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党建论 互联网时代政党的组织变革与社会适应(修订版)

EDITORRECOMMEND

“每一项技术都是人类意愿的一种表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在推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已经日益显现出其对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深刻影响。现代政党作为产生、形成于机械化大工业时代的特殊政治组织，在信息社会已经渐露峥嵘的新形势下，必然会对传统的政党组织结构带来巨大冲击。因此，如何通过政党的组织重建从而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不仅是中外主流政党的普遍共识，更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薛小荣，1977年生，陕西省安康市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共首都互联网协会委员会党建顾问、上海市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亚太智库研究员。主要从事网络党建、互联网企业党建，戈尔巴乔夫改革等研究。主持国家和省部级以上课题四项。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出版“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研究”系列丛书：《网络党建论：互联网时代政党的组织变革与社会适应》、《网络党建能力论：信息时代执政党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第十三届全国优秀党建读物）、《互联网企业党建：技术、资本与政治逻辑张力下的政党治理》；出版“戈尔巴乔夫改革研究”系列丛书：《来自上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自下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来自内部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与中央委员会》《来自外部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改革与西方遏制战略》等著作十部。

第一章网络党建的基本问题（13）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13）
一、网络党建的必要性（14）
二、网络党建的可能性（21）
三、网络党建的实践性（27）
第二节概念与内涵（34）
一、网络党建的概念（34）
二、网络党建的内涵（38）
三、网络党建的理论（43）
第三节价值与功能（46）
一、网络党建的价值（47）
二、网络党建的功能（52）

第二章网络党建的目标任务（58）
第一节政党与政党声誉管理（58）
一、政党声誉：政党的人格化（59）
二、政党声誉管理：政党形象（63）
第二节身体在场：物理空间领域的政党声誉管理（64）
一、实在的空间：传统政党声誉管理的路径依赖（65）
二、消失的地域：传统政党声誉管理的现实困境（71）
三、重置的资源：传统政党声誉管理的自我调适（80）
第三节身体缺场：网络空间领域的政党声誉管理（86）
一、流动的时空：政党网络声誉管理的总体态势（86）
二、隐匿的身份：政党网络声誉管理的特征规律（92）
三、喧嚣的声音：政党网络声誉管理的治理原则（94）

第三章网络党建的组织主体（98）
第一节网络党组织的概念（99）
一、报纸—电台时代的政党组织（100）
二、网络—微博时代的政党组织（108）
第二节网络党组织的类型（120）
一、网站型网络党组织（120）
二、论坛型网络党组织（123）
三、博客型网络党组织（125）
四、手机型网络党组织（128）
五、平台型网络党组织（133）
第三节网络党组织的特征（139）
一、政党的“代言者”（140）
二、网络的“志愿者”（141）
三、市场的“竞争者”（143）
四、规则的“服从者”（145）
五、技术的“失控者”（147）

第四章网络党建的活动平台（149）
第一节党建网基本运行情况的调查（149）
一、党建网的建设情况（149）
二、党建网的管理情况（150）
三、党建网的使用情况（153）
第二节党建网基本功能的认知调查（156）
一、调查对象的性别比例分布（157）
二、调查对象的年龄比例分布（159）
三、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比例分布（160）
四、调查对象的职业比例分布（161）
五、调查对象的党龄比例分布（163）
第三节党建网基本功能的理论分析（163）
一、信息发布的传递工具（164）
二、党务开展的活动平台（166）
三、党群互动的沟通渠道（168）
四、主流声音的“聚集地”（171）
第四节党建网功能发挥的效用困境（174）
一、科学定位与组织管理的关系（174）
二、搭建平台与平等空间的关系（175）
三、优化结构与完善功能的关系（176）
四、资源整合与人才培养的关系（176）

第五章网络党建的基本功能（178）
第一节组织的信息化：建立党员党组织信息管理系统（178）
一、党员党组织信息管理系统（179）
二、基层党建工作手机信息系统（181）
三、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182）
第二节党务的网络化：实现党的工作对社会的全覆盖（183）
一、党建信息发布的网络化（184）
二、基层党务活动的网络化（184）
三、党员学习教育的网络化（187）
四、党员组织管理的网络化（187）
第三节网络舆情治理：发挥网络党组织思想引导作用（191）
一、“大众麦克风”时代的“网络群体性事件” （192）
二、“众声喧哗”：“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作为（198）
三、政府舆情治理的成功经验：汶川地震时期的网络舆情（204）
四、“站在凳子上演讲的人”：网络党组织舆情治理的方式（210）
五、“伍皓微博”：网络党组织舆情治理的实践探索（213）

