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

用“红天鹅”形象地展示了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又寓意中国的经济起飞，让读者容易联想到“黑天鹅”、“灰犀牛”等图书，也会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此书说明中国的经济腾飞靠的是一种边学习边摸索的能力，这种能力与其他国家相比是独特的，是中国独特的道路与模式。

“红天鹅”，是指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国家治理方式。 此书跳出了传统的制度分析框架，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阶段的发展模式和试验创新进行了深度解析。尤其展示了中国如何将长期的国家规划、战略与各种地方试验（试点）相结合，通过这种机制有效地推动政策创新和调整，推动经济实现了腾飞。 此书以比较政治研究的视角，为我们认识和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打开了一扇窗。

韩博天 (Sebastian Heilmann)， 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创建人及总裁，德国特里尔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 他曾先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和哈佛燕京学社从事研究工作，多个研究项目曾获得德国科学基金会（DFG）、德国联邦教育及科研部（BMBF）的 资助。韩博天是中德论坛的德方代表之一，中德论坛作为中德两国政府官方外交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对话渠道，致力于促进双边互信。韩博天拥有多年为德国各级政府、经济团体以及非政府组织提供政策咨询的经验。

"导言 中国决策过程与政治体制的韧性 / 1 一、中国独特的政策制定方式 / 4 二、政策试验和创新 / 5 三、制订发展规划和设定长期政策目标 / 7 四、干部考核和政策调整 / 9 五、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利弊 / 11 第一章 中国的适应性治理：比较政治中的“红天鹅” / 13 一、中国犹如一只“红天鹅” / 15 二、制度主义学派的流行解释 / 18 三、政治韧性和适应性治理 / 21 四、回溯式研究的潜在意义 / 23 五、制度可塑性和政策风格的连续性 / 24 六、“游击式”政策风格 / 26 结论 / 31 第二章 从地方试验到国家政策 / 37 一、革命战争时期的政策试验 / 39 二、党外人士所开展的政策试验 / 46 三、时代的革命方法和后续的改革 / 54 结论 / 57 第三章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政策试验和制度创新 / 61 一、政策试验是一种独特的治理模式 / 63 二、政策试验的工具 / 67 三、基于试验的政策制定过程 / 73 四、政策试验对政策子系统的影响 / 78 五、试验对政策学习和权力寻租的影响 / 92 结论 / 95 第四章 政策试验和长期目标结合：中国独特的经验 / 99 一、西方主流范式的幻灭 / 99 二、综览模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局限性 / 101 三、理清政策制定过程：试验、学习与调整 / 105 四、反复试验是不够的：层级制度的阴影 / 108 五、秩序自由主义的另一种选择：重建社会契约 / 110 第五章 为市场规划,为长远谋策 / 115 一、新型发展规划 / 116 二、宏观调控和总量平衡 / 117 三、与东亚模式的比较 / 120 四、调整机制 / 122 五、新型规划的利弊 / 124 六、发展规划是整合行政职能的过程 / 126 七、短期政策制定周期理论的不足 / 127 第六章 中国长期政策的核心机制：发展规划 / 131 一、1978—1993年计划外的经济增长 / 132 二、转变计划职能 / 134 三、规划层级 / 140 四、规划过程 / 153 五、规划与干部政绩考核挂钩 / 163 六、规划中的治理模式 / 165 七、政策试验和规划调整 / 166 八、规划的局限 / 168 结论 / 171 结语 中国决策过程的变化 / 175 一、中央决策从“常规模式”转入“危机模式” / 177 二、中央权力集中削弱适应能力 / 180 三、自上而下政策过程的系统风险 / 181 四、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能被其他国家所借鉴 / 182 注释 / 189

