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山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均衡性问题已经引起靠前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靠前学者较少关注西部地区、民族地区。本研究以民族山区为研究对象，采用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民族山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均衡性及其时空分异特征，并运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对两者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土地城镇化研究的样本库，为民族山区特色城镇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李杰（1985.12-），男，土家族，经济学博士，湖北民族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近年来，共承担或参与各级各类项目18项，其中，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主持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1项，主持湖北省厅级项目2项；出版学术专著1部；参与撰写著作3部；在《农业技术经济》《广西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教育与经济》《黑龙江民族丛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第一章民族山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第一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内涵界定一、土地城镇化内涵二、人口城镇化内涵三、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四、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的关系第二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二、评价体系的指标说明三、评价指标体系应用说明第三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方法一、权重确定二、评价模型三、协调发展度类型判定本章小结第二章民族山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测度与时空演化特征分析第一节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一、研究区域概况二、数据来源第二节民族山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总体演化特征一、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总体演化特征二、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总体演化特征三、城镇化协调水平的总体演化特征四、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总体演化特征第三节民族山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间演化特征一、失调阶段（2000—2006年）二、过渡阶段（2007—2011年）三、协调阶段（2012—2013年）第四节民族山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演化特征一、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二、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指数对比类型分析三、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四、城镇化协调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五、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本章小结第三章民族山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理论分析第一节资源因素一、农村资源禀赋二、城市资源约束第二节技术因素一、农业技术进步的内涵二、农业技术进步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第三节经济因素一、经济发展水平二、产业结构不合理三、经济开放程度四、劳动力转移与市民化成本五、城乡预期收益六、城镇化发展区际失衡七、城市就业压力大八、劳动力市场发育迟缓第四节社会因素一、城市规模二、劳动力素质第五节文化因素一、城乡文化冲突二、农民恋土情结第六节制度因素一、土地制度二、户籍制度三、社会保障制度四、财税制度本章小结第四章民族山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与分析方法第一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一、影响因素指标选取的依据与原则二、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初步设定三、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构建四、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说明第二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分析方法一、因子分析二、相关分析三、回归分析本章小结第五章民族山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第一节研究目的与研究思路一、研究目的二、研究思路第二节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一、研究区域概况二、数据来源第三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一、因子分析二、相关分析三、回归分析本章小结第六章结论与展望一、结论二、展望参考文献后记

    靠前章民族山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本章主要讨论和构建民族山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首先，详细阐述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内涵；其次，在内涵界定的基础上运用复合指标测度法构建民族山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再次，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构建发展度模型、协调度模型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用于测度民族山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协调水平和协调发展水平。靠前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内涵界定城镇化是生产力发展、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是人类社会在社会形态、产业发展、土地利用、人口、就业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迁的过程。社会形态变迁，即从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传统农业社会向以非农产业生产为主体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型；产业变迁，即农业产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土地利用变迁，即农业或农村用地转变为非农用地；人口变迁，即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就业变迁，即农业传统部门就业转变为城镇非农部门就业；生活方式变迁，即传统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现代城市生活方式。这些变迁过程一般可以归纳为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的过程。本章仅讨论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为了便于科学合理地选择民族山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准确而系统地测度其协调发展的非均衡性以及分析时空演化特征，很好有必要对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内涵进行详细的界定，以此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一、土地城镇化内涵对于土地城镇化的内涵界定，不同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产生不同的研究结论，目前靠前学者对土地城镇化内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吕萍（2008）、王小玉（2009）、鲁德银（2010）、蔡卫红（2013）、张鹏岩等（2017）大部分靠前学者把土地城镇化定义为：土地城镇化是农村土地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的过程。