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届

77、78、79级大学毕业生中的杰出代表的文章。作者均具有很好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有名画家陈丹青、知名学者葛剑雄、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有名作家周国平、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中纪委副书记李书磊、原财政部部长等。这些“那三届”的很好代表在文中畅谈自己的如歌往事、励志故事、思考与梦想。他们回首亲身参与的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变迁，总结人生发展的经验和体会，前瞻中国在优选化时代的路径与方向，为新时代贡献自己的智慧。

序
陈平原 说出你我的故事
曹景行 1978，我和妻子一起走出大山
陈兴良 知识分子要抵御非专业的压力
葛剑雄 感谢机遇：我的1977、1978
管士光 回望来时路
郭宪纲 拨乱反正，恢复高考的作用应排第一
海闻 从北大荒到北大到北加州
何勤华 追法治梦想行法治之路
胡建华 那一年，我参加高考
黄进 1977年高考都经历了什么
姜明安 与学生一起高考
金雁 “黄埔一期”上学记
雷颐 从知青、当兵到大学生
李辉 我的高考，1977年记忆
李大西 恢复高考后的四个十年
马勇 没有高考，我还在农村“修地球
孟晓苏 还记得那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么
牛军 昔年记忆
钱颖一 教育决定未来
邵鸿 推动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
童世骏 说说我们这代人的特点
王辉耀 改革开放一代人：追忆与思考
王振耀 恢复高考，我的人生分水岭
吴嘉 重来回首已三生
俞敏洪 高考40年依然公平
张力 抚今追昔，展望中国高等教育未来
朱永新 高考与那三届的“遗产
左小蕾 40年的变与不变
毕奇 高层次人才的管理改革势在必行
赵小鲁 老三届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陈爱民 从我做起，知行合一
卢迈 高考是改革开放的先声
宁滨 回归人才培养的规律
陈全生 要反思当下应试教育
石勇 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李曙光 “那三届”要有三个保持
汤敏 重塑未来教育
徐小平 不负时代，推动改革开放
后记