    中国犹如一只突然出现的“红天鹅”，对政治学研究提出了靠前的挑战。作为一个快速发展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体，中国是一个不同寻常、不可预测的实例，它有着灵活坚韧的国家治理体系，不但对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对国家发展模式的讨论也意义重大。中国的发展轨迹颠覆了我们的常识，纳西姆·塔勒布曾把那些挑战传统认知的事件称之为“黑天鹅”， 本书则把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方式视为一只“红色的天鹅”，通过剖析这只“红天鹅”，我们得以反思比较政治中传统的理念和模式。 经典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对政治体制的二元划分基础上，认为政治体制非“民主”即“专制”， 最多在两极之间的灰色地带增加一些所谓“混合”或“脆弱”的政治体制。 基于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随着苏联解体宣告失败的经验，当时舆论认为共产党执政的体制不具备适应能力，这类专制政体不但有制度缺陷，而且在机构设置、政策目标以及国家能力等方面也缺乏活力。因此，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传统文献从行政机构、经济协调、技术创新等角度质疑这种体制的变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发现其大部分国家机构设置虽然看起来跟苏联或民主德国别无两样，但在众多政策领域，中国却表现出令人惊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和技术发展方面让人印象深刻。因此，从体制角度来研究中国，我感到无法解释中国所展现出来的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国家行动力和成就。我们需要采取一种超越现有体制分类的视角，才能更好地感受中国发展的活力。 为了避免体制研究内生的局限，本书采用政策分析的方法。从方法论来看，政策分析把政治体制分解为一系列的政策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展现出不同的特性和活力， 通过分析不同子系统内中国政府采用何种方式起草、制定、实施、评估以及修订各种政治行动方案，我们能更加细致地观察中国政府治理方式的独特性，避免体制研究中以偏概全的缺陷。 因此，本书把制定政策视为一个没有终点、不预设结果的开放过程，这个过程受政策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周期性互动和不断反馈的机制驱动，而不是由历史发展、政治体制或制度框架所驱动的线性发展过程。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极其不确定的、要求极高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发现政策和制度多样性的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要求行动主体不但要掌握政治决策和执行的一整套方法，而且要具有处理现有和未来挑战的能力、决策失误或冲突激化情况下纠错的能力，以及适应变化多端的国内外环境的能力。 这种以过程和行动为基础、关于长期的国家行动力的研究，超出了以往抽象的、整体的、系统的、制度的研究视角。换句话说，本书不打算探讨政治的“硬件”（如宪法机构、政党组织、行政机构等），也不打算分析那些抽象的个别变量（如集权、层级控制、法治保障、包容性制度或排他性制度等）。相反，本书关注的是中国政治的“软件”，即驱使政策制定主体行动的动力和条件以及政策方案出台的过程。凭借这些“软件”，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体系得以运转，静态的法律条文得以施行。 政策过程分析的优势在于开放的视角：一旦某个领域出现新的政府行动或规制（随之而来会出现新的问题、利益、行动方案以及冲突），就可以着手分析与之相关的政策起草和决策过程。除此之外，这种分析视角可以避免对一些新出现的、不合常规的现象视而不见，这恰恰是当前政治学研究常犯的错误，即不自觉地照着预设的体制类型，有针对性地找寻那些“真正”的市场经济或“真正”的民主，而忽视了现实中那些影响政策制定和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无视他们眼中的“非民主国家”所展现的出人意料的适应能力和政策创新能力。 中国犹如一只突然出现的“红天鹅”，对政治学研究提出了靠前的挑战。作为一个快速发展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体，中国是一个不同寻常、不可预测的实例，它有着灵活坚韧的国家治理体系，不但对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对国家发展模式的讨论也意义重大。中国的发展轨迹颠覆了我们的常识，纳西姆·塔勒布曾把那些挑战传统认知的事件称之为“黑天鹅”， 本书则把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方式视为一只“红色的天鹅”，通过剖析这只“红天鹅”，我们得以反思比较政治中传统的理念和模式。 经典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对政治体制的二元划分基础上，认为政治体制非“民主”即“专制”， 最多在两极之间的灰色地带增加一些所谓“混合”或“脆弱”的政治体制。 基于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随着苏联解体宣告失败的经验，当时舆论认为共产党执政的体制不具备适应能力，这类专制政体不但有制度缺陷，而且在机构设置、政策目标以及国家能力等方面也缺乏活力。因此，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传统文献从行政机构、经济协调、技术创新等角度质疑这种体制的变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发现其大部分国家机构设置虽然看起来跟苏联或民主德国别无两样，但在众多政策领域，中国却表现出令人惊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和技术发展方面让人印象深刻。因此，从体制角度来研究中国，我感到无法解释中国所展现出来的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国家行动力和成就。我们需要采取一种超越现有体制分类的视角，才能更好地感受中国发展的活力。 为了避免体制研究内生的局限，本书采用政策分析的方法。从方法论来看，政策分析把政治体制分解为一系列的政策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展现出不同的特性和活力， 通过分析不同子系统内中国政府采用何种方式起草、制定、实施、评估以及修订各种政治行动方案，我们能更加细致地观察中国政府治理方式的独特性，避免体制研究中以偏概全的缺陷。 因此，本书把制定政策视为一个没有终点、不预设结果的开放过程，这个过程受政策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周期性互动和不断反馈的机制驱动，而不是由历史发展、政治体制或制度框架所驱动的线性发展过程。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极其不确定的、要求极高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发现政策和制度多样性的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要求行动主体不但要掌握政治决策和执行的一整套方法，而且要具有处理现有和未来挑战的能力、决策失误或冲突激化情况下纠错的能力，以及适应变化多端的国内外环境的能力。 这种以过程和行动为基础、关于长期的国家行动力的研究，超出了以往抽象的、整体的、系统的、制度的研究视角。换句话说，本书不打算探讨政治的“硬件”（如宪法机构、政党组织、行政机构等），也不打算分析那些抽象的个别变量（如集权、层级控制、法治保障、包容性制度或排他性制度等）。相反，本书关注的是中国政治的“软件”，即驱使政策制定主体行动的动力和条件以及政策方案出台的过程。凭借这些“软件”，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体系得以运转，静态的法律条文得以施行。 政策过程分析的优势在于开放的视角：一旦某个领域出现新的政府行动或规制（随之而来会出现新的问题、利益、行动方案以及冲突），就可以着手分析与之相关的政策起草和决策过程。除此之外，这种分析视角可以避免对一些新出现的、不合常规的现象视而不见，这恰恰是当前政治学研究常犯的错误，即不自觉地照着预设的体制类型，有针对性地找寻那些“真正”的市场经济或“真正”的民主，而忽视了现实中那些影响政策制定和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无视他们眼中的“非民主国家”所展现的出人意料的适应能力和政策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