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史丛录

作者长期从事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此集将作者在2000年到2017年间所作史学评论方面的文章共20篇汇编成集，可以大致展现作者关于史学研究的旨趣、主张，对史学评价方式的认识，以及对当代中国史学一些重要动向的看法。文章分为4组。第一组"史学理论"8篇，核心在于提出作者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研究基本观念的看法，其主张包括：中国史学理论需充分关照国际水平并以史学认识论为突破点；行政评价体系严重误导史学研究；民族国家意识和近代化情节是现代东亚历史解释的症结；历史研究稳健可取的路径可以概括为"新实证主义史学"；对启蒙时代形成的人与自然关系论需加以反省。第二组"明清史研究评论"6篇之核心是针对明清史研究若干动态提出评论，主张包括：明史研究需有超出明史的宏观理论视野；明清江南研究的一些流行方式包含误区；对明代白银货币的研究不能只关注其为贵金属，且需关注其为称量形态；故宫学与明清政治史研究可以互补；明代宫廷典制在中国宫廷典制目前有特殊地位；明代宫廷生活史研究与一般社会生活史研究之意识需有差别。第三组"书评书序"10篇是对部分学者研究成果的评价，分别指出各书的学术贡献与特征。第4组2篇是以对话形式展开的围绕"王权主义"、"新清史"两个前沿学术话题的评论。

自序
当代史学
“新时期”史学理论之我见3
学风与学术批评9
关于学术史的几个问题18
关于中国史学研究国际化语境建构的几点看法22
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24
史以经世
新人本主义的“人一自然”观《当代中国的“人自然”观》代序61
责任文化的苏醒《当代中国思想探索中的“责任”观》代序言76
文明时代的困惑与追求《当代文明的困惑与追求解读（人类责任宪章）》序90
中欧论坛与中欧知识共同体101
和平对我们意味着什么？108
民族国家与近代化
20世纪东亚历史解释的两个症结115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及其现代回响123
基督宗教中国东北地区传播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谱系《文本、地域与解释的新视角中国东北地区的基督宗教与中西文化交流（清初至民国）》代序141
明清中国
明史以外看明史关于明史研究范式的几个问题157
明清江南研究的问题意识166
明代白银货币称量形态对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含义178
明代政治的文化张力《权力价值思想治道明代政治文化丛论》序186
故宫学的明清庙堂政治文化视域192
明代宫廷典制在中国宫廷典制史中的地位199
明代宫廷生活研究的三个基本概念205
评万明、徐英凯著《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210
文明史观
《全球文明史》的独特视角221
《全球文明史》与“世界史”概念的再思考236
《中华文明史》序245
应该注重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的社会形态研究250
序文
赵克生《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序257
孙强《晚明商业资本的筹集方式、经营机制及信用关系研究》序260
赵现海《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一一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序263
刘喜涛《封贡关系视角下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序267
《古代文明》发刊寄语271
教学相长
向李洵先生学习明清史275
关于“王权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对话282
关于“新清史”的对话296
明清史期刊论文的写作与评析《明清史典范论文评析》绪言314
说给明清史硕士研究生新生的话336