第六章网络党建的主要能力（215）
第一节组织凝聚能力（215）
一、把握组织凝聚能力的内涵（216）
二、增强组织凝聚能力的意义（219）
三、提升组织凝聚能力的途径（226）
第二节媒介交流能力（237）
一、把握媒介交流能力的内涵（237）
二、增强媒介交流能力的意义（243）
三、提升媒介交流能力的途径（246）
第三节意见表达能力（252）
一、把握意见表达能力的内涵（252）
二、增强意见表达能力的意义（256）
三、拓展意见表达能力的途径（263）

结束语网络党建：信息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发展（269）

附录（273）
一、浦东新区基层党建网负责人员管理情况调查（273）
二、浦东新区基层党建网支部书记使用情况调查（276）
三、浦东党建网社会认知效果调查问卷（277）
四、第四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互联网 党建”（281）

参考文献（283）

     网络党建论导论信息网络技术对执政党建设的三重影响导论

    
    

     导论信息网络技术对执政党

     建设的三重影响“每一项技术都是人类意愿的一种表达。” ［美］尼古拉斯·卡尔著，刘纯毅译：《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在推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已经日益显现出其对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深刻影响。“信息社会的崛起是和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那就是网络社会。20世纪最后25年的特色是由工业主义到信息主义，由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的转型，就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而言都是如此，其过程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黄慧琦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现代政党作为产生、形成于机械化大工业时代的特殊政治组织，在信息社会已经渐露峥嵘的新形势下，必然会对传统的政党组织结构带来巨大冲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不断发展，使互联网的社会动员功能日益增强。要传播正能量，提升传播力和引导力。要严密防范网络犯罪特别是新型网络犯罪，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要发挥网络传播互动、体验、共享的优势，听民意、惠民生、解民忧，凝聚社会共识。网上网下要同心聚力、齐抓共管，形成共同防范社会风险、共同构筑同心圆的良好局面。”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 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0日。因此，如何通过政党的组织重建从而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不仅是中外主流政党的普遍共识，更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信息网络技术主要从技术、组织和价值三个层面对当前党的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信息网络技术对党的建设的第一重影响主要表现在技术层面，即要求我们必须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积极推进党员党组织的信息化，提升党的党务管理能力。政党的党务管理能力直接反映了政党的组织水平，并决定着政党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党务管理能力更是关系到执政党执政水平的高低。因此，借助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效提升党员和党组织信息的准确管理、动态管理和统一管理。具体来说，提升党务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信息存储的数字化，可以使党员党组织的信息编码实现真正的准确管理。这主要是因为：传统党务管理主要是依托印刷载体而实现对党内成员和各级组织的信息管理活动。以纸质为主要代表的印刷载体具有“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条性原则”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建基于此之上的党务信息管理由此表现出两个典型特征：其一，垂直线性特征。由于纸质类信息载体具有单一线性的信息垄断特点，这就决定了党内各级组织和成员的信息管理必然表现为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主要信息的管理具有最终的汇总权和知情权，而下级组织则只能拥有本级单元的信息知情权。上下级之间组织内部的信息流动的强烈反差带来的结果就是下级组织只能“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其二，分割阻隔特征。纸质信息载体除了垂直线性所带来的上级信息垄断特点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本级组织在整个政党的信息管理体系中，只是作为一个单一孤立的本级信息聚合点和提供者而存在。一般来说，在垂直孤立的线性信息管理模式中，它与其他的信息提供者之间按照系统安排是不能或者只是进行简单的信息联接。一方面，这是由纸质载体的信息容量大小所决定的。超大的纸质信息无法支持信息之间的横向流动，只能通过自下而上的单向流动方式向上级汇聚。另一方面，这也是由纸质载体的信息存储水平所决定的。纸质载体特有的易损伤性带来了信息管理的存储难度，从而也无法支持政党组织体系内部信息的有效流动。正是由于垂直线性和分割阻隔两大特征的存在，导致依托纸质载体进行信息管理的传统党务管理在对党员党组织的信息管理方面只能进行模糊化管理。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则有力地突破了纸质化信息管理的这一缺陷，通过对党员党组织的信息编码，使政党的党务管理可以实现对党员党组织的准确化管理。这是因为依托信息网络为载体的信息管理有效克服了纸质信息载体容量小、存储难的问题，能够促进信息的交互流动，从而为准确管理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当然，“一个王朝首先只能是‘纸张王国’，然后才成为信息王国以及信息控制王国。