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新版)

本书系史学家吕思勉写成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史学著作——中国通史。全书囊括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时段的中国全通史，是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完整的一部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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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禹的治水
     禹的治水，也是当时一大事。水患的原因，《尧典》上只有“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二十个字。看不出什么道理来。《吕氏春秋？爱类篇》说“古者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似乎仍旧是河患；但是《吕氏春秋》这句话，是原本《尸子》的；《尸子》已佚，只有辑本，所以现在就引《吕氏春秋》。尸子是晋国人，他单说龙门吕梁，是就他眼见的地方立论，参看胡渭《禹贡锥指》卷三。再看《淮南子？本经训》“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流通，四海溟滓”。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水患，实在是“弥漫于中国大平原”之上了。原来古时候，江淮河济诸水都是相通的。这个说法太长，不能细讲；欲知其略，请看孙星衍的《分红导淮论》。《白虎通》：“谓之渎河！渎者，浊也，中国垢浊，发源东注海，其劲著大，故称渎也。”《风俗通》引《尚书大传》：“渎，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水经？河水注》“自河入济，自济入准，自准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则四渎之渎字，实在含有“通”、“浊”二义；“通”字之中，又含有“通垢浊”同“周通”二义。这都是相传的旧训，决非郦道元所能造的。所以一有水患，就灾区极广。尧时候的水，据《尧典》看起来，似乎“是多年的积害”，那么，自然情形更重大了。《孟子》上说：
     《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淮南子》也说“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情形了。孟子既然是用的书说，见上节。这许多话，一定有所受之，不是随口乱道的。这许多话，却不是儒家文饰出来的，因为用不着文饰。
     禹的治水，《史记》总叙他道：“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敷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孟子》说“禹八年于”，这些琐细的问题，且别去考据他。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撵；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与众庶稻，可种卑湿；令后稷与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和《孟子》“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之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后稷教民稼穑……”的说法相合。可见得当时治水，实在是禹为主而益、稷佐之。《史记？殷本纪》载《汤诰》“古禹皋陶，旧劳干外”，大概皋陶和益，是父子继业的。至于治水的法子，大概是疏导诸水，使之各有去路。当时江准两流域的水，本来都是相通的，就其天然的趋势，叫小水归入大水，大水东流入海，那么，江、淮、河、济四水，就是诸水的纲领，所以这四条水，就唤做四渎。《风俗通？山泽》引《尚书大传》：“江、准、河、济为四渎。”《汤诰》：“东为江，北为汉，西为河，南为准，四渎既修，万民乃有居。”《孟子》：“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因为当时诸水互通，所谓四渎，不过是举出四条大水，以为诸水之纲领，所以济汉也不妨互言。然而孟子的意思，也不是凿定，把江、准、河、汉算做四渎，所以“疏九河”，“瀹济漯”，“决汝、汉”，“排淮、泗”，又是把江淮河济并举，却因为诸水本来都相通，所以“而注之海”，“而注之江”，又不妨互言。大概古人这等处，观念本不是精密确定的，不必泥定字面，生出许多麻烦的问题来。禹治水的方法，大概是如此；《孟子》说“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这十一个字，最能得概括的观念。上句是治水的方法，下旬是水的统系。至于详细的情形，要带起许多麻烦的问题来，现在暂不必讲他。禹贡里的地理，有一部分应当讲明的，见第七章。如要晓得详细的情形，可把胡渭的《禹贡锥指》先看一遍。这部书，虽不很精，然而汇集的说法很多，很容易看；看了这一部，倘要再看别种，也就有门径了。
     P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