的好感。在母亲数十年的人生里，三舅是专享一个母亲在心里敬重和感激的向 家人。母亲的外婆去世后，母亲回到戴家，没能再返学校。其间三舅到过一次戴家，希望将母亲带回学校。母亲的继母一面客客气气地招呼客人，一面将弟妹打得大呼小叫，一会儿喊母亲换尿布，一会儿呼母亲剁猪草，母亲忙得团团转。三舅的话没说出口，便被戴家那忙乱的场面堵回去了。 母亲指望在外从军为官的父亲回来，相信父亲一定会同意她返校读书。她虽然不知道父亲在外当多大的官，但父亲曾就读黄埔，而黄埔在母亲那辈青少年心中，是一个神圣的殿堂。然而就是这位黄埔毕业的学生，有效摧毁了母亲的读书梦想。“一个丫头读那么多书做什么？就在家里好好带弟妹，过两年找个人嫁了！”父亲的每一个字都像一块冰，将母亲滚烫的心，冻成了一坨冰疙瘩，之后几十年也没有化开。不再读书也罢了，还要草草地嫁出去，十三四岁的母亲忽然醒悟，她真不是戴家的骨血。 母亲一声没吭，却止不住泪水决堤一般地往下流。半夜，母亲跑到生母的坟头，撕心裂肺地大哭，哭到不能再流出一滴眼泪，不能再发出一丝声音……下弦月牙从絮状的云层中露出来，清冷地照着杂草蓬乱的坟头，远近的松涛呜呜地吼着，像海潮也像鬼叫。母亲蜷缩在坟头，那么弱小，那么孤单，孤单得像夜风中飘飘荡荡的一根游丝，像黑压压的树林里一明一暗的一点萤火，无所寄寓，无所依傍，只有茫茫苍苍的天地任其漂流！ 从败草丛生的坟头出发，母亲星夜兼程去了澧州城。先考上了澧县简师，后来又考上了桃源师范学校。从此，母亲作别了繁华的向家和衰败的戴家，再也没有返回，甚至没有遥遥地回望一眼。 三 在近代，无论在湖湘教育史，还是革命目前，桃源师范都是一所名校。民国熊希龄曾在该校主持教务，武昌首义将军蒋翊武、民国政治宋教仁、有名文学家丁玲等，都曾就读于此。母亲能考入桃师读书，算是圆了梦想。对母亲而言，桃师不仅是学习的新起点，更是精神朝圣的起点，是摆脱封建家庭奔向新制度、献身新时代的起点。刚迎来新中国成立的桃师，人人热情洋溢，处处生机盎然，在人生暗影中待久了的母亲，次感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敞亮心情，接下来的校园生活，大抵也是母亲一生中很自由舒展的日子。 1978年我考上湖南师院后，母亲嘱咐我去拜访在该校工作的几位伯伯叔叔，那是母亲在桃师时的同学。听说我是戴洁松的儿子，一个个奔走相告，仿佛见了久违的亲人。在后来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我一次又一次听伯伯叔叔们说起桃师求学时的掌故，主题都是当年的母亲。后来他们之间有了走动，每回聚会，我都能从伯伯叔叔们已不清澈的眼神中，看到母亲学生时代如花如朵、青春激扬的靓丽身影。 母亲那时十六七岁，是学生会主席，也是学校的歌星，被誉为桃师郭兰英。在那个时代，郭兰英是全社会的偶像，以她来喻母亲，可见母亲当时在学校受追捧的程度。母亲嗓子亮有歌星范儿，这一点我在童年里几乎天天见识。嗓子是否好到可以与郭兰英媲美，儿时的我无法鉴别，然而母亲的美丽，却是郭兰英没法相比的。那时的母亲看上去有些像秦怡，端庄贤淑而又充满灵气。去年在党校学习时，遇到了桃师的现任校长。他听说我母亲是桃师的学生，竟在学校的档案室里找到了母亲六十多年前的学生档案，其中有学籍表，是母亲用毛笔填写的，一笔颜体小楷十分漂亮，还有一张照片，短发、大眼，一丝浅笑含蓄中透出自信。嘴角微微后翕，似乎是为了藏着稚气，又似乎是为了敛着灵性。照片虽已泛黄，边缘叠了好些白斑，但岁月的斑痕依然掩不去照片上母亲青春的光彩。 在偏远封闭的桃源县城，母亲有这样一张俏丽的面孔，一副亮丽的歌喉，加上若有若无的大家小姐气质，同学们如星如月地追捧倒也自然了。母亲学习刻苦，记忆力又好，屈原《离骚》《九歌》之类的诗词，可以倒背如流。假期母亲无家可回，便独自留在学校苦读。伯伯叔叔们说，每回考试，母亲都是名。 临近毕业，同学们忙着报考大学，有报武大的，有报湖大的，也扔不掉的政治包袱，却不知道父亲还是一位效忠国民党的司令。 在欢送同学们走向大学的喧天锣鼓里，母亲背着简单的行李，形单影只地去了桃江二中，那是一所藏在大山窝里的乡村中学。暑期放假，学校只有一位年过六旬的老校工驻守，迎接母亲开启职业生涯的，正是这位神情木讷、行动迟缓的白发老头。 命运多舛的母亲，似乎天然地和山里那些纯朴而贫困的学生亲近，每个月除了留下生活费和买书的钱，余下的工资全都接济了学生。母亲三年后从桃江调往澧县，路费竟是向同事借的。离开桃江二中时，母亲担**生知道了跑来还钱，便趁天色未明离开了学校。“”后期，我家下放到梦溪镇，有天家里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自称是母亲在桃江二中时的学生，当年因为母亲的接济才把中学读完。