从近代直至20世纪末的社会变迁证明了这一事实，尤其在最发达的国家。社会职能的拓展深入关注个体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切依靠的就是被认为呈指数增长的社会群体资料库，若没有这些堆积如山的文件的激增” ［法］弗雷德里克·巴尔比耶、卡特琳娜·贝尔托·拉维尼尔著，施婉丽、徐艳、俞佳乐译：《从狄德罗到因特网：法国传媒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国家模式的运作将无法正常进行。不过，信息网络条件下党务信息管理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在准确化的党务管理中，党员党组织的个体信息不再只是纸质材料上的刻板平面印象，而是具有了鲜活立体的感觉；党员党组织不再只是数据统计中一连串的数字符号，而是信息交互图景中一幅幅生动的形象。二是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信息流动的瞬时化，可以使党员党组织的信息管理实现真正的动态管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原来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国社会结构日益呈现出分层化、碎片化的趋向，使“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转变，特别是由于大量新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出现，不仅促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流动，而且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问题，集中表现为流动党员的管理问题。造成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一，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使个体越来越成为独立的社会单元，传统党务依靠相应的行政组织体制来进行管理的渠道，已经因为部分党员个体脱离国家行政体制而无法实施有效管理，从而出现流动党员组织关系“空巢”现象的出现。其二，现有党务管理中遵循的属地原则已经无法适应流动性增强的当今社会。部分党员在生存发展的驱动下，逐渐脱离原来的组织关系所在地，到达新的工作地方之后又没有相应渠道转入当地党组织，从而出现流动党员组织关系“空转”现象的出现。其三，以纸质载体为主要特征的现有党务管理体制，在面对迅速变化的流动社会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流动党员问题时，往往囿于信息管理的高成本和现行组织关系转接的复杂性，而无法对流动党员实行有效的实时动态管理，从而导致组织对党员管理出现暂时性的“失声”现象。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流动党员管理的时空“错位”问题，克服现行组织系统内部横向交流能力欠缺的困难，通过党员党组织的信息编码，政党的信息管理可以实现信息流动的瞬时化，从而实现政党内部组织信息的有效对接。具体来说，加强党员党组织的信息管理，特别是针对流动党员群体的管理，可以通过搭建“党员党组织信息管理系统”和“党员党组织联系动员系统”两个平台来实现对党员党组织的动态管理和实时监管，真正使党员管理“落地生根”。三是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信息选择的时差化，可以使党员党组织的信息传播实现真正的统一管理。对党员进行宣传教育是党务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党内团结的重要形式。在现实党务管理中，这一活动主要依托各级党组织所在的行政事业编制单位进行，从而形成强烈的路径依赖。由于这一党务活动的组织形式具有典型的行政色彩，对宣传教育的对象（党员）、时间和场所等有明确的物理要求，即党员必须身体在场、有固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物理空间。应该说，这一教育组织形式满足了行政事业编制体制内的党员需求，但是对编制体制外的党员教育则稍显不足，尤其是“两新”组织内的党员和流动党员更显困难。正因如此，加强对党员的统一教育往往由于在人员、时间和场所上的问题而不能很好地落实，其效果自是大打折扣。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和解决党员统一教育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其一，信息网络技术的实时交互性，可以有效破除物理条件下的时空，实现虚拟空间领域的人员、时间和地点的统一。通过建立“网上党支部”等平台，可以使党员通过电脑、手机等通讯媒体实现人员的“虚拟集合”，从而解决由于身体不在场而带来的教育“缺席”。其二，信息网络技术的信息选择时差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现实党员教育中存在的非同步性问题。“先前的信息领域中，政治信息的记录以及保存至多只是基本的和支离破碎的，只是象征性地冠以‘新闻’这个术语。对公众而言新闻中的信息大都仅仅是同时代的而已；一个星期之前的旧报纸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一个星期之前的旧电视节目就算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以网络为基础的‘公告栏’却将政治信息以某种方式得以保存，使得过去的信息在现在更容易获取。” ［美］宾柏著，刘钢等译：《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因故不能及时参与党组织举办的统一教育活动的党员，可以通过“党员远程教育系统”等平台，点击调取党员宣传教育的相关文字、音像和视频等资源，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事后学习，从而真正实现党员的统一管理。二信息网络技术对党的建设的第二重影响主要表现在组织层面，即要求我们必须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全力应对政党组织结构的变化，提升党的组织适应能力。