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铁马功盖世 中国历代名将沉浮(全2册)

李楠、张蕊编著的《金戈铁马功盖世(中国历代名将沉浮上下)/历史人物传奇系列》详实、全面地记录了历代知名的将军、名帅，通过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窥视各个朝代的兴亡；通过讲述他们鲜为人知的故事，让读者更深刻地认识他们。本书的编写，以史实为主，其材料基本来源于正史，有少量兼采别史的记载，每位人物独立成章，即带有浓厚的传记色彩，又不乏神奇的趣闻以及生动的情节。

《金戈铁马功盖世 中国历代名将沉浮 上》
《金戈铁马功盖世 中国历代名将沉浮 下》

    靠前章 中国古代将帅概述
     靠前节 将帅的产生
     将军的起源
     “将军”，作为军队不错指挥员的专用职称，早已为人们所熟悉。我国古代就有职掌统兵征战大权的大将军，有担负临时出征任务的扬威将军、靖难将军，还有作为荣誉称号的虎威将军、骁骑将军，等等。
     从一些描写战争和军事人物的史书、传记中便可窥见，“将军”一称亦早已被采用。被恩格斯誉为“在军队组织编制方面具有丰富而确实史料的靠前批军队”的雅典军队，即由人民选举将军10人，组成“十将军委员会”，负责征召和建立军队。可见，“将军”这一职称，无论中外，都是古已有之。
     我国氏族制度的解体与建立国家的萌芽是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开始的。夏朝时已经有了战争，并建立起了阶级武装，即所谓“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但当时还没有专职的武官，自然也就没有将军。
     商朝创建了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各种官职也已设立。但从卜辞和铭文中看到的武官官职，还只有“射”和“戍”，即管理射手的武官和管理奴隶戍守、征伐的武官。
     西周灭商后，沿袭了商朝的制度，并加以充实。在军事上，周王拥有优选指挥权，并直接控制很主要的武装力量――六军。所设置的武官――司马，只负责管理军政和军赋，当时还没有将军一职。
     史书证明，春秋中期的晋国已出现了分别统率一支军队，即所谓“将中军”“将上军”和“将下军”的不错武官，被称作“军将”（其中中军主将统管三军，又称“元帅”），以后逐渐演变成了“将军”这一固定称号。这在春秋末期各国的设官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例如，狐夜姑在晋为将军；孙武在吴为将军；子重、子常、屈完在楚为将军；司马穰苴在齐为将军；詹伯在郑为将军；慎子在鲁为将军；子文在卫为将军，等等。《孙子兵法》中十分重视将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一个具备“智、信、仁、勇、严”的将军，是“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可见，“将军”的产生在军制目前是一件大事。
     “将军”的产生，如同军制建设上任何一项改革的出现一样，都不是个人意志的结果，而是一定历史条件，特别是阶级斗争形势和战争实践中发展的产物。随着这种发展不断地注意改革军制，对于赢得战争的胜利是有很大意义的。
     将帅的选拔
     选将用人，必须真正做到任人唯贤，避免任人唯亲。那么，古代选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1.唯才是举 《武经总要？卷一？选将》中说：“择将之道，唯审其才之可用也，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诈而疏，不以罪而废。”明代文士丘也说过相同的话：“欲得良将而用之，必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仇而疏，不以罪而废。”意思是说，选将不能论地位、论出身、论亲疏、论以往的过失，而是用人唯贤，唯才是举。这一点，古代兵家意见比较一致，而且历目前有很多典型的例子。
     西汉开国之君刘邦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不看出身，不计经历，所用的大将多半出身微贱。如周勃是吹鼓手，樊哙是屠夫，灌婴是布贩子，黥布是个刑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信。他曾家贫如洗，靠乞讨度日，起先投入项羽军中，只当了个低级军官。再次投入到刘邦军中，也只当了个管理粮草的治粟都尉，于是弃官而去。可是，刘邦的谋士萧何在与韩信的接触中，得知韩信是个了不起的将才，于是将韩信追回。将这个曾为项羽服务如今又是“逃兵”的韩信，再次推荐给刘邦。刘邦终于看上了这位“国士无双”的将才，于是接受萧何的建议，“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工具礼”，以很隆重的礼节拜韩信为大将，统率全军。韩信果然在楚汉相争中“战必胜，攻必取”，立下赫赫战功，与张良、萧何并列为帮助刘邦建立汉朝的三位人杰。
     三国时期的曹操，其之所以能扫平群雄，威震天下，善于选择将才是主要因素之一。史称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他四次下求贤令，提出了“唯才是举”“举贤勿拘细行”的口号，要求大家举荐“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用现在的眼光，曹操选拔将佐时似乎更偏重于才能，而轻视其德行。这个说法还有待于研究。但曹操求才若渴，唯才是举的思想，是很好具有借鉴意义的。
     古代兵家选将在重视“唯才是举”原则的同时，也是比较注重德行的。例如，明朝的抗倭将军，有名军事家戚继光在论将选将时，是相当重视道德、品行的。他说：“才艺之类，必有不贰之心，庶成其才，苟有人焉，以不贰之心，发于事业，昼夜在公，即有一尺之才，必尽一尺之用。至于多才之徒，或巧为身谋，或明习祸福，用之自私，虽良平之智，孔明之术，我何所赖？”（《练兵实纪？储练通论》）所谓“不贰之心”，即忠心耿耿，亦即将帅道德品行的核心。在戚继光看来，有了忠心，有一尺之才能尽一尺之用，如果没有忠心，才能只会为私利服务，纵然有张良、陈平、诸葛亮的本事，也丝毫不值得信赖。当然，他选将重德是力求在选拔出具有“卫国保民”之德的部将的同时，对于将帅的才能也有很高的要求。他是主张坚持唯才是举时，必须从将德、将心、将才这三个方面整体考察、选用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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