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1978:高考重启与大学生活回忆

我想要真诚地推荐这本书——《我们的1978——高考重启与大学生活回忆》。 王斯德教授曾说过，1977级、1978级现象，在中国教育发展目前可与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现象相映成辉，这是两大历史丰碑。有关西南联大的作品容易寻，但有关1977级、1978级的作品却不太多见。 《我们的1978》书里的每一位作者，都是1978级的天之骄子，他们亲笔记录了自己在1978年前后的人生经历，也记录了中国恢复高考前后很真实的知识青年命运的转变。每位撰述者的个性不同，每篇文章的回忆所展现的风采也有所不同，或沉重，或豁达，或幽默，或朴实，有我不曾想象的艰难，也有很多的小美好，这些回忆里的煎熬与辛酸，希望与喜悦，在字里行间显得真真切切，历40年而未减淡，犹如刻骨铭心者的嘹亮回声，发自肺腑，韵味绵长。 虽是个体的故事，背后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在这些故事中，读者也能够感受到个体命运如何与国家政策、前途紧紧相连。

《我们的1978——高考重启与大学生活回忆》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级毕业生于40年后回忆高考和大学生活的回忆录。这批作者，每个人都用心写下了自己的经历，留下了充满细节的个人历史与思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结束恢复高考的壮举与国家转型的历史。本书也是华东师大历史系1978级毕业生向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致敬的专题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级是华东师范大学在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二批历史系学生，也是全国统招的靠前批学生，共有103人。当年的系主任、副系主任为有名史学家、历史教育家吴泽教授、王斯德教授，辅导员为后任上海市虹口区组织部长的龚若栋先生。这批人毕业至今已近40年，不少人成长为栋梁之才，在祖国的教育、研究等岗位上作出了出色贡献，例如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苏智良教授，曾任黄浦区副区长、上海市文史馆馆长的沈祖炜教授，曾任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中国近代史专家朱华教授，曾任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市党史学会会长的忻平教授，曾任青岛市教委主任的杜小悌教授，曾任西南交通大学纪委书记的李开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邬国义，华东师范大学沈坚、路新生教授，上海哲学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徐洪兴教授，上海市宗教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葛壮研究员，黑龙江教育学院教学研究中心主任、省政府督学金春兰教授，全国出版学专业教指委委员、原上海师范大学出版传媒系主任陈丽菲教授，原南方科技大学魏承思教授，复旦大学姚荣涛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胡果文教授，同济大学周敏凯教授，江南大学蒋明宏教授，还有上海市档案馆冯绍霆研究员，原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金良年编审，上海市人大办公厅项扬副主任，等等。参与本书内容创作的，共有55人。

前言（王斯德） 我与1978级（龚若栋） 一班的回忆 别样的“上学记”（沈坚） 古都考察日记选（程培余）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路（姚荣涛） 1978年高考的记忆（方大伦） 青春作伴 岁月如歌（葛壮） 回忆高考二三事（陈章） 一波三折话高考（梁长宁） 四十年前的高考：大学改变了我的人生（忻平） 高考追忆（谢定琨） 我的高考与“人”——“生”（路新生） 1977—1979：两次高考，一次考研（沈祖炜） 两次录取通知书（邬国义） 高考的人生底色（陈士涵） 大学生活杂忆（王道一） 高考：我的1978（胡果文） 我们的孩子有救了（李晓路） 高考往事（刘建光） 二班的回忆 我考进华东师大历史系（冯绍霆） 大学四年杂忆（冯绍霆） 起来，不愿做巴子的人们！（习慧泽） 我的求学之路（顾顺民） 难忘的高考经历为我扬起人生理想风帆（周敏凯） 古稀又一年 回首人生大学梦（李其勋） 我的高考琐忆（洪维珍） 1978，我的高考（陈丽菲） 在这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陈丽菲） 人生的转折点（魏承思） 高考忆往（苏智良） 大学生活杂记（卢福毅） 终生难忘——1978高考（刘恩） 我的1978年高考回忆（黄慰堂） 注定与教育有缘（金春兰） 我的高考（朱华） 勾起记忆里的那一叶（李骥秋） 我的大学梦（李开弟） 1978年的高考记忆（周立民） 我那艰难曲折的求学路（余木根） 三班的回忆 梦——写在恢复高考40年的纪念（孙崇绂） 高考往事（张建中） 回想当年高考（吕宝庆） 一波三折话高考（董亦鸣） 清新如初的遥远记忆（宫栾鼎） 十年等一回（张博仁） 一考定终身（滕春海） 1978年的快乐记忆（蒋明宏） 我所参加的1977、1978年高考（钱中五） 历史转折 人生圆梦（杨铭杰） 踮起脚来，抓住时代给予的人生机遇——回忆1978年我的高考经历（项扬） 我的高考（吴刚） 我的华东师大情缘（徐昭英） 我与高考——写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周延） 我的高考（袁坤） 尘封的日记摘编——我的高考（杜小悌） 圆梦——我的高考（龚丹臣） 附 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级全体同学名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级主要课程与教师一览