客人边说边抹泪，母亲却淡淡地说：“我都不记得了。” 我知道，母亲说的是真话。 四 调回澧县，母亲仍被分在二中。那时澧县一中设在津市，二中便是县城里的中学。民国时叫九澧联中，在澧水流域久负盛名，不仅临澧、石门一带富家子弟多求学于此，就连大庸、桑植乃至龙山、来凤几县的大户人家，也多顺澧水而下，将子弟送至该校就读。 母亲调来时，父亲已在二中，是颇受重视的学生干事。一个是农家出身的进步青年，一个是富家出身的叛逆女性，在那个时代相恋相爱似乎是一种时尚，如今看来，其实是一种宿命。诸多从旧家庭叛逆出来的知识女性，在政治上靠不上新制度的码头，很后便在家庭中建了一个小小的港湾，多多少少躲避一点社会变革的风浪。 豆蔻年华的母亲，有看得见的美丽面孔、听得到的美妙歌喉、品得出的美好德行，追求者理当结队成群。而父亲只有初中学历，身体亦不壮硕，一米七○高矮的个子，体重只有八十来斤，瘦得像根麻秆。论学历论外貌，母亲的选择都令人不得其解。 很多年后，我问母亲当年选择父亲的理由，母亲的回答出奇地简单：他追求进步！我不知道母亲是因为拥有共同理想而看重父亲的追求进步，还是为了寻求庇护而看重。或许两者皆有，但结果却是父亲娶了母亲，便失去了追求进步的资格，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父亲，之后再也没人谈及他的入党事宜。 父亲倒也心安理得，祖父教给他的人生哲理是有一得必有一失，父亲得到美丽贤淑的妻子，失去政治上进的机会，倒也两抵相当。我后来想，父亲的追求进步与母亲的追求进步，其实并不相同。父亲是为了吃饭，为了发达，并非为了明了而坚定的社会理想，假若民国政府迟几年倒台，难说父亲不是在另一面旗帜下举拳宣誓。母亲饱受旧制度的歧视，见多了旧家庭的丑恶，新制度是她已经做出的选择，即使意识到这种追求是飞蛾扑火，母亲也会义无反顾。 婚后的日子，证明了母亲选择的正确。父亲实用主义的政治态度，成全了他们的爱情，更成全了之后几十年的婚姻生活。在当年，也并不是每一位进步青年，都愿意以一位漂亮妻子置换政治前程的。父亲不仅愿意，而且心满意足，无怨无悔。父亲这种无所谓的心态，减轻了母亲心灵的压力，支撑了母亲放不下的精神追求。 逛完 1959年新春的元宵灯会，母亲在津市分娩了我。父亲推开产房的窗户，澧水之上一抹淡淡天光，父亲脱口而言“黎明”，这便成了我很早的名字。一年多后，母亲又生下了大妹妹黎莎。 眨眼之间，母亲由花季少女变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不知是来不及适应，还是根本就拒绝改变，母亲的生活依然以工作为轴心。我和妹妹给母亲的生活带来了快乐，更给她的工作带来了拖累。母亲为了不影响工作，先让我们寄居在保姆家，后来索性将我们送回乡下，交给了祖父祖母。弟弟和小妹出生后，又被寄养在一对没有生养的裁缝家里。尽管如此，母亲仍觉时间不够，每天工作到夜半三更。母亲批改作文，常常批语比学生的作文还长。母亲退休后，还有学生拿着当年的作文本来家里，让母亲看她当时的批语，纸张虽已泛黄变脆，而母亲一丝不苟的笔迹却依旧醒目。 像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出身不好的子女一样，母亲坚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治教谕，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工作，证明自己选择了新的道路。然而没有多久，母亲便被逐出了县城，下放到靠近湖北的一所乡镇小学。 五 母亲被“贬”的那个乡下小镇叫梦溪，是父亲老家的公社所在地。小镇依水而筑，在两条交汇的小河边，拉出一条弯弯曲曲的木板房街道。河岸边的大码头，河面上的石拱桥，还有街面上铺排的石板，是清一色油润光亮的青石，踩踏久了，便光滑得照出人影。有雨的夜晚，每家每户的灯光从板壁缝里泻出来，照在湿漉漉的青石街上，沁人的古朴和温情。镇上的居民是日积月累聚拢的，值夜的更夫、赶脚的叫化、花痴的遗孀、坐诊的郎中，卖鱼的、杀猪的、补锅的、剃头的、挑水的、算命的，还有南货的、五金的、农资的、信用社的，每个人都说得出来历，每个人的营生都彼此依存，哪家有了难处，大家会心照不宣地去额外多做两笔生意，算是搭把手，受惠的人家也不过分客套，只是把这一切记在心里，等到别家有了难事，便早早地跑过去…… 在母亲的生命里，小镇是一个独特的生存空间，既不像她逃离的旧家庭，又不像她融不入的新单位，小镇浑然天成的人事与风物，让母亲感到了一种人性的质本和人情的宽厚！