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就业

本书首先从甘肃民族地区的基本状况入手，做为本书研究的现实基础；对于经济发展与就业理论的分析，以及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与就业一般关系的分析、阐述做为本书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技术上，分别研究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就业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很后，本书重点研究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经济增长引起产业结构变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加、经济结构调整对就业具有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就业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反作用的结论。并以此为基础，分别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杨朝继：1979年4月生，湖北巴东人，副教授。长期从事经济学类课程的教学工作，先后讲授《发展经济学》《民族经济学》等多门经济类课程，主持和参与了“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就业的互动机理及调控政策研究”等多项科研项目，并发表了《刘易斯拐点、技术选择与增长方式转型》《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分析》《我国战略性新型产业自主创新驱动因素测度研究》等多篇经济学类论文。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就业增长的一般关系研究
2 第一节 经济发展理论
10 第二节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研究
16 第三节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研究
32 第四节 经济结构调整与就业关系的研究
37 第二章 甘肃民族地区概况
38 第一节 甘肃民族地区基本概况
40 第二节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
48 第三节 甘肃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概况
53 第二章 甘肃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54 第一节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的对比分析
56 第二节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60 第三节 影响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分析
64 第四节 甘肃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策略和思路
67 第四章 甘肃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
68 第一节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现状
72 第二节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制约因素
76 第三节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81 第五章 甘肃民族地区的就业问题研究
82 第一节 甘肃民族地区就业的现状
87 第二节 甘肃民族地区就业存在的问题
92 第三节 影响甘肃民族地区就业的因素分析
97 第六章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互动机理研究
98 第一节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特征分析
100 第二节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变动的特征分析
109 第三节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互动机理
129 第七章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研究
131 第一节 甘肃民族地区就业发展概况
134 第二节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与就业的变动趋势分析
139 第三节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144 第四节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互动机理研究
153 第八章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与就业的关系研究
154 第一节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的特征
158 第二节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对就业影响的作用机理分析
163 第三节 就业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反作用
166 第四节 甘肃民族地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就业良性互动关系的对策建议
171 第九章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与就业的互动机理
172 第一节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与就业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
180 第二节 影响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就业之间互动的因素分析
184 第三节 本章小结
190 参考文献

    靠前章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就业増长的一般关系研究
    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靠前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其中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两个很重要的目标，各国政府都在积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改革开放近40年，我国对经济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01？2013年，GDP平均增长9.96%，靠前产业平均增长11.02%，第二产业平均增长14.12%，第三产业平均增长15.91%，而全社会就业平均增长仅为0.51%，靠前产业就业平均增长一3.01%，第二产业就业平均增长2.82%，第三产业就业平均增长3.15%，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严重不同步。2014年GDP增长率开始下降到个位数，为7.3%，2015年仅为6.9%，靠前产业增长率在2014年、2015年分别为4.1%、3.9%，第二产业分别为7.4%、6.1%，第三产业分别为7.8%、8.3%。？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同样出现了不同步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此种现象的发生？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与就业的互动机理和互动模式如何？怎样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结构调整和就业问题？这些都成为学术界、政府和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而要研究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就业增长之间的互动机理，必须首先研究它们两两之间的关系。
    靠前节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发展的基本含义
    20世纪40年代之前，人们通常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看成是一个概念来进行研究。然而，随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深化，人们对于经济发展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它不仅是财富和经济机体的量的增加和扩张，还意味着其质的方面的变化，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创新，社会生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简而言之，经济发展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持续不错化的创新过程或变化过程。具体来说，经济发展包含量和质两个层面。
    一是量的方面，即经济量的增长（经济增长），主要是指在一个较大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在较早的研究中，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产出与前期相比实现的增长。它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能够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
    二是质的方面，主要是指经济结构的改进与优化，以及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及人口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稳定程度、卫生健康状况的改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进程。
    二、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
