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章/陈舜臣随笔

本书是陈舜臣系列随笔中的一部，以古代民族话题为主题的杂文集，有一定知识性和独到观点，反映了作者知识的丰富性。因所收录文章“绝大部分都是与之前作品关系较小的内容，或者是毫无关联的内容”，所以得名。作者“信笔由缰”，故而文章大多“形散”，但很后都会扣题。

陈舜臣（1924—2015），以创造推理小说、中国历史小说叱咤日本文坛五十余载，但是其文化随笔的价值却常常被忽略。他善于挖掘中日文化在琐碎日常中的诸多差异以及背后深刻的渊源，并将其用大众化的语言表达出来，文风儒雅，笔触生动而又富有哲思。其随笔展现了不同视角及不同文化观照下的中国历史，在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关于书名 雁门之人 南海之船 伊尔汗国 《史集》作者 一衣带水 长胡子 喀喇契丹 融 合

    雁门之人
     外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论及日本文学时，通常会认为：“传统的日本文学史存在很大的缺陷。”他们指出，明治时代以前日本文学的主流为汉文体系，这就是日本文学的先天不足之处。诚然，明治以前从属于汉文体系的诗文在日本曾靠前盛行，其影响在明治后也屡见不鲜。伫立于金州城外斜阳中的乃木希典将军情不自地吟咏出“山川草木，愈加荒凉”；夏目漱石也创作了很多首出色的汉诗，这都广为人知。毋庸置疑，这些汉文诗作都已成为“日本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无专享偶，同样的现象在朝鲜文学史中也是无法忽视的。当然，探讨越南文学史时也会遇到这种问题，胡志明的《狱中日记》就是用汉文诗写就的。可以说，汉文在东亚的地位就如同拉丁文在西欧所扮演的角色一样重要。
     中国曾数次建立起非汉族的政权。其中很引人注目的要数蒙古族人建立的“元”和满族人建立的“清”。但是，“元”和“清”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元朝对汉文化并没有太多的崇敬之意。元在统治中国之前，曾经有过成吉思汗西征的历史。也就是说，他们接触过西方文明，这或许是他们并不热衷于汉文化的原因之一。元朝的统治者一直坚信蒙古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是很好的，在行政和经济方面也是绕过汉族人，委任色目人担任相关职务。色目人精于实务，巧于商务。所谓“色目人”是指除蒙古族人和汉族人以外的、其他多个种族的人，主要包括突厥人、伊朗人、阿拉伯人等，讲拉丁语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被列入“色目人”之中。
     提到元朝，与其说其灭亡了，不如说其从中国撤退了更为妥当。明太祖朱元璋攻陷北京时，蒙古族政权的统治者们迅速退回了北方草原。未被汉文化同化的蒙古族继续在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笔者相信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清朝的情况则大为不同，满族人被汉文化同化。至清末时，满族中已经很难找到会讲满语的人了。清朝皇帝经常颁布诏书，强调满族人应该学习满语。不过，连皇帝自身都汉化了，这些诏书再怎么三令五申也无法阻挡满族被同化的趋势。
     1911年清朝灭亡时首都北京并未发生战争，这一点从表面上看同元朝时的情形如此相似，然而其内容却大相径庭。蒙古族人举族回迁至北方草原，而满族人却举族融入中国。
     满族人中涌现了很多很好的汉诗作者。乾隆皇帝（1711―1799）毕生创作了42420首汉诗，并写就了千百篇汉文文章。女诗人顾春，号太清春，虽为满族人，在清代诗人中的地位却不逊于任何汉族女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被认为是很好的女诗人。元代时，蒙古族中以创作汉诗而著称的人似乎并不多见，对汉诗感兴趣的都可谓凤毛麟角，倒是前文提到的色目人中出了几位出色的人物。他们的水平与同时代的汉族文相比也毫不逊色，所创作的作品也流芳于“中国文学史”，代表人物萨都剌有《雁门集》八卷存世。
     萨都剌，字天锡，出身于答失蛮，祖父为思兰不花，父为阿鲁赤，曾在元朝担任军职。萨都剌出生于山西省北部的雁门，诗集《雁门集》应该是以其出生地命名的。
     萨都剌的出身――答失蛮究竟是地名还是部族名尚无定论。元末陶宗仪著《辍耕录》中虽有对色目人的详细记载，但其中并无答失蛮的相关资料。名为《元典章》的书中将“答失蛮”解释为“回族的修行者”，可见答失蛮非部族名亦非地名，似乎是一个阶层的名称。北宋时期曾有这样的记载，自于阗（现在的和田）而来的朝贡使中曾有“打厮蛮”的头衔，这个“打厮蛮”应该就是元代的“答失蛮”。这个词很有可能是波斯语Dānishmand（有学识的、贤明的）或者是表示“职者”含义的Dānishwar的音译。
     修行者也好，学识丰富者也罢，按照中国式的理解萨都剌应该出身于伊斯兰教士大夫家庭。吉川幸次郎的《元明诗概说》中记有一部名为《至正直记》的书。《至正直记》认为，萨都剌实际上是汉人，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风气故意给自己起了个洋气的外国名字。元代色目人确实比汉人更受优待，但这部《至正直记》并没有什么非常不错性。在《新元史》列传中，还可以见到“原为朱氏之子，后被其父送为养子”之类的记述。
     P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