祸兮福兮！母亲被逐出县城，却意外地落到了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小镇，过了相对安定的二十多年。 完小来了一对一中下来的好老师，小镇人当作天大的喜讯奔走相告。没有人打听是否犯了错误，或者被揭发了什么历史问题，大家只觉得这是小镇的福祉。一中的老师，九澧联中的先生，怎么了得！母亲的歌声很快就弥漫了学校，弥漫了整个小镇。母亲除了上音乐课，还要教唱各种革命歌曲，排练各种文艺节目，母亲不是主演便是主唱，母亲的声名一下传遍了十里八乡。小镇人习惯将一种精神上的尊重转化为物质上的表达，初夏新出了黄瓜辣椒，一定要先摘一篮送去；腊月杀了年猪，必定挑一块后腿肉送来；至于那时节都要凭票供应的烟酒糖等，供销社里卖货的掌柜们总是货到便早早包好留在那里，一次一次捎信让我家去取，后来干脆让上学的学生带过来…… 这种市井的平静与乡俗的祥和，终究被工联红联武斗的枪声打破。两派分别在石拱桥两端堆起沙袋，架起机枪，用嗒嗒嗒的机枪声宣示对小镇的控制权。学校里也有了大字报，有好些是针对父亲的，看着“火烧”“油炸”之类的赫然标语，父亲担心身是乡土中国数千年不变的政治生态。 六 父亲打小病病歪歪，祖父怕他养不活，便为他取了一个极贱的小名：“捡狗”，就是现今流浪狗的意思。父亲活虽活下来了，却始终瘦骨伶仃，一阵风便可吹倒刮跑。除了每天课堂上那几十分钟打起精神，其他时间都是躺在一把黑旧的布躺椅上，恹恹地假寐，只有间或一起声咳嗽，证明他依然活着。我的妻子次进家门，父亲就是那样一动不动地躺着，把这个新媳妇吓得半天透不过气来。小镇上过不多久，便会传言父亲故亡的消息，甚至有朋友扛上花圈，到家里上门吊唁。父亲也不生气，依然躺在躺椅上说：“好事好事，阎王听说我死了，就再也不会来拿命了！” 父亲几乎是将少得可怜的体能，接近给了大脑。家里的一切用度，都是他躺在躺椅上盘算筹划的。一个六口之家，靠着父母那点薪资本已十分艰难，加上乡下还有祖父祖母要赡养、叔叔姑姑要支援，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在所难免，但父亲不仅能精打细算应付下来，而且还能让母亲和孩子们感觉不到他的为难，他不希望家里的其他人为钱操心。有两次他实在束手无策了，便找了别的理由硬扛着，死活不提钱上的事儿。 一回是小妹腹泻高烧，治了十几天不退，县里医院土的洋的办法都用了，一点效果没有，只能一次一次下病危通知书。父亲没说欠费的事，只说实在医不好，也是她的命！一向不理家事的母亲却母狮般地扑过来，从病床上抱起小妹，边跑边吼：“到长沙去！到长沙去！”一生不向他人伸手借钱的母亲，连夜敲开好几家同事的门，借了钱便往汽车站跑，独自将奄奄一息的小妹抱到陌生的省城。几天后，母亲牵着治愈的小妹回到家里，父亲仍旧躺在躺椅上，盘算该怎样还清母亲的借款。 另一回是 1981年弟弟和小妹高考失利，是否继续复读成了家庭的重大抉择。那时我已上大学，大妹读中专，弟弟和小妹在县一中读了三年高中，家里已经举债度日了。父亲依然躺在躺椅上，一支接一支抽烟，就是不谈钱的事，只说其实早点找个工作也好，不是只有读书才能成才呵。母亲也不反驳，只是态度坚硬得像块石头：“一定要复读！”母亲又一次东乞西求，找人借够了弟妹复读的费用。一年后，弟弟考上了师大，妹妹考上了农大。 回想母亲这些年，自己几乎不花一分钱，也不过问家里是否有钱。每月领工资，都是父亲去，从来不问是多少。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努力回想母亲年轻时穿新衣服的样子，却怎么都想不起来。我记得母亲很漂亮的衣服是几条碎花的连衣裙，父亲说那是婚前母亲自己找裁缝做的。母亲学过也教过俄语，布拉吉是她很喜爱的衣款，但成家后，母亲便再也没做过买过。 母亲平素不理家事，我们吃饭穿衣上学之类的事，都是躺在躺椅上的父亲照应。母亲每天长篇大段地批阅学生作业，我们的作业却从来没有看过一眼。有一回军训操练，我的裤裆撕破了，母亲也没有拿去缝一缝，依然抱着作业本去了教室。然而只要涉及上大学读书，母亲便一改不理家事的态度，坚定地当家做主。也许是当年未能被录取进入大学的巨大遗恨，一直淤积在母亲心里。 1977年参加高考，我成绩上了榜，录取通知却没有下来，找人打听，依然是因为那位被镇压的外公。一气之下我扔了所有的复习资料，挑起一副竹围子，赶着三百只麻鸭，过起赶鸭走江湖的日子。白天操着鸭铲打架，偷鸭子的、摸鸭蛋的、赶着鸭群争稻田的，遇谁打谁。夜晚则躺在荒滩野地上，守着鸭棚喝谷酒，看星星，倒也自得其乐……，我在湖北公安的一个大湖边放鸭，远远地看见一个城里模样的女人朝湖边走来，近了一看是母亲。 