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时代(上下)(精装)/文明的故事11

威尔？杜兰特著的《拿破仑时代(上下)(精)》是“理想国经典馆”系列作品《文明的故事》收官之作。
当然，拿破仑是一位少有的独裁者，他也是人类历史上拥有魔力的梦想家与实践家。让我们保全自由！让我们保全平等！欧洲在他15年的统治下向前推进了半个世纪。不过，拿破仑一直努力使人民接受他对政治自由所下的定义：定期举行其结果必然是赞成开明专制的公民投票。他说：“权力是我的情妇。我努力奋斗征服了她，绝不容许别人从我身旁把她抢走，甚至向她求爱也不可以……”从成功到一败涂地往往只是一步之差而已。

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885-1981），美国著名学者，终身哲学教授，普利策奖（1968年）和自由勋章（1977年）获得者。他先后在美国圣彼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后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物学，并在美国有名哲学家杜威的指导下攻读哲学，1917年获哥大博士学位。1926年，他出版了《哲学的故事》，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随后，他花了四十余年的时间完成了广受好评的重要著作――11卷的《世界文明史》。终其一生，杜兰特都热情致力于将哲学和知识从学术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威尔？杜兰特的《历史的教训》一书，被选为中纪委监察网网站2015年首推书，成为党政干部和大众哲学读者广为追捧的畅销书。

第一部
法国大革命
第二部
法国大革命与英国
第三部
拿破仑与欧陆
第四部
拿破仑的升沉
结论
历史的教训

    由于教会盘剥什一税，许多教区的教士竟失去了教区的收入，只能在虔诚的贫穷中工作，许多主教却生活得舒适优裕。高贵的大主教还可以远离他们的教区，出入王官。法国政府濒临破产之际，按照塔列朗的估计，法国教会享有1．5亿利维尔的年收入。负担纳税的第三阶级，对政府没有迫使教会将它的财富拿出来分享而深感诧异。“不信仰”的文艺作品散布开来时，数以千计的中级阶层市民与数以百计的贵族放弃了对基督的信仰，而且用哲学上的冷静态度旁观大革命侵袭那些神圣的阶级堡垒。
     贵族阶级隐约发觉自己失去了许多一直赖以为生的特权：他们作为佩带剑的贵族，曾代表了军队的防卫力量、经济的“指挥者”与农业社会的“司法首领”。但是这些权益大多数被黎塞留与路易十四统治下的中央集权权力的实施取代。许多领主居于王宫，并不在意他们的领地。1。789年，他们服饰华贵，风度优雅，而他们的平易亲切，让人很难想象他们拥有全国的1／4土地，并有丰足的封建税收收入。
     他们中较古老的家庭自称为贵族阶级，他们的血统可追溯至5世纪征服并重新命名高卢的日耳曼法兰克人(Germanic Franks)。1’789年，德穆兰称大革命为迟延已久的种族报复时，他利用这种自豪来对抗外来的侵略者。实际上，约95％的法国贵族是渐增的中产阶级与凯尔特人，他们的土地和头衔与中产阶级新的财富和伶俐的头脑合为一体了。
     新兴贵族――大礼服贵族――约包括4000个家族，其家长由于被指派了司法或行政的职位，因而自动地享有贵族身份。大多数这种职位被国王或他的大臣们出售而为国家增加收益时，许多购买者认为以温和的索贿手段重新收回他们的支出已有了保证。“当政者贪财”，“在法国十分猖獗”，这样的言语，只是濒临灭亡政权的成百抱怨中的一种。这些官衔与阶级有些是世袭的，持有者加倍，特别在优选法院或各地区的法院中他们的自傲与权力增加至1787年的顶点时――巴黎的优选法院要求对国王的敕令有否决权力，以时间而言大革命开始逼近了，。
     在(《何为第三阶级》(一本小册子，出版于1789年1月)中，作者西哀士提出并解答了三个问题：什么是第三阶级――一切东西；直到现在它是什么情形――一无所有；什么是它想要推出的――一些东西。在尚福尔的修正中，最主要者包括：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及它的10万户家庭与它的许多阶层――银行家、代理商、企业家、商人、经理、医生、科学家、教师、艺术家、作家、新闻记者、新闻界(第四“阶级”，或力量)和小民(有时称“人民”)――包括城镇的贫民与商人，在陆上或海上的运输工人和农人。 中上阶层掌握、支配正在增大并扩张中的势力：可流动货币与其他资本的力量，与静态的地产或衰微的宗教信条展开积极的竞争。他们投机于巴黎、伦敦与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而且依照内克的估计，中上阶层已经控制了欧洲一半的货币。他们以贷款来资助法国政府，如果贷款与费用不能偿付，则以推翻政府作为威胁手段。他们拥有或经营着法国北部迅速成长的矿业与冶矿业，里昂、特鲁瓦、阿布维尔、里尔与鲁昂的纺织业，洛林的铁工厂与盐厂，马赛的肥皂工厂，巴黎的制革业。他们经营着正在取代过去手工艺作坊与同业公会的资本主义工业。他们欢迎重农主义者的理论，因为自由企业较传统的工业规约与国家的贸易更加刺激而有生命力。他们资助并筹划由原料到制成品的转换，并将这些成品由生产者运至消费者，使双方均获得利润。他们得益于欧洲优选的3万英里道路，但是他们公然抨击法国对道路与运河征收的通行税，及由各省不遗余力地维持的度量制度。他们控制商业，使波尔多、马赛与南特富足；他们组织如英德斯与伊沃克斯这类庞大的股份公司；他们将市场由城市拓展到世界，进而通过这种贸易使法国发展为仅次于英国的海外帝国。发觉到他们――而非贵族――是法国渐增财富的创造者时，他们决定与贵族和教士均等地分享政府的利益与职位，竞争在法律上与王宫内的地位，涉足所有法国社会上的特权与恩赐的途径。罗兰夫人――高尚而有教养但属于中产阶级――应邀造访一位有爵位的夫人，却被要求在那里与仆人共餐而不得与贵族宾客同座时，她发出抗议的呼喊，得到中产阶级发自内心的共鸣。他们结合“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箴言时，愤慨与热望已经固植于他们的思想中了。这并不意味着其向下或N_k，但可作为行动宗旨直到陋习得以变革。于是，中产阶级成为支持大革命最主要的力量。
     他们塞满戏院，为博马合讽刺贵族社会而喝彩。他们加入互助会分会，为生活与思想的自由而工作，其努力竞甚于贵族。他们阅读伏尔泰的作品，领略到他的腐蚀性的才智。他们赞同吉本关于“所有宗教对哲学家同样虚假，而对政治家却同样有用”的看法。他们秘密地崇拜霍尔巴赫与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认为它可能不接近是生活与思想中的指导原则，但要对抗控制大多数人心与一半法国财富的教会，它的确是便于使用的武器。他们同意狄德罗关于现存政体的一切几乎都是荒谬的看法。他们不喜欢卢梭，因为他有社会主义气味。但是他们比起法国社会任何其他等级的人们，更能感受并扩大文学和哲学的影响。
     通常，哲学家在政治上是稳健的，他们接受君主政体，而且不憎恶王室的礼物。他们指望“开明的君主”像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甚至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而不将粗鄙与冲动的劳动阶级当作改革的政客。他们确信理性，即使他们知道它的极限与适应性。他们推翻由教会和国家控制的思想禁锢，开放与扩大了成百万人的心智。他们为科学在19世纪的胜利做准备，甚至――拉瓦锡、拉普拉斯与拉马克这样的科学家，也加入大革命和战争的大动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