王小玉（2009）、陈凤桂（2010）、李鑫等（2012）靠前部分学者认为土地城镇化不仅是农村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而且也是农村未利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的过程。靠前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土地城镇化内涵地界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借鉴靠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土地城镇化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五个层面的含义，即城镇化土地利用数量增加、土地利用方式更集约、城镇空间拓展、土地来源途径多样和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因此，土地城镇化是通过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和转变利用方式，把农业用地、农村建设用地和农村未利用土地转化为利用更集约、更高效的城镇建设用地，其表现为城镇建设用地数量的增加和城镇空间的扩张。土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受到经济、社会、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土地利用效率、经济发展、城市规模、土地制度、财税制度和官员晋升激励等因素。目前我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及官员晋升激励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小城市较低的土地价格，使得城镇化扩张成本较低，导致土地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土地征收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地方政府在低价征收，高价出让中获得高额土地收益，驱使城镇建设用地的非理性扩张；地方政府为了弥补地方财政缺口，缓解财政压力，买卖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手段，土地财政成为土地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驱动因素。此外，土地城镇化相对于人口城镇化而言，城镇化的空间扩张，这种看得见、摸得着、成效快的政绩能够为地方官员快速积累晋升的资本，这是激励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推进土地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二、人口城镇化内涵靠前学者对人口城镇化内涵的理解差异较小，观点比较统一。绝大部分靠前学者认为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本质和核心，人口城镇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转变为城镇居民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劳动力职业的转变、居住和工作环境的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居民身份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等方面，其中，城镇人口数量增加是很为直接的表现。靠前对于人口城镇化的一般理解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解放出来，转移到城镇并成为城镇居民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的乡—城转移。这是靠前学者对人口城镇化的普遍理解和主流观点。但是，靠前也有刘妮娜等（2014）少数研究者认为人口城镇化不仅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城—城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过程，“真正的人口城镇化”应包含这两个方面，应将二者综合考虑，区别对待，才能实现人口城镇化。借鉴靠前学者对人口城镇化的研究成果，综合他们对人口城镇化内涵的阐述，本研究认为人口城镇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即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因此，人口城镇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实现农村人口的市民化，其表现为城镇人口的增加，其实质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人口城镇化不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城转移，更是农村劳动力满足城市产业需求、适应城镇生活和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这个复杂的过程受到资源禀赋、农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成本收益剩余、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城乡预期收益差异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而农村劳动力市民化成本过高，则是人口城镇化进展缓慢的很主要原因。由于城市资源约束、城市非农产业发展滞后和城市规模，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和承载能力有限，抑制了人口城镇化的迅速扩张。土地制度不完善不仅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兼业化的倾向，也了土地资产的变现能力，无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农业技术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户籍制度锢、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就业竞争力既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也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市民化。上述影响因素对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机理，本研究将在后续内容中详细阐述。三、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李培祥（2008）、胡伟艳（2008）、杨丽霞（2013）、尹宏玲（2013）、严思齐等（2016）靠前学者对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和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大部分学者研究发现：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具有显著的耦合协调性特征。结合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实际，两者的耦合包括动态耦合和静态耦合。动态耦合即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两个系统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良性互动的动态过程。静态耦合实质上是指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两个系统达到了一种相对静止的均衡状态，即两个系统在运动过程中不断地对数量、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和组合，打破了原有的系统组合，形成一种各要素协同合作的很优要素组合和耦合系统。从经济学意义上而言，协调是一种理想的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是各种资源要素通过很优组合，实现各系统之间同步化与和谐化。就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而言，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作为城镇化母系统的两个密不可分的子系统，通过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镇空间扩张、城镇人口集聚和农村劳动力市民化等方面的合理投入和利用，协调好城镇土地扩张和城镇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实现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同步化与和谐化。本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入阐述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相互作用机理以及耦合协调关系，即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相互促进以及高水平耦合。（一）人口城镇化促进土地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主要从城镇向农村的“推进”和农村向城镇的主动融合这两个方面对土地城镇化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首先，城镇向农村“要”土地，表现为城镇向农村的“推进”。随着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经营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传统部门中解放出来，为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和市民化创造了条件。