母亲提了一网兜油印的高考复习资料，告诉我又要高考了。我说考上了也不会录取，我不会再考了。母亲说再考一次吧，就算帮妈妈圆了这个梦。说着母亲转过身去，大抵是不想让我看见她潮红的眼睛。母亲曾经告诉我，自从在她母亲坟头哭过那一回，她就再也没有流过泪，也无泪可流了。 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打听到我的下落的，也不知道她问了多少人、走了多少路，才找到这几乎没有人烟的荒湖边。看着母亲像一片原本就不肥沃的土地，在勉力种出了几季庄稼后，地力便耗尽了。大妹结婚前，父母将我们姊妹几个叫到一起，说你们都快要成家了，给你们每人两百块钱，算是父母对你们成家自立的一点心意。是少了些，但没办法更多了！母亲坐在旁边一声不吭，满是歉疚的眼神透着无奈。母亲明白父亲这像分家又像安排后事的异常举动，隐藏着对自己健康的极大隐忧。没几天，父亲又住进了医院，一住便是好几个月。 从家庭到病房，从厨房到课堂，母亲每天来回奔忙。一向不谙家务也无心家务的母亲，如今不得不为家务分心分身。母亲为此深深自责，并想方设法增加工作的时间，上课拖堂，下课补习，生怕学生没有听懂，生怕学校对工作不满意。无论在什么时候，工作都是母亲生活的轴心和灵魂，是她的人生融入新制度的专享法门。家务的拖累是具体而现实的，当母亲确认自己无论怎样也没有办法绕过去之后，便慢慢变得焦虑和疑惧起来…… 轮到我们牵挂母亲了！然而普天之下，子女对母亲的牵挂却总是姗姗来迟。 八 父母亲调离小镇梦溪，是因为一位在津市当副市长的学生。 当年在讲台上众星捧月、在舞台上众星捧月的母亲，如今怎么连登上讲台的勇气和信心都没有了呢？是因为长期乡居适应了舒缓平和的生活、宽厚朴拙的人情，以至拒斥乃至恐惧城市急促跳荡的生活、机巧淡薄的人情？适应了乡土社会对她宽厚的人情接纳和乡愿的人性袒护，以至不敢再次面对城市无处不在的社会纷争和政治拷问？ 母亲很终被安排到了图书馆，每天抄写图书卡片，打理借进借出的图书。津市一中那几届的毕业生，大体都记得图书馆有一位态度特别和蔼的老太太，写得一手漂亮的颜体字。每回向她借书，她总是一边递书，一边笑盈盈地叮嘱：“别弄脏了！别弄破了，别丢了……”学生们也听说老太太有一副嘹亮的歌喉，甚至听说她大家闺秀的身世传奇，但谁也没有勇气和老太太攀谈打探。 母亲的退休没有宴请，没有欢送，在图书馆那间静谧的办公室里，母亲写完很后一张新书入库卡片，那是阿·托尔斯泰的名作《苦难的历程》，然后将办公室仔仔细细扫了两遍，把那张旧得脱了油漆的办公桌抹了又抹。冬日的阳光从图书馆高大的窗户照进来，照在斑驳的书桌上，也照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窗外安静得看不见一个人，看不见一只鸟，落了叶的乔木在阳光里光秃着枝干。似有一丝风，从光秃的树枝上吹过，有些微颤动。窗后的母亲吹不到风，却感到了一丝凉意，一丝浴在阳光里却能微微感觉的凉意。 知道怎么说也没用，便摇摇头由了母亲。 做完早餐，母亲带上菜单上菜市。先在市场上转上一圈，按照菜单上的品种看哪些菜缺货，哪些菜不新鲜，临时调整菜单，然后一个摊位一个摊位比较。母亲买菜并不怎么讲价，也不会讲价。有一次她问摊主白菜多少钱一斤，摊主说一块，母亲说两块钱一斤卖不卖？摊主愕然，周围卖菜的以为母亲开玩笑，谁知母亲竟真按两块钱一斤结账走了。这事成了菜市场好多天不胫而走的一则笑话。后来一个和母亲很熟的摊主问起这事，母亲说你看她的菜那么嫩那么干净，人家白菜又老又泡了水，还报一块五，她只报一块钱，说明她人老实。人家老实，但我不能欺负老实人呵！ 母亲的话令好些摊主语塞和脸红。从此摊主们不但不再拿这话调笑母亲，而且每回母亲从摊子前经过，都会很恭敬地叫一声戴老师。如果母亲停下来买摊子上的菜，摊主会主动帮母亲挑选，大多不会短斤少两。 每回做完饭，母亲总是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吃，帮膂子夹肉，帮睿宝夹鱼，时常把他们胀得剩下半碗吃不完，母亲便一劝再劝，问是不是咸了？是不是辣了？是不是不好吃？常常是一脸的歉疚。一回睿宝拉肚子，母亲觉得是自己做的饭菜不干净，急得手足发抖，躲在厨房不敢出来。好长一段时间，母亲一进厨房便紧张。买回来的菜，在水龙头下冲了泡、泡了揉，直到把青菜揉碎了，庄肃沉浸忘情世外的神情，我只在青海湖边那些长跪朝圣的藏人脸上见过。他们一起一伏地用身体丈量每一寸朝圣之路，身边烟波浩渺纤尘不染的圣洁湖水，一望无垠绚烂明丽的油菜花海，不绝如缕惊诧好奇的各色游客，既不入眼也不入心，仿佛概不存在。在他们的生命历程里，只有出生地与神庙的距离，只有身体与圣坛的距离，那是一条保证两点一线的旅程，不论身体走过的道路多么崎岖险峻，信念行走的道路却始终径直平坦。 