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光:行走在云南深处的西南联大

本书选择西南联大时期各学科的有名教授、作家、诗人、学者，如罗常培、闻一多、邢公畹、费孝通、张之毅、陶云逵、高华年、马学良、杨立德、孙希磊、杨绍军、潘乃谷、傅懋、袁家骅等，记述他们不同的旅行经历，讲述他们的调查故事，展示他们为人类历史文明留存下来的丰厚价值。他们当年所目睹的人文历史现场和自然风光，以及他们在调查访问中所遭遇的困难、挫败、风险，甚至所付出的牺牲，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阅读的中国故事。

杨杨，云南省通海县人，玉溪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短篇小说集《混沌的夏天》，中篇小说集《巫蛊之家》，长篇小说《雕天下》，长篇纪实文学《通海大地震真相》，长篇文化散文《小脚舞蹈》《摇晃的灵魂》《昆明往事》《通海秀山》等。作品散见于《花城》《作家》《大家》《北京文学》《美文》等省内外文学杂志。

章 在路上
战前的彩云之南
古道上的阳光
滇越铁路上的奇异之旅
走进抗战初期的“安乐之乡”
第二章 一座大学与一座边城的关系
世界上“好看”的校舍
战火中的“文化之都
宛若大海中宁静的“知识小岛”
见证昆明的“慢生活
中国大学目前的一个“惊叹号”
第三章 行走在云南深处
费孝通：在云南乡村的伟大发现
袁家骅：阿细人的“诗生活
沈从文：玉龙雪山的“虹桥
陶云逵：从滇西北至滇东南的“山之魂”
姚荷生：一条虚构的铁路
黎国彬：独闯“夷”区
邢公畹：红河之月分外明
曾昭抡：一个沉迷在边疆“路”上的人
吴征镒：关于云南的“植物诗
第四章 闪烁在高原上的“大学之光”
从昆明至边城磨黑的一路“星火”
点燃手中的火把
面对西山龙门唱出“人的高歌”
南盘江畔的“乌金”
“三绝碑”上的“文字之光”