城乡预期收益差距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始动力，由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存在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可能，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非农产业的逐渐壮大、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聚集规模的迅速增加，引致了居民住房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娱乐康体用地等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增加。为了满足大量的建设用地需求，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强度，节约城镇土地资源，使用有限的建设用地满足城镇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城镇向周边区域扩张，增加城镇建设用地以满足旺盛的用地需求。从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现状来看，很明显我国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城镇化空间扩张圈地来获得更多的城镇建设用地，这无疑助推了土地城镇化进程。加之，分税制与土地财政、征地制度、官员晋升激励等多种原因，加速了土地城镇化发展。因此，人口城镇化推动了城镇化空间扩张，进而促进了土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其次，农村向城镇“给”土地，表现为农村向城镇的主动融合。城市对农村居民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主要包括：城市拥有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发展机会，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的很大吸引力；城市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完善的公共服务、丰富的社会资源以及更高的生活质量。这些吸引力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了巨大的拉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转移和市民化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后，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宅基地、农村建设用地等农村土地资源闲置，为城镇化的空间扩张提供了闲置土地资源。（二）土地城镇化推动人口城镇化城镇化不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市民化以及农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的过程，而且是城镇向农村区域蔓延和城镇边界向农村扩张的过程，其表现为城乡行政界线的突破与重构。因此，城镇化过程不仅包含农村向城镇的主动融合过程，即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而且包含农村向城镇的被动融合过程，即失地农民被动转变为城镇居民。本研究主要从土地城镇化的辐射作用和强制推动作用这两个方面分析土地城镇化对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机理。1土地城镇化的辐射作用与主动融合首先，土地城镇化的辐射作用。城镇化的空间扩张或城镇用地规模的扩大，推进了农村→城乡接合部→城镇的动态演化，城镇边界不断向周边农村区域扩张。城镇通过不断“吞并”城乡接合部，突破现有城乡边界，实现城乡行政边界的重构和城镇对农村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作用不仅表现为城镇居民由城市中心向城市边缘的迁移、城市单一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型，而且也表现为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对农村社会的冲击和同化。其次，农村向城镇的主动融合。随着城镇更优选、更优质的生产生活方式向农村的辐射，农村居民逐渐认同和融入城镇社会。其中，很为“激进”的融合方式是农村劳动力，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高收入和优质生活质量的吸引下，主动转移到城镇生活和就业，并扎根城镇，实现接近的市民化。因此，土地城镇化的辐射作用和农村向城镇的主动融合，推动了人口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发展。2土地城镇化的强制推动作用与被动融合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建设用地数量增加和城镇空间扩张的过程。随着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非农产业发展、户籍制度的松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城市逐渐开放包容等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城市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也导致了城镇居民对住宅用地、企业对生产经营用地、政府对公共管理用地等需求，使城镇建设用地需求旺盛。为了满足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强制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成为现阶段我国城镇规模扩张的主要途径。由于农村土地征收是单向强制的，被征地的农户不得拒绝征收，农村劳动力被迫成为失地农民。地方政府为失地农民在城镇中提供义务教育、住房安置、就业培训、养老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和安置保障，解决了农户失地后的生存、发展和可持续生计问题，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失地农民被动成为城镇居民，进而推动了人口被动城镇化。（三）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高水平耦合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呈现出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耦合协调关系，这种耦合协调特征不仅表现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静态耦合，而且更加突出地表现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动态耦合。一方面随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在有限的城镇土地资源约束下，将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土地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和用地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土地城镇化进程中的用地效率提升和用地结构优化又使得有限的城镇土地资源能够承载更多的城镇人口，同时也能够满足更多城镇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从而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和发展质量。因此，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两个系统的相互循环作用，形成“车轮式”动态演化态势。这种互动关系如同互动自反的双螺旋，呈现协同渐进的螺旋式上升趋势，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由低水平耦合逐渐向高水平耦合变迁，很终实现在较高发展水平上的同步化与和谐化。四、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个开放、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等多个维度。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作为城镇化母系统的两个子系统，对城镇化系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土地城镇化表现为城市建设用地数量的增加和城市区域向农村区域的扩张，是城镇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的空间载体；另一方面人口城镇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和市民化，实质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城镇化发展的核心目标和本质要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在城镇化进程中，只有城镇化的空间扩张与城镇人口聚集协同推进，促进土地城镇化系统与人口城镇化系统的协调发展、良性互动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真正城镇化，才能实现城镇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