    当代史学
    “新时期”史学理论之我见
    “”结束之后，历史学界对“”时期靠前教条主义和过度意识形态化思维方式与话语氛围进行清理，恢复了对“”前若干重大理论性热点问题的学术讨论。但是，这些探讨在重新达到“”前所达到的深度临界点之后难以继续推进，不久趋于沉静。相对于其他领域的快速变革，史学界感受到理论贫乏的危机和研究范式突破的诉求。围绕“史学危机”问题的讨论，中国史学理论形成一个探索的热潮。探讨的范围，不仅涉及对“史学危机”本身的理解，并且包括对20世纪中期以来提出的影响深远的一些理论性命题的重新梳理，对历史学方法论的尝试性重构，对史学认识论的初步探讨，以及对一些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与诠释。
    这场史学理论热潮在中国历史学发展目前的意义，在当时的史学评论中已经体现出来。香港学者许冠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新史学九十年》，已经将这场探讨置于中国新史学近百年推演的总历程中加以介绍和评析。我本人当时也曾借用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 库恩( Thomas Kuhn)关于科学革命的理论指出，当时“史学危机”感预示的，是一场史学研究的范式变革。①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对80隼代的史学理论热潮以及其后的史学理论发展做了总结，足以呈现这场学术风潮的原委、成绩与不足。不过，每个人对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理论探索的历程之理解，毕竟还会有不同。对于我本人说来，这段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后来三十年的学术道路乃至人生经历，所以总要经常回顾，不时有新的体会。
    在我看来，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理论热推出了许多史学理论著述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典沉淀出来，其优选的意义，毕竟还在于史学界的思想解放。在这场热潮中，中国史学界对“十七年”（1949-1966年）的历史学和“”史学都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反思，许多史学研究者以自己的方式了解了中国历史学的理论症结，重新确立了自己研究的题旨和目标。有此基础，才有接下来二十多年中国历史学的新面貌。90年代以后，普遍的理论热潮逐渐平静下来，但史学理论探索并没有停止。大量比“”前视野开阔、方法精致、理论更具有深度的史学研究成果被推出，经历80年代史学理论热潮的许多青年学者成为历史学各领域的学术中坚，这背后其实有史学理论、意识转变作为重要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取得的基本成绩，大致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冲破教条圭义；第二是实现中国史学观念、理论同国际学术的衔接；第三是史学理论的多元化；第四是史学理论成长为一个学科。
    所谓“教条主义”主要是指被笼统地误解为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苏式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观和历史叙述体系。这种观念和话语体系倾向于规定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价值立场、基本预设和研究的方法，把历史学政治化，把从“经典”中摘录出来的片段言说作为事实证据和衡量史学论证的绝对尺度，以论代史。其很好状态在“”时期的史学中充分表现，而其滥觞在“”之前已然涌动。新时期的史学理论探索，大致还原了斯大林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扬弃了语录式的史学论证风格，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论说进行具体的核实与评析，更多地依据历史本身的证据来解释历史，把对中国历史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和体系性叙述更多地置于中国历史演变的实践和史实证据基础上。没有这一步发展，中国历史学的学术存在和中国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只在有无之间。
    史学状态是社会状态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历史学，虽然不是接近封闭的，但具有很大程度的封闭性。外部的历史学，尤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历史学经常被直接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基本只能批判，不能阐发和借鉴。久而久之，中国史学界与西方史学界之间早已不是联通的学术共同体，而是各自言说的两个世界。新时期的中国社会趋于开放，历史学丝毫没有落后，大量国外史学著述被翻译出版，诸多国外史学理论得到评介，许多国际性协作研究展开，大批学者到国外进行交流研究，一些中国历史著作被介绍到海外，中国许多史学研究者的视野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与技术水平已浸浸然接近国际水平。正是在这样的进展中，中国史学研究者诠释中国历史的理论自信才有可能坚实起来。
    史学作为一种学术，是探索性的。所有的探索都不仅包括对研究对象的钻研，也包括对研究方式的钻研，所以良性的史学生态必须是多元化的。这种史学生态，在新时期得到培育。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证史学、历史人类学、后现代史学、微观史学、社会史、女性史、文明史、全球史、社会经济史、政治文化史、心态史，等等，各种风格、观念、方法、取径差异的历史研究都能得到阐发，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都在历史研究中有所表现，甚至形成了若干有独到理念和标志性成果的学派。这种史学生态，比一元化的史学生态更有创造力。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史学，虽然注重理论，但史学理论从来没有学科地位，史学理论成果基本是一般历史哲学的衍生品，或者是部分历史学者旁及的产品。在过去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史学理论的独立地位得到认可，许多高校建立了史学理论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一批专业史学理论学者已经被培养出来，一些专业史学理论刊物或期刊栏目稳定下来，纯粹史学理路的探索推出了日益增多的成果。这也是中国史学理论乃至中国历史学长期发展的潜力所在。
    如从发展的眼光看，三十年史学理论的成绩也伴随着一些问题，而且问题常常与成绩纠结在一起。教条主义不再作为一种观点而是作为一种思维惯性，依然时时表现出来；史学理论与世界史学界虽然接近全面接触，但是缺乏直接的互动与争鸣；多元化的史学理论、观念被运用到史学研究实践中，但是经常可以看到对域外史学生吞活剥的复制和移植，甚至盲目地追随；史学理论成为一个学科，但迄今并没有严谨、独到的史学理论体系推出，以各种“史学概论”为代表的试图覆盖史学理论学科的系统性论著都把重心放在布局和行文的周至性方面而缺乏创见。所以，史学理论研究的推进，依然任重道远。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问题。
    史学理论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它的对象是人类历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人类世界的历史学有共同的本质和方法，其间的差异并不影响史学理论有一种世界水平。但是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没有显著地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许多实证性著作拥有世界范围的读者，但是没有一部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已经形成国际影响。所以，史学理论要推进，就要直接面对当代世界范围史学理论的高水平前沿问题。而这类问题，主要在于历史认识论、知识论层面。中国史学理论界曾经长期探讨争鸣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于阐释中国历史是重要的，但其症结，部分是理论性的，部分是社会性的。比如“”时期盛行的阶级斗争史观，理论含量并不高，“”如果不结束，这种历史观会持续流行，“文化大草命”结束，这种历史观随之寿终正寝。在国际史学理论界，这类问题却是早就已经澄清的。因而，这类问题，至多是半理论性的。所以，我赞成对中国史学理论界曾经争鸣的一些理论性话题继续研究，但不认为需要全面恢复对那些话题的讨论，也无须一一追求公认的回答或终极看法。与之相比，甄别出一些对于历史认知具有根本意义的话题来研究，更具有纯粹史学理论的意义。
    比如，那个古老的康德式的问题——历史认识如何是可能的，至今盘旋在全球范围史学研究者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工作中。早期现代历史学以实证主义作为基本特征，经过“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冲击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解构，已经显露出严重的缺陷。但后者虽然足够有力地指出实证主义历史学的缺陷，其替代的主张和实践范例却带着同样严重甚至更严重的缺陷，突出地表现在当代历史学事实判定中随意性的增强、过度诠释，这在当下西方、中国的历史学观念与实践方式中都有大量表现。近年，亚洲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