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常识一本通:不可不知的1500个文化常识(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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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
     诗歌
     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史都证明，诗是出现得最早的一种文学样式。
     那么诗是怎样产生的呢？原来在文学未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为把生产斗争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或下一代，以便记忆、传播，便将其编成了顺口溜式的韵文，这就是诗的形式最初形成的原因。当时诗起着记事的作用。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诗与志原是一个字。“志”上从“中”，下从“心”，表示停止在心上，实际就是记忆。文学产生以后，有了文字的帮助，不必再死记了，这时把一切文字的记载叫“志”。志就是诗。
     歌的称谓又是怎样来的呢？诗和歌原不是一个东西，歌是与人类的劳动同时产生的。它的产生远在文字形成之前，比诗早得多。考察歌的产生，最初只是用感叹来表示情绪，如啊、哦、兮、唉等，这些字当时都读同一个音：“啊”。歌是形声字，由“可”得声。在古代“歌”与“啊”是一个字。人们就把在劳动中发出的“啊”叫作歌。因此，歌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
     既然诗与歌不是一回事，后来为什么又把二者连在一起以“诗歌”并称呢？这只要弄清它们的关系就明白了。歌，最初只用简单的感叹字表示情绪，在语言产生之后，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逐步深化，情绪更加丰富，用几个感叹字表达远远不够用了，于是在歌里加进实词，以满足需要。在文字产生之后，诗与歌的结合又前进了一步，用文字书写的歌词出现。这时，一支歌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音乐，二是歌词。音乐是抒情的，歌词即诗，是记事的。这就是说，诗配上音乐就是歌，不配音乐就是诗。最初的诗都能配上音乐歌唱，歌就是诗，诗就是歌。由于这种情况，后来人们就把诗与歌并列，称为“诗歌”。目前，“诗歌”已经成为诗的代名词了。
     《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三百零五篇。原本只称《诗》，后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故称《诗经》，也称《诗三百篇》。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诗经》的作品大抵产生在周初至春秋中叶，据《史记》等书记载，《诗经》全书系孔子所删订。
     周朝朝廷设有专门采集民间歌谣的官员，称“行人”，他们四出采访，收集民歌，以供朝廷考察民情风俗，政治得失。采诗的工作由于得到各诸侯国地方官的协助，公卿士大夫在某种场合要给天子献诗。《诗经》中的不少“雅”诗，就是这样汇集到一起来的。
     《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结合的形式。可惜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乐谱和舞姿失传，只剩歌词，就是现在所见到的一部诗集。
     由于《诗经》曾经过孔子的删订，儒家学派人物把它当作教科书，传授不绝，虽经秦始皇焚书，仍因为学者的口头传诵，得以流传。汉初传授《诗经》的有四家，即鲁人申培公、燕人韩婴、齐人辕固生、赵人毛佚，其中《毛诗》最为盛行。魏晋以后，《毛诗》独行于世，以至于今。
     《楚辞》
     《楚辞》，顾名思义就是楚人所为、楚地所生之辞。在兴起之初，它原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楚国诗人在作品中或者自称为诗，或者自名为诵（颂），或者因袭乐章之名，称为九辩、九歌等。“楚辞”之名始见于汉初的《史记？酷吏列传》，以后沿用不变，就固定为这种文体的名称。
     西汉末年，大学者刘向将战国时代楚国诗人屈原等的创作和汉人的一些拟作，包括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宋玉《九辩》、景差《大招》、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计16篇，汇为一编，名为《楚辞》。于是，《楚辞》又成了仅后于《诗三百篇》的一部古代诗集。东汉王逸又为《楚辞》作《章句》，并附入己作《九思》，全书遂成了17卷，就是现在流传的本子。
     《楚辞》的产生在我国文学目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其诗歌已不再是群体创作，而是诗人的独立创作，特别是屈原的作品，塑造了具有崇高理想和伟大人格的、个性鲜明的自我形象，标志着古代诗歌从集体歌唱进入诗人独立创作的新阶段。其次，《楚辞》的作品以参差灵活、具有地方色彩的语言和宏伟的结构，抒写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出主观与客观的剧烈冲突，实现了诗歌语言和体式的重大解放。尤其突出的是，《楚辞》重在以华美的文辞、奇特的想象来抒发诗人的主观激情，开创了古代诗歌的浪漫主义创作道路，从此使中国诗坛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楚辞》和《诗经》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两个传统，对后世文学影响十分深远。
     赋
     赋是文体的一种，它兼有韵文和散文两种体制的特点，是汉魏六朝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这是说，赋是由《诗经》、《楚辞》发展而来的。《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
     赋的另一个渊源是战国时代游士的“设辞”。游士们为了在各国君主面前表现自己的主张和才能，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往往随意编造故事，以夸张的对话体来展开论辩，这就是所谓的“设辞”。在《战国策》和其他书中，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到了战国晚期，出现了荀子的赋篇和旧题为屈原的《卜居》、《渔父》，以及宋玉的《对楚王问》、《风赋》等，在精神实质上也受到了设辞的影响。
     赋的主要特点在于铺陈事物，即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铺采搞文，体物写志”。从汉赋到唐宋的赋都是如此，可以说这个特点贯串了整个赋史。例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其内容就是细腻夸张地描写上林苑的水势、山形、虫鱼、鸟兽、草木、珠玉、宫馆等景物和皇帝在苑中进行田猎、宴乐等情况，真可谓极尽其铺陈夸张之能事。
     从形式上看，诗、骚和赋都是押韵的，这是三者的共同点。但是一般来说，诗以四言为主；骚一般是六言，或加兮字成为七言；赋则字数不拘，但多数以四言六言为主。典型的汉赋多夹杂散文句式，诗、骚则基本上没有散句。诗、骚在句与句之间，特别是段与段之间，偏重内在的联系，极少用连结的词语。而赋则与散文一致，多用连结的词语。
     汉代有名的赋家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王褒、扬雄、班固、张衡、赵壹、蔡邕、祢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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