母亲也有自己的神庙吗？母亲的圣地又在哪里？时至今日，我也没能洞悉母亲那个接近封锁的自我世界。我曾以为母亲的神庙是新制度，从十几岁开始，母亲便启程向她憧憬却并不了解的圣地朝觐，不管时局如何跌宕，母亲的信念之旅似乎从未停顿。记得母亲退休后，曾淡淡地问我：“退休了还可以写入党申请吗？”当时我心中隐隐一震，却并没有特别在意，如今回想起来，母亲那平淡的语气中，是否掩藏着数十年不改的坚韧信念？ 对此我并无把握。弟弟在看过本文前半截后，说我把政治在母亲生命中的意义看得太重了。我不知道究竟是我对母亲生命的体察感悟失准，还是弟弟对母亲所处时代的感同身受不够。当然，这也许就是生命的本义吧，母亲的人生行止，究竟是在且行且待中坚守，还是在且待且行中彷徨，即使是作为儿子的我们，也有不同的体悟和解读。 十 在本文写作期间，我曾向母亲打听向、戴两家的旧事，母亲当时一愣，神情紧张地反问：“又要清查历史了吗？”向来处变不惊的母亲，眼神里的惊骇和恐慌是我从未见过的。一个经历过八十多年人生际遇的老人，对自己的家事仍如此讳莫如深，对所处时代的风向竟如此反应过敏，我的心一下被锐器深深扎伤，至今隐痛未去。 我担心母亲受到惊吓，便让她看了尚未写完的文稿。读完后母亲一边揉眼睛，一边连连说：“烧了吧！还是烧了吧！” 上半年父亲重病，被送到长沙住院，母亲则留在津市大妹家里。父亲病愈回家，母亲竟扑上来，一把抱着父亲号啕大哭：“你死不得呵！死不得呵！我一世都不能离开你！” 一家人面面相觑。这是我们次听到母亲的哭泣！那种没有掩饰、没有顾忌、声嘶力竭、纵情任性的哭泣！ 那哭声粉碎了我对母亲人生的所有判断与框定，让我对生命生出一种骇然敬畏！ 母亲叛逆过一种制度，却未能被自己向往的另一种制度所包容；母亲叛逆过一个时代，却未能被自己投身的另一个时代所接纳；母亲叛逆过一类生活，却未能被自己追求的另一类生活所成就。母亲背负着沉重的理想生活，也背负着沉重的生活理想，在理想与生活的冲撞中妥协，在生活与理想的媾和中坚守，因拒绝妥协而妥协，因放弃坚守而坚守。生活是母亲理想的异物，生活又是母亲理想的归宿！ 也许吧，世上原本所有的朝圣皆为自圣！无论朝觐的圣地路途是否遥远，很终能否抵达，而真的圣者，一定是在朝圣路上衣衫褴褛的人群中。 我曾和好些同龄人说起母亲的往事，听完，他们每每会说： 我母亲便是这样！ 我母亲也是这样！ ………… 我家三婶 一 三婶嫁到老屋场，是八抬大轿抬进门的。 那时我还小，四五岁的样子，跟着迎亲的队伍跑前跑后，围着花轿打转转。轿夫故意将轿子颠来晃去，罩在轿子上的红色轿裙随之一闪一闪，后生们趁机凑过来看新娘子，媒婆拦在轿前，点燃鞭炮往拥上来的人堆里扔，炸得哎哟哎哟一片叫喊。 我感兴趣的倒不是藏在花轿里低声哭嫁的新娘，而是那忽闪忽闪的轿裙。大红的洋布上，绣满了模样相似的男童，还有莲蓬和荷叶，当时就是觉得好看，也不知道那是“百年好合”和“五子登科”的意思。这一生实打实看人坐花轿，还真就三婶出嫁这一回。 从三婶娘家到三婶婆家，也就是我家老屋场，只三四里。轿夫们在田间小路上绕来绕去，直到晌午才拜天地入洞房。我跟着一群一伙的后生挤来挤去抢鞭炮，竟忘了去看三婶长成啥样。 二 迎娶三婶是祖父的临时决定，三叔和三婶接近蒙在鼓里。也就是这个不容商议的“父母之命”，决定了三叔三婶后来的遭际和命数。 那年冬季政府募兵，三叔背着祖父去报了名，一验，便被招兵的连长看上了。三叔那年二十岁，一米八高的个子，国字脸，关公眉，正所谓少年英俊，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乖致仔，连长一眼就相中了。三叔知道祖父秉持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不会同意他去，便把连长带到家里做工作。 祖父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二，1949年前每回抽丁，家里都是让他去。去上一两个月，祖父便开小差偷跑回来。很后一回逃回来，他提着一把杀猪刀直接去了保长家，吓得保长尿了裤子，之后便再没有人来抽祖父的丁了。祖父种田是把好手，再差的田在他手上种几年，也会变成一等一的好田土。祖父一生好种田，认为种田才是发家致富的正途。在这一点上，祖父与所有羡慕当年湘军们还当他赤贫一个，不约而同地推举他当了书记。三婶的父亲也从来不当自己是品官，还把那些选他的人当作当年的主家敬着，要是谁家有起屋造房之类的事，他照样跑过来鞋一脱裤一挽，不是担砖便是和泥。三婶嫁给三叔，按当时的说法是下嫁，一个书记的千金嫁给一个富裕中农的儿子，真有些门不当户不对，但三婶的父亲却逢人便说：“是我们高攀了，德凤嫁了好人家！” 