“通信技术是形成政党体系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征之一。” ［美］宾柏著，刘钢等译：《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发展转变，信息网络技术引起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结构变化，“以满足新的要求或新的网络运动的潜在要求” ［英］安德鲁·查德威克著，任孟山译：《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页。。相比于经济组织（如公司企业等）和社会组织（如志愿者组织、环保组织等）对于技术变革而带来的组织变化的敏锐反应，政党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特殊政治组织，往往由于政治问题的敏感与沉重而无法迅速应对技术发展推动下的社会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党组织结构的变化。事实上，在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今天，中外主流政党的变化已经表明，只有迅速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才是能确保政党长久发展之道。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当代中国社会剧烈转型的深刻变革下，更应该着眼变化，通过组织的调整与优化，朝着更加灵活、更加及时、更加直接的发展方向，积极提升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具体来说，提升组织适应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根据灵活原则，构建组织管理的新模式。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技术成果的广泛运用，更为深刻的意义还在于技术运用所引发的剧烈社会变动。“一场信息革命通过为政治通信和集体行动的组织创造新机会而摧毁之前的信息政体。这些变化为某些组织和结构形式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为另一些组织和结构形式带来不利，导致政治组织和中介机构领域的适应和变化。” ［美］宾柏著，刘钢等译：《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是一个新旧杂陈、不断突破创新的转型时期。在达到新的社会平衡之前，这一过渡时期优选的特点就是“变化”。在传统的党的建设赖以依存的高度板结的社会结构逐渐消解，新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尚未接近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党的建设面临着严峻挑战，并且这种压力与挑战将会长期存在。就党的组织管理模式而言，由信息网络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历史性变化对党的组织管理模式提出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其一，在党员管理方面，由于流动党员群体的出现，对现有的党员管理模式提出了新问题，即如何在属地管理原则的基础上，更好地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如前所述，可以通过将党员党组织信息编码和搭建党员党组织联动系统平台等方式，实现对流动党员的组织管理。其二，在信息管理方面，由于信息网络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信息流动模式的深刻变化，对传统政党严密封闭的信息管理方式提出了新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信息管理模式产生形成于特殊的革命战争时期，在时刻面临生死存亡的高度警惕状态下，出于保守秘密和保证党的活动安全的目的，党内信息流通具有极其严格的规定。下级组织或普通党员群众只有在上级传达的情况下才能获知党内重大情况通报。 1927年11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严格规定了秘密工作纪律，强调“各级党部的常务委员会不得超过五人至七人，五人以上及两点钟以上的集会，非特别的必需不得举行，凡是稍稍破坏党的秘密组织纪律的，立刻应当停止他的工作，或者直接开除党籍”（见《中共中央文件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6页）。1928年5月18日，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要求“在秘密环境中务必使党的组织适合于这一环境，使敌人不易破获党的机关与组织，或者破获一部分而不致连带到其他的部分”。（见《中共中央文件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页）。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不断胜利，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党对群众的领导，逐步进行了公开建党的尝试。1948年5月3日，中共牡丹江省委组织工作会议做出决定，要求公开建党，目的是为了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使群众能够监督党，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强调“所谓公开，是组织公开，并不是把党内带秘密性的东西都公开了”（见中共牡丹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疆旭日——牡丹江市接管与社会改造》，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67—71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对公开建党的含义和意义做了明确表述，指出公开建党是指党在劳动人民中间应公开地进行关于党纲和党章的宣传教育，普遍提高他们的觉悟，而不是公开党的组织工作（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当党取得革命胜利后，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结构后，党的信息管理方式又与之相适应，在动员党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国家号召，发起群众性运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原有的计划经济被打破，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起来后，党的信息管理方式与社会发展开始出现不相适应的问题。