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

《名人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有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创作的人物传记作品，它包括《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三部传记。作品分别描述了三位英雄人物在肉体和精神上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磨难，却为创造不朽的杰作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们之所以能克服艰苦的经历，全在于他们对人类的爱。罗曼•罗兰用豪爽质朴的文笔刻画在了时代浪尖上，为追求正义、光明而奋勇前进的知识分子形象。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20世纪法国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传记作家、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欧洲的良心”。一生为争取人类自由、民主与光明进行不屈的斗争，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作品有《名人传》《母与子》《约翰？克利斯朵夫》等。

贝多芬传 米开朗琪罗传 列夫·托尔斯泰传

    贝多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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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序言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了作者对贝多芬的崇敬，也知道了他选择把贝多芬放在书中首位的缘由。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视角，一起去看一看在贝多芬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出生于一间位于科隆附近的波恩的破屋子的楼上，父亲是一个男高音歌手，一个愚蠢且嗜酒如命的人。他的母亲是一个厨子的女儿，曾经嫁给一个男仆，丈夫死后和贝多芬的父亲结了婚。
     贝多芬的童年是很好艰苦的，他没有像莫扎特那样温暖的家庭。从一开始，人生对他来说就是一次惨烈而残忍的战争。从4岁起，他就被迫一整天一整天地在钢琴前坐着，或是被关在屋里和一架小提琴待在一起，差点因繁重的工作而累死。少年时代的他就开始为经济问题操心，每天都要为怎样获得面包而做打算，这份重任对他来说来得实在太早了些。11岁时，他成为戏院乐队的一员。当大提琴手那年他刚满13岁。他热爱的母亲在1789年去世了，死于肺病。17岁那年他成了家庭的支柱，担负着教育两个兄弟的重任。由于父亲酗酒成性，无法支撑门户，他只得向父亲提出让他退休的要求――人家担心他父亲过度挥霍，把养老金交给儿子领取。他的心灵因这些令人悲愤的事实而深深地受到创伤。后来他住在波恩的布罗伊宁那里，才寻觅到一个亲密的依靠。那是小他两岁的可爱的埃莱奥诺雷特？布罗伊宁。他向她教授音乐，引导她踏上诗歌之路，她成为他童年时的伙伴，或许在他们之间有过极为温馨的情意。后来埃莱奥诺雷特和韦格勒医生结了婚，韦格勒也同贝多芬建立了很深的友情，他们之间那种纯真甜美的友情一直维系到很后，那是在韦格勒、埃莱奥诺雷特和贝多芬往来的书信中看出来的。当三人都步入晚年的时候，有着极为动人的爱情，心灵的年轻绝不比当年逊色。
     尽管贝多芬有如此悲惨的童年，但他永远保持着对这个时代以及打发这时代的一种柔情而悲凄的回忆。他从波恩离开，去了维也纳，他却从来没有将莱茵河畔的故乡遗忘。他以永远忠诚的心灵对待这片热土，直到生命走到尽头，他想再见故园一面的愿望总是不能实现。
     波及整个欧洲的大革命爆发了，贝多芬的心被攫住了。众多新的思想集中在波恩大学。1789年5月14日，贝多芬进入了这所学校，跟有名的厄洛热？施奈德学习德国文学――他将是下届莱茵州的检察官。当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消息传到波恩的时候，施奈德站在讲坛上，情绪激昂地朗诵了一首诗，激起了学生们如痴如狂的热情。到了第二年，他又发表了一部革命诗集。在预约者的名单中，有贝多芬和布罗伊宁的名字。
     当战争于1792年11月波及波恩时，贝多芬离开了故乡，来到奥地利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居住。他在路上碰到黑森军队正向法国进军。这时的他被爱国情绪鼓舞着，在1796年与1797年两年内，他把弗里贝格的有关战争的诗篇谱成乐章：一首是《行军曲》，另一首称为《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但他颂扬大革命的敌人是徒劳的：大革命征服了世界，贝多芬也被征服了。从1798年起，虽然英国和法国之间有着冲突，但贝多芬仍和法国人有密切来往，如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通过那些谈话，他拥护共和的情绪更加肯定了，这股情绪的迅速发展可以在他以后的生活中看到。
     施泰因豪泽给他画的画像，把他当时的容颜表现得惟妙惟肖。这一幅像与贝多芬以后的肖像相比，与介朗的拿破仑画像之于别的拿破仑像一样，那张严肃的面孔，燃烧着野心勃勃的波拿巴式的火焰。贝多芬在画上显得很好年轻，他头颈因瘦削的、笔挺的高领而僵直，一副高傲和紧张的神情。仿佛他很年轻，就已经认识到了自己，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他在1796年于笔记簿上写道：“勇敢啊！尽管身体不好，但我的天才很终会获胜……25岁不是已到了吗？就是这一年，应该显现出来整个人。”特？伯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责备他神情傲慢、举止粗俗、态度忧郁，口音极为浓重。可只有几个亲密的朋友知道他藏在这骄傲的笨拙之下的慈悲。他给韦格勒的信中描述他的成功时，头一个念头就是：“如我看见一个朋友陷入困境，假如我能给他帮助，我坐在书桌前，瞬间就可以解决他的难题……这多美妙。”他又接着说道：“我的音乐应当是为可怜人服务的。”
     但是痛楚已经敲响了房门，一旦来到他身上就永远不会离开。1796―1800年，他饱受着耳聋的折磨，耳朵“嗡嗡”作响昼夜不停。他的内脏也饱受着痛苦的折磨，听力日益减退。他一连好几年对别人隐瞒着这件事，连对很亲密的朋友们也不说。为了使这件事不会被人发现，他不与人见面，独自承受这可怕的秘密。但到了1801年，他无法沉默了，他绝望地对好朋友阿门达牧师说：“阿门达，我亲爱的、善良的、诚挚的朋友……我多希望你能常与我在一起！你的贝多芬实在太可怜了。我的听觉已经大大下降了，我已感觉到不便。当我们在一起时，我没告诉你，然而此后情况越来越糟……还可能痊愈吗？虽然我希望如此，可这希望是十分渺茫的，这种病治好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凄惨的生活我有过，在这个如此可怜、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寻找栖身之地，躲避我所有爱的人，在悲凄中隐忍！尽管我曾发誓要超脱这种灾难，但这又谈何容易？”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写道：“我过着悲惨的生活，两年来我不得不避开所有交际，因为我不能和人说话，我聋了。如果我不做现在的工作，也许还可以。但对于我这一行，这是多么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会怎么说？他们有相当可观的数目！在戏院里，我不得不坐在靠近乐队的地方才能明白演员说的话。我的座位如果稍远一点儿，连乐器和歌曲的高音我都听不见。人家低声说话时，我勉强能听到一些；人家大声喊叫时，我万分痛苦……我时常诅咒我的命运……普卢塔克教我要忍耐。我愿向我的命运发出挑战，只要有可能；但有时我竞成了上帝很可怜的创造物……忍耐是多么令人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只能是我仅有的选择！”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