三 我次见三婶，是在她嫁到老屋场两年后。那时三婶已做了妈妈，一个小黄毛丫头坐在身边牙牙学语。三婶背对大门坐着，一边给病中的祖母洗脚，一边教女儿老家一带流传的儿歌：“黄毛丫头，.到饭熟，听见碗响，爬起来乱抢，一抢一个缺碗，一吃一百碗……” 时已黄昏，老屋神龛上点着的油灯，根本照不见三婶的脸，只听见三婶慢悠悠的声音，清亮得像山溪里淙淙的泉水。我冲着黑暗处叫了声祖母，便听见三婶说：“呀，曙光回来了呵！”清亮的声音里听得出惊喜。三婶从未见过我，怎么能从一声叫声中知道是我回了老家？这份小小的惊奇让我莫名地对三婶萌生了好感。何况三婶叫的是我的学名，而不是像老家其他长辈“毛子毛子”地呼我小名。刚刚发蒙读书的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谁叫小名心中老大不快。三婶怎么不叫我小名而直呼学名？这又是一分好奇。 三婶端了油灯来看我，灯光正好照在她的脸上 :一头齐肩的短发，圆润的脸颊红得透亮，眼睛长而大，笑起来微微眯缝着，亲善而迷人。看上去，三婶不像是个做了母亲的农妇，却像个还没出嫁的村姑。那时张瑞芳演的电影很多，眼前这个端着灯盏打量我的三婶，还真就是张瑞芳饰演村姑的样子。 不知是因为热络还是因为好看，一见面便对三婶油然而生了亲近感。之后我但凡回老家，个想见的便是三婶，想吃的也是三婶家的饭菜。三叔离家入伍前，祖父便找来三叔三婶说：“树大分杈，人大分家。老三，你离家之前把家分了吧。”祖父给他们分了一间厢房、一套农具，还有一本人情账。第二天，三婶便单独生火做饭了。三叔走后，三婶要出工挣工分，要怀孕生孩子，还要照顾公婆，其实日子过得既紧巴也劳累，只是她依然笑哈哈的，并不抱怨什么。三婶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肉鱼鸡鸭不过年过节是没有的，就菜园里摘来的那点小菜，被她一炒咸死人了，但我还是喜欢去她家吃。有时我跟三婶说：“打死盐贩子了呢！”三婶立马说下次淡些一定淡些，但下次炒出的菜还是咸得麻口。这改不了的重口味，后来到底要了三婶的命。 我家老屋场，是祖父三兄弟分家后新辟的，依山傍水，风水大抵找人看过。那山虽横不成脉竖不成峰，但延绵不绝的丘陵郁郁葱葱，倒是一派兴旺气象。祖父将老屋靠山而建，屋前有一口大水塘，再往前便是铺排百十里的澧阳平原。祖父分家时分得的三四亩田，就在这平原的边缘上。勤奋劳作的祖父，硬是靠自己种田的好手艺，把自己种成了一个富裕中农。如果不是祖父人品正、人缘好，差点就成了富农。老家那地方田土金贵，没有什么土豪地主，祖父后来的那十几亩田土，那一栋前后两进、左右两厢两耳的板壁房，在乡邻心里，已经是豪门望族了。 老屋的后面是一个大大的竹园，长满了桂竹、楠竹和多种多样的乔木，野栗树、杂檀树，都有六七丈高，夏季苍翠葱郁。园里栖满白鹤、苍鹭、灰鹳等各种候鸟，少说也有上千只，园里的树枝竹杈上，筑满了或简陋或精致的鸟巢。每日黎明，白鹤围绕着园子上下飞翔，欢悦的鸣叫吵醒沉睡的村落和田野。直到朝阳喷薄而出，才四散飞去远处觅食。黄昏时分，觅食的鸟儿归来，又是一轮翩飞欢唱，多声部的合唱直到太阳落山才会止息。 有一回，我和三婶在田野上打猪草，无意间回望半山坡上的老屋场，看见一轮硕大的夕阳悬在山顶，漫天彤红的晚霞熊熊燃烧，千百只白鹤精灵般飞鸣着，每一只鸟儿都是一道闪亮的白光，飞速地彼此缠绕，编织成一幅巨大无比而又瞬息万变的生命之锦，狂野而华丽！每一声鸣叫都是一枚战栗的音符，撕裂着彼此共鸣、协奏成一场旋律奔放而又主题深潜的生命之乐，欢愉而悲怆！这是一次怎样自由而激越的生命裸奔！一场怎样壮丽而温情的生命聚会！当时，我和三婶被惊呆了。长大后，我在天安门广场见过多种情绪下的百万人群大聚会，其震撼远不及那个傍晚我目睹白鹤群飞的场景！ 白鹤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灵性，鸟群选择了谁家的园子筑巢，便不会有任何一只去邻家，哪怕两个园子之间只有一道若有若无的竹篱，鸟儿也不会弄错。更神奇的是白鹤北迁之后，次年回来不仅能轻而易举地找回原来的园子，而且能准确无误地找到自己的旧巢，彼此弄错或侵占的事儿绝少发生。大约正是因为这种灵性，老家人都把白鹤视为吉祥之鸟，谁家园子栖了白鹤，风水准定好。 三婶把白鹤看得很重，绝不许邻家的孩子和大人钻进园子掏鸟蛋、抓雏鸟。有一回，邻村一个二流子钻进园子掏鸟蛋，三婶拿了一根晾衣的竹篙，扑扑扑几篙将其打下树来，摔在地上两三个月还跛着脚。还有一回，我从树上的鸟巢里抓了三只雏鸟，用个竹篓养着，抓了好些泥鳅和小鱼喂养。三婶见了，硬逼着我一只一只还回去，那不容商量的神情，绝少在三婶脸上见到。 