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故事的背景是在20世纪中叶的古巴。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圣地亚哥的老渔夫，配角是一个叫马诺林的小孩。风烛残年的老渔夫一连八十四天都没有钓到一条鱼，但他仍不肯认输，而是充满着奋斗的精神，终于在第八十五天钓到一条身长十八尺，体重一千五百磅的大马林鱼。大鱼拖着船往海里走，老人依然死拉着不放，即使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武器，没有助手，左手抽筋，他也丝毫不灰心。经过两天两夜之后，他终于杀死大鱼，把它拴在船边。但许多鲨鱼立刻前来抢夺他的战利品。他一一地杀死它们，到很后只剩下一支折断的舵柄作为武器。结果，大鱼仍难逃被吃光的命运，很终，老人筋疲力尽地拖回一副鱼骨头。他回到家躺在床上，只好从梦中去寻回那往日美好的岁月，以忘却残酷的现实。它奠定了海明威在世界文学中的突出地位，这篇小说相继获得了1953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美国作家、记者，“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20世纪很有名的小说家之一。他以文坛硬汉著称，作品中蕴含勇敢、直率、坚定的独立精神，代表美利坚民族精神，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目前都占有重要地位。
海明威一生获奖颇多，其中包括以《老人与海》先后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2001年，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与《永别了，武器》被美国现代图书馆列入“20世纪100部很好英文小说”中。

老人与海 老人和孩子 出海捕鱼 鱼钩上的大鱼 海上的第二天 与大鱼较量 鲨鱼袭击 …………

    雨下得很大了，我们的车子开过热那亚郊区。尽管我们跟在电车和卡车后面开得很慢，泥浆还是溅到人行道上，所以行人看见我们开来都走进门里去。在热那亚市郊工业区竞技场码头，有一条双车道的宽阔大街，我们顺着街心开车，免得泥浆溅到下班回家的人们身上。我们左边就是地中海。大海奔腾，海浪飞溅，海风把浪花吹到车上。我们开进意大利时，路过一条原来宽阔多石而干涸的河床，现在滚滚浊水一直漫到两岸。褐色的河水搅混了海水，海浪碎成浪花时才变淡变清，黄褐色的水透着亮，被大风刮开的浪头冲过了马路。
     一辆大卡车飞快地开过，溅起一片泥浆，溅到我们的挡风玻璃和引擎的水箱上。自动挡风玻璃清洗起来雨刷来回摆动，在玻璃上抹上薄薄一层。我们停了车，在塞斯特里饭店吃饭。饭店里没有暖气，我们没脱衣帽。我们透过橱窗看得见外面的汽车。
     意大利通心面味道很好，但是那酒却有股明矾味，我们在酒里掺了水。后来，跑堂的端来了牛排和炸土豆。饭店那头坐着一男一女。男的是中年人；女的还年轻，穿身黑衣服。吃饭时，她一直在湿冷的空气中哈出热气。男人看着热气，摇摇头。他们光吃不说话，男人在餐桌下拉着她的一只手。她长得好看，两人似乎很伤心。他们随身带着一个旅行包。
     我们带着报纸，我给盖伊大声念着上海战斗的报道。饭后，盖伊留下跟跑堂的打听一个地方，我用一块抹布擦净了挡风玻璃、车灯和执照牌。盖伊回到车上来，我们就把车倒出去，发动引擎。跑堂的带着盖伊走过马路，走进一幢旧屋子。屋子里的人起了疑心，跑堂的跟盖伊留下让人家看看什么东西都没偷走。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是修水管的，他们就以为我偷什么东西了。”盖伊说。
     我们开到城外一个海岬，海风很大，差点把车子刮翻。“幸亏风是从海上刮来的。”盖伊说。“说起来，”我说，“海风就是在这一带什么地方把雪莱刮到海里淹死的。”“是在靠近维亚瑞吉奥的地方。”盖伊说，“你还记得咱们到这地方的目的吗？”“记得，”我说，“可是咱们没达到啊。”
     “咱们今晚可没戏唱了。”
     “咱们能开过文蒂米格利亚就好了。”
     “咱们瞧着办吧，我不喜欢在这海岸上开夜车。”
     这时正是刚过午后不久，太阳出来了。大海一片蔚蓝，泛着白沫的海浪流向萨沃纳。后面，岬角外，褐色的河水和蓝色的海水汇合在一起。在我们前方，一艘远洋货轮正向海岸驶来。
     “你还看得见热那亚吗？”盖伊问。
     “啊，看得见。”
     “开到下一个大海岬就遮住看不见了。”
     “咱们暂时还可以看见它好一阵子，我还看得见它外面的波托菲诺海岬呢。”
     终于，我们看不见热那亚了。我们开出来时，我回头看看，只见大海；下面，海湾里，海滨停满了渔船；上面，山坡上，有一个城镇，海岸线远处又有几个海岬。
     “现在看不见了。”我对盖伊说，“哦，现在早就看不见了。”
     “可是咱们没找到出路前还不能肯定。”
     有一块路标，上面有个“S”形弯道的图标和注意环岬弯道的字样。这条路环绕着海岬，海风刮进挡风玻璃的裂缝。海岬下面，海岸线那里有一片空地，海风吹干了泥浆。车子碾过后，一片尘土飞扬。在平坦的路上，车子经过一个骑自行车的法西斯分子，他背上枪套里有一把沉甸甸的左轮手枪。他挡住了路中心的汽车，我们开到外挡来让开他。我们开过时，他抬头看看我们。前面有个铁路闸口，我们朝闸口开去，闸门刚被放下来。
     我们等开闸时，那法西斯分子赶了上来。火车开过了，盖伊发动引擎。
     “等一等，”骑自行车那人在我们汽车后面大喝一声说，“你们的牌照脏了。”
     我掏出一块抹布，吃午饭时已将牌照擦过。“你看清楚。”我说。
     “我看不清，脏了。”
     我用抹布擦了擦，问：“怎么样？”
     “25里拉。”
     “什么？”我说，“你看清楚，只是路上这个样子才弄脏的。”
     “看来你并不满意意大利的交通。”
     “路脏。”
     “50里拉。”他朝路上啐了一口，“你车子脏，你人也脏。”
     “好吧，开张收条给我，签上你的名字。”
     那人拿出一本民用收据本，一式两联，一份是给被罚款的人，另一份则留作存根。不过罚款单上填什么，下面可没有复写副本留底。“给我50里拉。”他用擦不掉笔迹的铅笔写了字就撕下条子，把条子交给我。我看了一下，说：“这是一张25里拉的收据。”“搞错了。”他说着就把25里拉的收据换成50里拉的。
     “还有另一份，在你留底那份填上50。”他赔了一副甜甜的意大利笑容，在存根上写了些字，捏在手里，我看不见。“趁你牌照没弄脏，走吧。”他说。
     天渐渐黑了，我们的车子在路上行走了两个钟头，当晚在蒙托内住宿。那里看上去舒适可爱，干净利落。我们从文蒂米格利亚，开到比萨和佛罗伦萨，过了罗马涅，开到里米尼，回来开过弗利、伊莫拉、博洛尼亚、帕尔玛、皮亚琴察和热那亚，又开到文蒂米格利亚。整个路程只走了十天。当然，在这么短暂的旅途中，我们没有机会了解当地或老百姓的生活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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