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

18世纪的清廷如何感受现代问题（如人口问题），提出跨时代意义的发展政策（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一脉相承），做出欧洲式的“现代反应”（如加强政府权力）；乾隆帝欲“回复三代”，做中国历史上的好皇帝，都是这本书的重要内容。作者从后宫到朝廷，从财政到经济，从政治到战争，为大家重绘了乾隆皇帝的本来面目。在这本书中，高王凌教授对乾隆朝的历史作了一个剖面分析，从经济、政治、文化三重维度加以界说。让我们看到一个旧帝国试图摸索自己的现代化（近代化）道路的一次重要尝试及其急转直下以致功败垂成的过程。

高王凌(1950—2018)，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从事清史研究三十余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一生潜心学术，成果丰硕，主要代表作有：“乾隆三部曲”（《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统购统销之谜》《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等十余部。

序言四 壹初意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一 贰初政，重拾人心一三 叁面对人口问题二二 肆垦政的变化二九 伍永不加赋政策的完结三四 陆新农业发展政策的形成三七 柒提倡工业生产四四 捌共时现象，扩大政府职权五三 玖国家视角，兴举各项建设六二 拾历史意见，回复三代八四 拾壹议改土地制度九九 拾贰劝减田租一〇八 拾叁粮政上的新举措一一八 拾肆盛世之累一三一 拾伍吏偷一三八 拾陆民玩一五一 拾柒金川之役一六二 拾扒自失一九四 拾玖尾声，不同角度的观察二一七

    在这之前，乾隆十一年六月，福建福安县破获了一起西洋教士秘密传教的案件，四位神父以及福建教区主教白多禄被抓了起来。
     当时任福建巡抚的周学健几次上奏问题的严重性：“西洋人精心牟利，独行教中国一事，不惜巨金。现据白多禄口供，澳门共有八堂，一堂经管一省，每年由西班牙国拨出银款……由吕宋转运澳门各堂散给。”第二年（乾隆十二年）五月，白多禄被处斩。其余四名教士被“缓决”。一年以后，乾隆十三年秋，皇帝终于做出决定，将监候待决的费若望等四名传教士在狱中秘密处决。
     为了防止消息外逸，下达这项绝密指示时都没有通过军机处，而是让陛辞回闽的将军新柱将旨意直接传达给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然后以“瘐毙”（在监狱中正常死亡）奏闻。
     但消息毕竟走漏了一部分，据天主教方面描述四教士之死的《流血记》说：“是年秋……德（方济各）神父系十月某夜勒死于狱中；华（若亚敬）神父在闽县监狱，以石灰塞住五官，使其窒息而死；费（若望）、施（方济各）二神父则同被绞死狱中。”
     先是，江苏昭文县亦查获了秘密传布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王安多尼，江苏巡抚安宁以宣传邪说、诱惑居民，请旨将其处以绞刑。皇帝为此密谕：“此等人犯若明正典刑，转似于外夷民人故为从重；若久禁囹圄，又恐滋事，不如令其瘐毙，不动声色，而隐患可除。今王安多尼、谈方济二犯，亦应照福建之案速行完结。”于是两名传教士均以“在监病故”之名，于乾隆十三年闰七月二十日在狱中绞死。
     稍后，在四川、山西、山东、江西、广西、湖南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仇教事件。
     如同晴天霹雳，这一系列案件在外国传教士中引起的感受可想而知。为此，耶稣会在中国的头目、任职大清钦天监监正的刘松龄愤慨地写道：
     “一片乌云开始聚集在中国的天上，不久就要像一个血雷一样打下来了！”
     何以这样说呢？原来这不是没有缘故的，“上帝的报复”已适时地来到了：
     “阁下必定已经从其他的报告里知道了，上帝对这些基督教的敌人，是怎么的报复了！
     “皇帝还丧失了正宫皇后为他生的一个儿子，这是上帝的要求！这还不够，因为他们有不少儿子，都是跟妃子生的。尤其使皇帝感到恐惧和难受的是它发生的时间，第二天就是中国的大年初一。这对中国人是特别糟糕的事情。如果这天死了孩子，这家长肯定是一个受到诅咒的人。”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乙酉（此日正是旧历除夕），上谕：“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
     据记载，就在皇子夭折之后，钦天监曾奏：“客星见离宫，占属中宫一眚”，预示中宫皇后将有祸殃临头。在随后东巡的路上，皇后常常梦见碧霞元君在召唤她，遂与皇帝一齐许下心愿，亲往泰山碧霞灵应宫还愿。但是：
     “上帝对他的野心的第二个报复，不比第一个小，是他丧失了自己的皇后！他们在山东时，去往一个庙里祈祷，在回来的路上，皇后突然生了可怕的病，一天就死了，这给皇帝带来极大的羞辱。因为那些神不要听他的祷告。这个可怜的皇帝感到这么严重的丢了脸面和难以忍受，于是就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仇恨的爆发者。”
     据说，皇帝因此“发疯”了：
     “他拿脚踏他的皇长子，然后命令打他……说他在皇后丧仪上不够悲哀。另外把两个大臣打得是这样厉害，以致一个当天死了，一个过几天也死了。另一个大家认为最有智慧最有文化的一品官，也在宫廷遭到审问，几个月后才得到赦免。另有一个地位一样的人，虽经他母亲求情，还是在皇帝眼前挨打，几乎打死，然后很没面子地从宫廷拉出去了。”
     此刻刘松龄还不可能知道，就在两年以后，这一位皇长子也薨逝了。难怪外间传说，他“踢死”了一位皇子。
     其后另一位传教士费赖之引用刘松龄的话说：“其时，帝已年高（实不到五十岁），而残忍殊甚，致受天罚。其嫡生之独子殁于中国新年元旦；若干时后正后继殁，帝痛愤至极，几类疯狂。曾足踢皇长子仆地而痛击之；又将朝中重臣二人杖毙；征苗之役劳师无功，全国怨愤。若使中部诸省亦有叛乱，时人咸信清朝必亡。”
     这样的失态，不正是他心中充满悔恨和愧疚的结果？如果皇后仅仅是“正常死亡”，皇帝会出现如此失常的反应么？
     关于皇后之死，自清代以来，坊间即有不同说法。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约翰？巴罗亦曾写道：“在一次巡察中，皇帝看中了一个才貌双全的苏州女子，有意带回京城去。皇后通过一个太监得知皇帝有了新欢，害怕今后失宠，郁郁不乐，几天之后便以一条白绫自尽了。皇帝听到这个伤心的消息十分沮丧，立即返京。他的一个儿子没有穿对丧服，皇帝恼怒之下，猛踢了一脚，不幸踢在了要害部位，最终证明乃是致命的一脚；同时，皇帝曾棒打他的两个已成年的儿子。”
     事情却还没有结束，刘松龄继续说：
     “正当皇帝在宫中对自己人发疯的时候，在四川发生了一个起义，很长时间就存在着星星之火，现在它爆发成了一场大火。这也是上帝对皇帝的惩罚。他派了十万多满洲部队，目的是进攻这些上帝的子民，打败他们。但是这些起义者依靠很大的胆略把他们打败了，而且使他们伤亡很大。更大的羞辱则是所谓软弱的中国人，打败了最能打仗的满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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