三婶终究没能守住白鹤。好像是两三年后，白鹤迁徙之后便没有再回来。是环境变化让这灵性的鸟儿感到了危险，还是这个庞大的家族在漫漫的迁徙途中遭遇了不测？没人说得清究竟是什么原因。周边的邻居私下议论 ,龚家老屋场要出事了，语气中有些幸灾乐祸。祖父听了一声不吭，铁青着脸，样子威严得像春节贴在大门上的门神。 四 没多久，老屋场果然出事了。 出事的是三婶。 三叔在广西当兵，三四年没有回家省亲，三婶竟怀上了孩子。肚子天大起来，实在遮掩不住了，三婶只好跑回娘家。三婶的父亲气得拖了根木棍便打，被三婶娘拦住了：“两条人命呢，你都打死呵？！”三婶父亲扔了木棍自己用头撞墙，差点没把自己撞死。三婶父亲是死要面子的人，哪里丢得起这个人呵！夜晚他独自跑到我家老屋场，进门便要下跪，被我祖父拉住了。“造孽呵，造孽呵，我们赵家对不住龚家呵！休了她！你们休了她吧！” 祖父弄清怎么回事，半晌没说一句话。三婶怀上的孩子，是祖父生产队队长的。那是祖父的仇人。那人 1949年前游手好闲、偷鸡摸狗，祖父自然看不上。1949年后，一贫如洗的他，便被土改工作队拉来当了队长。工作队一走，他便提出把祖父的成分改为富农，乡邻们都不同意。事没做成，觉得丢了面子，更是记恨祖父。三婶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胁迫上了他的床，三婶死活没说。 三婶的父亲说：“德凤是军婚，告那狗日的破坏军婚，让他去坐牢！然后离了婚你们龚家再娶个好人家女儿，赵家不能拖累了龚家！”祖父泥塑似的坐在那里，一直没有作声，等到远近的公鸡此起彼伏地鸣叫起来，祖父才说了四个字：“不告！不离！” 祖父写信让三叔复员回家。那时三叔给师长当警卫，突然提出退伍，师长以为三叔不愿跟他了，就说你小子想当官了吧，给你提个排长去干吧。三叔也不知道祖父为何一定让他退伍，只猜想是祖父身体不好，执意要离开部队。师长见劝说不通，便签字同意三叔离开部队转业到成都的一家兵工厂。 三叔回家得知真相，也只说了一个字：“离！” 祖父早就料到会是这样，便把三叔拉在祖宗牌位前跪下，“你跟祖宗说，我们龚家丢得起这个人不？我们祖宗从江西迁来这里两三百年，都是清清白白的名声，你现在要离婚，把这等丑事张扬出去，你有什么脸面？我有什么脸面？祖宗有什么脸面？人活一张皮，一张比纸还薄的脸皮呢！”祖父不仅没让三叔离婚，也没让三叔去成都的兵工厂，霸蛮将三叔按在了乡里。因为三叔是复员军人，回来便当了大队的民兵连长。 三婶在娘家坐完月子，三婶的父亲便将孩子送给了湖北一对没有生育的夫妇。祖父让三叔去把三婶接回来，三叔不吭声也不去，每天吃住在大队部，连老屋场也很少回。祖父知道三叔心里有气，也不强迫，暂时让三婶住在娘家休养。 还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约是返乡半年后，三叔在大队部代销点的床上被人捉了奸，床上竟睡了两个售货员。那时节代销点卖货的，是全大队选出来长得很好看的女孩子。三叔竟一床把两个同时睡了，自然是犯了众怒，大队书记不要说，就连那些平时话都没说上一句的农民，也觉得三叔是占了他们的女人，睡一个也便罢了，竟一床睡了两个，两个都如花似玉，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群情激愤撤了三叔的民兵连长。三叔这三四年兵算是白当了，打了一个圈又当回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三婶听说这事，心里倒是高兴，她知道用不了多久，三叔便会来接她回家了。她把在娘家这些日子做的布鞋、打的毛衣，一双一件清得整整齐齐，等着三叔上门接她。 三叔出事丢了饭碗，祖父倒没一句责怪。在祖父看来，那民兵连长跟二流子差不多，不如回家老老实实种田。祖父从梦溪镇砍了一块肉，提了两瓶酒回来，往三叔面前一扔，没说一句话，三叔竟心领神会地去了岳父家。次日傍晚，三叔和三婶回到老屋场，小两口有说有笑仿佛什么事都未曾发生。三婶走到祖父祖母屋里，放了两包点心在桌上，说了句“我回来了”，三婶的女儿便从祖母怀里挣脱出来，扑到三婶面前，妈妈妈妈地哭叫，说不清是伤心还是撒娇。 五 老屋场的日子恢复了老样子，只是飞走的白鹤仍旧没有回来。三婶还是那副红扑扑健硕快乐的样子，因为三叔在家，笑声似乎更爽朗轻快。 三叔睡过的两个售货员嫁去了外地。其中一个是奉子成婚，嫁过去六个月便生了一个七斤重的女儿。三婶听说了，还背着三叔托人送了些鸡蛋红糖去。没多久，三婶自己又生了一个儿子，虎头虎脑，模样和神情酷似三叔。三叔每天出工回来，一双泥巴手抱起儿子，又是用嘴亲，又是扎胡子，逗得儿子咯咯地笑，祖父在隔壁屋间听见了，叹了口气对祖母说：“哎，这才像个家！” 