而近些年来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信息传播的开放性与迅捷性，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不适应。“信息运动瞬息万里的速度兴起以后，任何组织中最周密的计划都可能遭到不测。组织图表中常见的委派权威随之崩溃，金字塔结构及管理结构随之消融。”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79页。在这种传统信息传输模式逐渐失效的情况下，一些事关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重大事件，往往在没有正常的组织渠道传达的情况下，通过网络、手机等信息平台迅速传播开来，而现有的信息管理模式又囿于组织程序无法进行及时澄清，以至引起了部分党员群众的思想混乱，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因此，面对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党的组织管理模式必须因时顺变，在强化集中领导的前提下，通过优化组合，建立更加灵活机动的组织模式，以切实应对急剧变化的社会新问题。二是根据及时原则，完善舆情治理的新机制。政党组织机制的优化调整，是信息网络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影响的必然结果。而网络舆情问题的提出，则更是强化了这一技术发展对政党的影响。在印刷时代，“一个人的喊声永远传不到全民的耳朵里” 列宁：《告贫苦农民——向农民讲解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1903年），《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7页。。但是，网络舆情的风潮叠起，使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领域成为舆情发生的集散地和放大器，对社会生活造成极大影响，使得如何有效治理网络舆情成为执政党迫切关心的现实问题。但是，网络舆情的发生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生成机制。现实的社会舆情治理手段并不能达到治理的理想目标。这主要是因为现实社会的舆论，其发生发展主要是通过有形的信息载体来实现的，无论是通过报刊、电视抑或是一定人群的私下传播，都可以借助于政府强大的公民个人身份信息寻根摸底，从而将舆论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引起社会的连锁反应。可以说，现实空间领域中的一切舆论都可以做到有迹可寻，从而能够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管控。但是，虚拟空间领域中的舆情发生在相当程度上由于公民个人信息在网络空间的模糊性而无法得到迅速有效的治理。“将互联网与其他媒介形式相比，我们会发现有些媒介更容易管理。过去，国家对待新媒介的诞生，是通过制定政策和监管手段来适应技术引发的特殊问题及其使用的内容。同时，普遍使用经济手段来决定媒介引入的门槛。……比较而言，对于政府来讲，管理和控制互联网内容就非常困难了。” ［英］安德鲁·查德威克著，任孟山译：《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因此，在现有的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尚未接近建立起来的时候，执政党面对网络虚拟空间沸腾的舆情浪潮时，其治理手段往往不能竞其全功。那么，应该如何提高执政党治理网络舆情的能力呢？从组织机制的角度来讲，应该着眼建设一套及时、果断、灵活的治理机制来应对舆情风潮。首先，要及时发现舆情苗头。网络舆情的发生虽说具有突发性，但是并非空穴来风。一般来说，网络舆情的发生往往都是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有着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网络舆情和社会突发事件就是一对孪生子。因此，要治理网络舆情，必须找准引发舆情的根源，从而采取措施进行有效治理。其次，要果断处置舆情风潮。网络舆情治理，本质上就是危机管理。因此，当网络舆情逐渐在虚拟空间蔓延之时，必须在第一时间果断出手，表明态度，赢得网民信任，掌握舆情治理的主动权。最后，要灵活应对舆情问题。网络舆情的背后往往站立的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鲜活个体。因此，治理网络舆情的核心要求，就是要学会如何与这些人打交道。建立平等、公开、透明的对话机制，无疑应该成为一种比较理智的选择。三是根据直接原则，优化党群关系密切的新渠道。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提供了可能。主要表现为：其一，信息传递的瞬时性，可以使党与群众的交往渠道更加迅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现实生活中组织体制中层级关系带来的信息审核，使基层群众的需求得到迅速反映，从而增强了党了解民情、民意、民生的信息获取能力。其二，信息联通的同时性，可以使党与群众的对话渠道更加方便，从而增强党对群众的亲和力。信息网络技术提供的网络同时在线功能，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虽远隔千山万水，但却通过网络而实现了面对面的“零接触”。传统党群关系是党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各级组织与群众的日常接触而实现的。而信息网络技术则为党联系群众提供了一条更加方便的渠道，使党的各级领导能够摆脱组织层级的束缚，实现与群众的直接对话。“新电子媒介为利益团体的发展以及意见的形成提供了新兴的‘论坛’。这将允许政界人士和活跃公民展开对话，省去了政党机器不可避免的干涉。” ［荷兰］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在人民网“强国论坛”的实名注册和与网民的直接对话等一系列举动，就直接拉近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普通群众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党吸引、团结群众的能力。因此，根据信息网络技术在促进党群关系方面所具有的上述两种特征，我们可以通过建立邮箱、微博、论坛等多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