    二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一路狂奔的“”列车仿佛被猛踩了一记制动闸，随后似乎多少开始出现了一点理性的回归，解放干部，重振经济、外交甚至文化考古，然后又听说要恢复大学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1973年夏，大学招生开始在较大范围内推开，并采用了当时流行的“群众推荐”的公开方式。那年我报了名，这是我首度尝试叩击大学之门，不想竟踏上一段几经波折的漫漫长途。
     正式推荐前风闻几位公社干部传言，县里招生动员大会领导讲话，招办主任、原县委宣传部长吕开泰曾点了我的名，说要把像沈某人这样的知青推荐出来，给他们提供一个上学深造的机会。吕开泰此前曾作为县工作队队长进驻我所在的公社，工作上彼此有过接触，可能因此而对我有些印象。群众正式推荐时，生产队社员们推荐提名的知青人选中有我。
     依据当年的招生安排，随后，我跟其他同被推荐的知青到县里参加了一场统一组织的入学考试，据说将会“择优录取”。记得那次的考前准备并不充分，大家状况都差不多，仓促上阵，好在这是头一次考试，题目不难，我顺利交了卷。很后打听下来，我的考试成绩不错，说是作文还得了个高分。但至8月底发榜时，我和本队同被推荐的知青大多名落孙山。
     那年落榜的原因很复杂。一则因当时“托关系、走后门”的风气已经开始冒头，在当地没关系、没门子的知青，自然大都没戏。二是1973年招考出了全国闻名的“张铁生事件”，他一闹腾，正中上边那些“左王左将”的下怀，干脆宣布考试成绩全不作数，等于大家都白考了。没有了依据考试成绩、相对公平的“择优录取”，门面上的“讲政治”和私底下的“开后门”，也就随之成了左右局面的专享标准。而我落榜的主要理由，后来据说是“政审不过关”。
     政审合不合格，在相当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里可是件非同小可之事。据我所知，父亲抗战时期曾参加过国共合作背景下而实际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抗敌演剧队。“”高潮期间江青、就演剧队问题讲过话，诬陷演剧队为“执行王明路线”的“国民党别动队”，实质上是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在“”中像所有参加过演剧队的老同志那样也遭受冲击，造反派还把大字报贴到了我家门口，末了，单位军宣队、工宣队给他定下“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当我中学毕业离校时，这些诬蔑不实之词也就随之进入我的档案，而一旦被泼了脏水，要想洗刷一清，殊非易事。依照当时“宁左勿右”的政治思维，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小妹妹1972年毕业分配时却被分在了一家政审要求颇高的保密单位工作。同父兄妹，境遇却如此悬殊。我推测，原因恐怕就在于我本人毕业的那年，父亲尚被打人另册，造反派一个劲儿往我的档案里泼脏水；而至妹妹毕业时，父亲已获解放，他们也不便再恣意造孽了，以致妹妹的档案比我的相对干净。
     我不甘心背负政审包袱，于是找到公社和大队有关干部据实反映情况，特别分析了妹妹和我不同境遇的原因。他们都觉得言之成理，甚表同情，但叉无能为力。有，大队总支书记郑志海突然找我，掏出张纸要我看看，还问是不是那么回事，原来这是他到公社查阅了我的档案之后的摘抄。我很吃惊，深知按照组织规定，任何人是不能看自己档案内容的。但在他的催促下，我很快扫了一眼，发现此中所记居然与当年造反派贴到我家大字报的是一个腔调，甚至连语句、口吻都如出一辙。
     由此，我被深深震撼了。那个年代，任何一纸未经核查的荒唐言竞都可被当作组织审查的意见而任意塞人个人档案，甚至可起到左右当事人及其家属子女命运的关键性作用。用人事档案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以利分化、操控和构陷的可怖做法，算得是种“发明”，这是当下的年轻人所难以想象和理解的。
     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夏，新一轮的大学招生又来临了。我仍怀抱一试的心情坚持报名参加，不意再度幸运地获得群众的推荐。我们一个生产队一百多知青，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能耐和关系，而是人心公道所向，在社员们眼里，我大概不属那种腹中疏空之辈，还算块可以念点书的料吧。
     因年前“张铁生事件”的缘故，从这一年起，上大学便不再组织文化考试，而以推荐和政审为主。结果，我虽获群众推荐，很终还是没能过政审这一关。当公社干部向我告知县里初审的消息时，就不无遗憾地告诉我再度落选还是缘此。这次他们很帮忙，立刻又给县领导吕开泰打电话主动为我陈情，而且很快获知，我被列入县里拟录取的候补名单上报大兴安岭地区。当然我也猜到，这已不过是一种安慰性质的姿态，不可能改变什么。很后揭晓，果然还是维持原判。
     连续两年的落选，都说是因为我的政审不合格，这在当时可算得“臭名远扬”的一桩事了。一时间，村里村外沸沸扬扬，流言四起，直至以讹传讹，演绎出似乎我有什么“海外关系”（可叹的是，直至改革开放国门大开，我都未能觅得此等可资利用者！），在当时那就迹近“里通外国”了。
     其后，1975、1976年第三、四次招生，我还是继续报名，虽在基层依然一再获群众提名推荐，但到公社一级便被刷下了。公社主任认为，既然我已两度落选，占用了其他知青的名额，应推其他人上去。这种考虑想来也不无道理，政审规定自非下面所能决定，更不可能随意变更。再不合理的现象，举凡种种流弊陋规，你平头百姓、基层组织和干部，能动摇得了、修正过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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