    战前的彩云之南
     无论从世界东西方的角度，还是中国南与北的位置来看，长沙临时大学选择了向“彩云之南”转移，就暗示或预示着这种选择的现实性与浪漫性，但却被历史证明是“英明之举”。
     在我的想象中，那些选择了云南的师生们，一定会顾名思义，紧紧抓住这个“无比诗意的名字”而展开联想，他们遐思无限，浮想联翩，一切都因为云南的偏远而似乎与世隔绝，也因云南的“与世隔绝”而显得缥缈神奇，令人神往。
     也许，云南在历目前能闻名天下，就是这种独特的“云”在其中发挥了无比的作用。我们从史书上知道，当其他省市的人用山河之方位或民族之别称来作为自己的省名、市名的时候，云南却因出现在天空的这种看得见的“云”而得名。《滇略》上说“汉武时，彩云见白崖，县在其南。故名云南”。《云南通志》也说“元狩间，彩云见南中，云南名始此”。
     回到现实，彩云依然在缓慢地飘动着，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前，这座城邦的儿孙们、栖息者们，正在昆明翠湖、大观楼、西山、南屏街、文化巷、尚义街、钱局街、潘家湾……带着他们特定时代的特征、隐私或秘密，津津有味地散步、烤太阳、吃茶、恋爱、小吃、做梦……他们把自己的“思想”长时间地停滞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物品、每一个细节上，所以他们能不焦不躁地对待一切，每都显得很质朴、很天真、很静默、很平常、很缓慢、很慵懒，但他们的生命却因此饱满起来。我们也因此看到了他们的真正的表情、姿态、脾性、风格、观念和智慧，人们身上那些焦躁不安的东西也会被他们有力的“历史”冲走一些。我想，在相对闭塞的环境里，昆明人比外省人更自恋，也更自信，他们心中一定时常涌起对云南更赤忱更深厚的爱。
     日本侵华战争的到来，云南的幻想气质和“与世隔绝”的特性，就让它成为战乱中一个罕见东方宁静古城，也成了中国南方“世外桃源”一样的抗战中的“大后方”。
     只要翻阅中南半岛地图就可发现，由于云南所处的特殊位置，虽然偏居中国西南，但在地缘上是西方与东方的“很后”一个接触点，也是东方与西方“很早”的一个碰撞点。在这个点上的昆明城从古至今都是一个交通枢纽，是许多条古驿道和茶马古道的交汇口，向东可通向贵阳和南宁，向北可通向成都和重庆，向南可抵达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向西可到达缅甸、印度等国。可以说，云南是通往东南亚、南亚等国家的“西便门”。
     历史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不仅具有无穷的力量，也会创造无穷的机缘。在长沙临时大学选择昆明的28年前，历史就为昆明这座古老的城池“无奈”地画了一条线――滇越铁路。那时，随着这条中国早期靠前铁路的开通，从云南昆明到越南海防的入海口，恍然于1910年3月打通了。从此闭塞的云南开始面向世界，从此云南的许多村寨和城镇都发生了种种魔变，那些原先看不到也想象不到的事物，猝然而至，让人惊讶、慌张、狂喜、气愤、哭泣，不知如何是好?昆明也似乎在一夜之间，从一座悠闲无比的边地古城，骤然实现了自己的“近代化”。可以说，这个城市几乎是被一种近乎侵略的外来文明和野蛮力量，猛然推向云南早期工业文明的前沿。
     滇越铁路通车后，云南人要到中原内地从此不再往东北方向走“五尺道”、翻越天险般的乌蒙山，而向南乘火车沿“滇越铁路，，经河口出国，到越南海防经香港到上海后，再改乘京沪铁路火车到北京，全部行程只需11天。
     在滇越铁路没开通之前，昆明未免显得封闭、陈腐、压抑、老气横秋，又自以为是。当南边的这道“西便门”被打开之后，来自外部的种种力量，一路呼啸北上，迅速改变着这座古老的高原城邦的一切。很明显的变化是昆明迎来了各种商机，居民由此增多了，商业也随之兴盛起来。一批与商业的繁荣相关联的钱庄、牙行、会馆和戏院也不断出现了。在整个昆明市场上“欧美世界之舶来品，无不纷至沓来，炫耀夺目，陈列于市”。中外客商争先恐后地涌进昆明，开商号，设货栈，可谓“异域货物，充斥？？”。昆明的城市面貌也在随之“魔变”，新型建筑材料如红毛泥(水泥)、玻璃和钢筋的从铁路上大量涌进，让许多昆明人家“风气大开，屋宇多取西式”。在塘子巷、巡津街、金碧路、正义路、华山西路一带，出现了许多法式建筑或中西合璧的洋房，形成了几条以西式建筑为主的新街道。人们的生活也开始变得“崇洋”和“时尚”起来，汽车、自行车、人力车逐渐取代了马车和轿子。有些人出入于西式餐厅和咖啡馆，“有些富有者甚至衣必革履呢羽(呢羽，泛指毛织品与丝织品，清中叶以后多指自国外输入者)西服，吃必西餐洋酒，住必西式洋楼，用必舶来品，以显其富贵和新派”。当时德国《西门子》杂志也利用他们国家“一些很好的知识分子和有关方面敢于开拓的人士”来评论昆明，说“在这个国家偏僻的内地，在那个远离世界潮流与西方文化隔绝的地方，也已有人将西方技术成就移植到自己的土地上。”
     在这样一个越来越“近代化”的高原地区，在中国其他省市还依然保持和迷恋着自己的“速度”时，滇南各地却神奇般地接受了各种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新生事物”。
     这一切，也许就是长沙临时大学选择昆明的“现实性”，那些学贯中西的教授们，来到这样一个偏远的“世界里”，等待他们的是各种不熟悉的“新生活”和“新知识”，这将让他们获得更深刻的感悟和更深厚的学术领地。当然，也有他们所熟悉的一面，那就是“西风东进”之“风”，在这里也可沐浴几分。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