后来四叔、五叔相继娶亲成家，老屋场的房子住不下来，祖父便说拆了老屋吧，各家便用老屋拆下来的木料起了新屋。拆屋那天，祖父天不亮便起床了，围着老屋一圈一圈转。只有我父亲知道，祖父是舍不得拆这栋老屋。当年修建老屋时，正好过日军，国军在附近阻击，为了修工事，周围好点的房子都拆了。祖父的房子正好上梁，好些木料堆在地上，当兵的自然就便搬走。祖父本想拦着，那是他大半辈子的心血，可当兵的哪里管这些，搬起便跑。父亲忽然灵机一动，拿起木匠用的墨斗，在自家的木料上都写上祖父的名字。国军仗打完了，祖父到工事上把写了名字的木料搬回来，邻居没说一句.唆话，其他人便扯来扯去扯不清，好些人家还因木料动了手，伤了邻里和气。 老屋的木柱和壁板拆下来，还真的都有祖父的名字。几十年的日晒雨淋、烟熏火燎，祖父的名字仍依稀可辨。前来帮忙拆屋的老辈人还记得当年的情形，感叹人生的短暂和无常。当年帮着起屋的老辈人中，只有一个该来却没有来的人，那便是三婶的父亲。自打三婶出事他来老屋向亲家赔罪后，就再也没有来过老屋场。他觉得一张老脸丢尽了，做不起人，干脆去了远处的知青场，逢年过节也不回家。直到去世，三婶的父亲都没从丢掉脸面的打击中走出来。 三叔三婶的新屋搬离了老屋场，建在不远的一处山坡上。三间正屋，外加灶房和猪栏，虽然不及老屋场的高大宽敞、气宇轩昂，但在 1949年后新起的房屋中，算是有模有样的。房子的旁边有一口很大的水塘，一年四季清波荡漾。每年学校放假回乡下，我总爱住在三婶家，一是因为跟三婶三叔亲近，二是因为屋旁的那口水塘。暑假好游泳，寒假好打鱼。水池于我，真是少年时很大的乐趣。 直到我上大学参加工作后，还时常惦记三婶家那咸得有点麻口的饭菜、那一年四季趣味无穷的水塘。 六 接到三婶病重的消息，我正在给大学生上课。三叔让人告诉我，三婶病得重，只怕过不去。病中三婶还念叨我，希望我赶回去送送她。我当即租车往老家赶，却还是没能赶上。三婶得的是脑溢血，患病不久便昏迷了。此时我才明白，因为三婶吃得咸，导致了家族病比别人发得早，她走时才四十岁多一点。 前来吊丧的人中，我看到了一个孤单的年轻人，悲戚而又心神不宁的样子，似乎没有人认识，也不知道该站在哪里，眼泪无声地挂在脸上，远远地望着躺在棺木里的三婶。后来三叔告诉我，三婶病重时，他只通知了我和那个陌生的青年，就是三婶与外人生的那个孩子，现在他是武汉一所有名大学的学生。三叔一边用粗糙的大手抹泪，一边哽咽着说：“我知道你三婶很疼爱的是你、很挂念的是他，虽然嘴上从来不说，但毕竟是她身上掉下的肉。我打听了好久才找到他，想让她能见上一面，可她还是没等到，也就时间，她到底没撑住。你三婶的命真是苦呵，活着只想到做事，没享过福，临死了，两个很想见的人也没见上！”说完，三叔便号啕大哭起来，那哭声像受伤的野兽一样从胸膛里发出来，在漆黑的夜空里回荡，那是我一生中听到的锥心到恐怖的哭声，几乎不是哭而是吼，是嚎，是整个生命的痉挛！ 送葬的队伍很长，乡邻们是自发赶来的。我跟在棺木后面，看着抬棺木的八人龙杠，看着棺木周围纸扎的白色仪仗，听着一路上噼噼啪啪的鞭炮，我竟想到了三婶出嫁时的情形。一样走在田间的送行的亲朋，一样不歇气的鼓乐吹打，一样在阳光下招摇的仪仗，一样炸不断线的鞭炮，一样八人抬着晃着的龙杠…… 从八人抬进喧闹的洞房，到八人抬进死寂的墓穴，三婶的生命仿佛只做了一个短暂的停顿。老屋场上的那些欢悦和悲怆，似乎只是抬轿人在途中放下抬杠歇了歇肩，等到抬轿人喘口气、喝口水、抽支烟，又吆喝一声继续上路。 半坡旌幡，满山哭号。看着三婶被放入墓穴，一铲一铲的黄土埋下去。恍惚中我看见一只白鹤飞上天去，那是三婶的灵魂吗？ 我不确定人是否真有灵魂，但我确定真的人生是埋不掉的，哪怕像三婶那样普通得如油菜花、紫云英一般的农妇，只要有爱有恨、有血有肉地生活过，生命便埋不掉。夕阳热烈而冷漠地悬在山头，忽地我又记起了那个傍晚和三婶看到的鹤舞夕阳的图景、那场令我震撼的生命聚会！鹤因何而聚，又因何而散，没人说得清；人因何而聚，又因何而散，也没人说得清！生命只要聚集着，无论那鸣叫是欢愉还是悲怆，那舞蹈是轻灵还是沉重，便自有一份尊重、壮丽和温情！ 七 白鹤迁走了，老屋场失去了原来的祥瑞；三婶离去了，三叔失去了原来的风采。这位往日的翩翩少年，如今已头发稀疏，满脸褐斑。只是腰板依然挺直，步伐依然劲健，看得出是有一种力量支撑着，固执地和年岁抗争。三叔时常从新屋场走回老屋场，独自坐在晒坪的老石碾上，守着园子里尚存的那几株高大乔木，看飞走的白鹤是不是又飞了回来。 “老屋这边说人死了，就说驾鹤去了。三叔说三婶走时年轻，应该还可以驾着那群飞去的白鹤飞回来。” 老屋场上的晚辈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