    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的人民和领导人看到了自己与发达国家在发展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产生了强烈的发展需求，从而努力在实践和理论模型上探索现代化的途径。这样许多学者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从而汇成了一股关于经济发展研究的世界潮流。经济发展理论从产生到现在，大致经历了3个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早期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中期发展阶段，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成熟阶段。
    （一）早期发展阶段
    早期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的影响，加上并没有很好地区分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的研究都特别强调资本、工业化及发展计划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这一阶段的观点可以被称为“唯资本论”“唯工业化论”“唯计划化论”。罗森斯坦.罗丹发表的论文《东南欧工业化问题》和曼德尔鲍姆的著作《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文献。罗森斯坦.罗丹在当时提出了“过剩农业人口”“社会分摊资本”“货币性外在经济”“技术性外在经济”等概念，也提出了在几个有互补关系的工业部门实施有计划的工业化的思想。曼德尔鲍姆则通过建立数量模型对人口稠密和经济落后的东南欧地区的人口过剩、工业化不足和“大规模农村伪装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由此主张政府实行广泛干预，建议刺激消费和加速资本形成。刘易斯（1989）提出了有名且颇有影响的二元结构模型。他在接受古典学派关于在“维持生存工资”水平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的基础上，同古典学派一样，也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他也将经济发展解释为扩张的资本部门从传统部门不断吸收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剩余劳动的过程。但他提出的二元结构模型为那些被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不适合的国家（如亚洲国家）设计出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主要在于阐明通过对剩余劳动的发掘使用能创造资本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受亚当.斯密有关“分工受市场广度的”命题的影响，讷克斯（1957）认为促使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恶性循环”，有必要实现平衡增长，也就是全面投资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为所有行业的新企业提供广阔市场并引诱新的投资。米耶和西尔斯（2013）提出了“联系效应”的概念来论证不平衡增长，其认为联系效应越强，对经济发展越有利。其经过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间的联系效应很弱，尤其是农业及相关部门。比较而言，进口替代工业之间的联系效应比较强，因此应优先发展这类部门。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滴漏”机制及储蓄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沃尔特.加伦森和哈维.莱本斯坦认为，高度的收入分配不均等对于以储蓄促进投资和增长是必要的。这种思想的逻辑是：富人把自己的收入作为高比例的储蓄和投资，而穷人则将收入花在消费品上。由于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增长率是靠前收入储蓄比例的函数，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越向高收入层倾斜，储蓄和增长率就越高，而且增长越快，收入越会通过市场机制向低收入层“滴漏”。
    显然，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具有显著的结构主义特征，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如二元经济、劳动剩余、隐蔽性失业等问题。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同时，所实行的工业化政策损害了农业的发展，结果不仅抑制了农业的进步，而且反过来减缓了工业化的进程。于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对靠前阶段的发展学说、政策主张甚至是分析方法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和政策。
    （二）中期发展阶段
    在中期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的政策助长了政策操作中轻视人力资本、忽视市场机制、歧视农业和闭关自守的倾向。那些实行结构主义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在20世纪50？60年代曾取得了明显的发展成就，但从70年代开始却陷入重重困难。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对外开放和引入市场机制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典型是亚洲“四小龙”，却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舒尔茨（2006）等认为，在上述偏见下形成的错误政策扭曲了对农业的激励，导致农业中的经济潜力无法发挥出来。他们再度分析和考察了进口替代和保护政策，并指出这两者被认为是引致扭曲和低效率的罪魁祸首。拉尔（1996）等就进口替代和保护政策进行了更加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他们指出，在关税等形式的高保护壁垒下，大规模进口替代工业得以扩张，并从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信贷、汇率高估及公用事业定价过低等补贴中获利，在不断引起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大的同时，不鼓励出口，还使相对价格不利于农业等劳动密集型部门，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很终导致低效率，使国民经济付出高昂代价。Corden（1969）则通过“有效保护率”的概念分析并估算了实行进口替代国家关税结构的资源配置效应及反出口倾向的程度。其研究结果显示，这类国家不仅保护率水平高得惊人，而且按靠前价格计算的增加值为负数。很后，他们对计划及其管理体制进行了评估。其一，体现计划具体运作的投入一产出分析所依托的是物质平衡体系，该体系忽视了相对价格变动，因而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米尔利斯则发展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应用社会机会成本来评估计划化中的公共投资项目，分析被控制价格未能反映机会成本的程度，并讨论如何对用于公共部门的靠前资源实行成本适度定价等问题。其二，讨论了计划管理体制下的低效率问题（王必达，2004）。舒尔茨和巴拉萨均认为，计划管理体制扭曲了对经济的激励，究其根源，既同信息传递有关，又同公共部门负担过重有关（马颖，2001）。Krueger（1974）则认为，靠前阶段中的“市场失效论”诱导人们不再信任市场而过于相信政府的能力和计划的功能，因此忽视了市场与价格激励的功能。其三，计划管理体制被认为易于产生腐败，Krueger对寻租的分析被认为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贡献。她认为计划管理体制下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引发了合法与非法寻租活动，而与寻租相伴随的往往是贪污、行贿、走私及黑市等非法活动，因此浪费了大量资源，推动追加成本上升，导致福利净亏损，并阻碍了经济增长。
    显然，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理论具有典型的新古典主义特征。除了同结构主义者的论战之外，还有一批经济学家对包括新古典发展理论在内的传统新古典理论进行了理论修正方面的探索，把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发展理论之中。Arrow（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认为，产出是生产经验的函数，技术进步被解释为生产中学习带来的信息副产品。正是内生增长模型中的生产经验产生的信息广为传播，使得经济增长产生递增收益并产生正的外部性。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也构成了“复兴”运动的主攻领域。这个领域正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所作出的突出贡献。科斯（2009）进行了关于企业性质的研究，诺思（1992）进行了关于经济史和制度变迁的研究，科斯等（2014）完成了对产权结构、激励与经济行为之间内在关联的研究，张五常（1969）进行了关于分成制和佃农理论的研究。斯蒂格利茨（2013）认为分成制还具有激励和监督功能，他对新古典理论的内核（即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及国家贸易理论进行了修正。乔治.阿克洛夫（2011）提出“柠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将造成逆向选择。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斯蒂格利茨独立完成的论文，以及与纽贝利等合写的系列论文中，进一步将分成制放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中讨论，指出在不接近风险市场和不接近信息环境中（王必达，2004），分成制是一种理性选择，更有意义的是，在这种环境中，甚至竞争性市场配置也不会是帕累托很优，因此，市场的预设缺乏说服力。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上述修正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一整套推论，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界被称为阿克洛夫一斯蒂格利茨传统或“新”新古典经济学。斯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