    北大和人大
     我是1978年2月26日坐火车到北京的，当时北京还是冬天，光秃秃、灰蒙蒙的，南方已经是郁郁葱葱；吃的也不习惯，南方主要是吃大米，北方吃的是窝窝头、玉米面。适应了一周，很快我就被浓厚的学习氛围吸引了，生活上的郁闷一扫而光。首先是图书馆像个浩瀚的海洋把我吸引住了，我之前在老家没什么书可看，北大图书馆藏书很好丰富，想看什么书都有。我对法律方面的书一开始并不是很上心，我的兴趣在哲学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到西方古典哲学，读了康德、黑格尔的很多著作，黑格尔的抽象思维对我影响比较大，受这种思想影响我的写作文风也有了改变。我很认真读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异化理论很感兴趣。找到一个分析社会的有效工具，对我之后形成哲学思辨的思维方法很有帮助。对哲学的学习，为我后来从事刑法研究，尤其是刑法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刑法学的方法论主要是哲学，尤其是逻辑学，这一块我的基础比较好。
     当时北大校园整个氛围是开放的、积极向上的，有各种社团活动，我对文学感兴趣，学校里贴满各种文学刊物，有一个很火的地下文学刊物《今天》贴到北大校园里，我们端着饭盆争相去看。还有中文系张贴的各种文学作品，“伤痕文学”盛行，我也都追着看。
     北大77级法律系一共有83人，分8个组。人校时，我们的家庭背景差别很大，有的来自高干家庭，多数来自农村、基层。年龄相差也比较大，很大的32岁，结婚了，拖家带口来读书，很小的一位女同学是高中应届生，才17岁，有年龄大的男生逗她让她喊叔叔。
     同学们读书都很刻苦，印象中读书很努力的是和姜明安。现在是国务院，他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很强的领导组织能力。就住我隔壁，他很好努力学英语，身上总带着一个小本子，正面和反面都密密麻麻记着单词，他走路也在背英语，在学校食堂排队打饭时也在背单词。我们当时上课没有教材，翻译了《英国宪法史纲》，打印出来作为教学参考资料。的组织能力很强、很热心，和他打交道会觉得他有很强的感染力、号召力，思路开阔，很有自己的一套独特想法。同学们当时就认为适合从政，他后来做到国务院，我们一点都不惊讶。
     姜明安的学习刻苦也是大家认可的。他和我住同一个宿舍，早上很早就出去了，晚上十点钟熄灯了才回来，白天基本上看不到人影，他还曾因看书入迷把同学的被子烧了个洞，后来留在北大教书，是行政法专家。同学中交往比较多的还有已故的周振想教授，做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他爱好文学和哲学，我和他在一起探讨文学和哲学很好愉快，可惜他英年早逝。何勤华和我一样来自南方，我们交往较多，他后来当了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来自山东的郭明瑞比我大十岁，在农村教过中学，社会经验比较丰富，后来回山东当了烟台大学校长。同学中还有人在高院做院长，在知名企业做高管，在律所做合伙人，在各行各业都做得不错。
     我们是“”结束的批大学生，大多下过乡，有丰富的社会经历，有发自本能的社会关怀。自主观念强，学习不是简单的接受知识，而是以批评的、审视的态度对待知识，注重知识在实际中的运用，相对容易出成果。
     当然历史机遇很重要。本来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每个年龄段都有很好的人才涌现出来。因为“”，大学停办十年，出现了人才断层。“”结束后，百废待兴，需要大量人才，我们在北大接受了较好的教育，走上工作岗位，很快得到社会认可。77、78、79那三届大学生，确实更容易出人才，是人才断层出现的缺口所致。
     我们入学时法律还是一个很弱的学科，中国的法学教育在1949年后就一直处在不正常的状态，在“”前法学院就停办了，1979年7月1日国家颁布七部法律，这是“”结束后很早颁布的一批法律。从这个时候开始，法律制度才慢慢恢复重建。我们上课没有教材，老师口授，我们做笔记，还有同学自己翻译国外的教材打印出来供学习参考。事实上，在我们读书时，法学并没有太多可学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是个好事，我自学了大量的哲学书籍。
     当时北大法律系有五六十位老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1949年以前的教授，大约是50―60岁，如王铁崖、龚祥瑞、沈宗灵等老先生，他们很有学问，有的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的本科生、研究生，大多是北大自己培养的，还有一些是人民大学分过来的，这个群体当时大约在40岁。中青年教师和老教师搭配着给我们讲课。给我印象深刻的老师有两位，一位是沈宗灵老师，大四给我们开西方法哲学课程。当时国家还比较封闭，沈老师讲西方法理学、法哲学，给我开启了一扇大门，我还写了一篇关于法哲学体系建构的论文向他请教。还有就是教外国宪法的龚祥瑞老师，龚老师是民国时期的教授，他跟学生关系很好，我们有个小圈子，经常到他家去参加小规模的讨论会，帮他做一些文字工作。毕业时，我们几个和龚老师关系很近的学生，邀请龚老师专门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
     20世纪80年代的北大校园很自由，大家有激情，热气腾腾，印象很深的是1980年的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当时规定选民有三人以上联名可以提出代表候选人，学生中有活跃分子参选，他们上台演讲，发传单，发表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有时候在操场上放个椅子站在上面讲。其中一位是哲学系的研究生，后来他当选了海淀区人大代表。投票的时候我们法律系一些同学正在南京实习，就在南京投票，把选票带回北京。
     北大和人大是两所风格很不一样的大学，北大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思想比较自由，属于“放羊式”管理；人民大学的管理比较严格，在政治思想方面要求比较严格。人大在“”期间停办，恢复后法律系的师资力量很强大，尤其是刑法专业的高铭暄老师和王作富老师的学术功底深厚。
     我去人民大学读刑法学方向研究生是阴差阳错。我的目标本来是出国留学，我喜欢法理学，但北大法律系没有法理学的留学指标，正好人大也在招研究生，其中刑法专业的犯罪学方向有三个出国留学指标，当时人大还没有自己的本科毕业生，我就想去考人民大学的公派出国留学生。全国研究生统考科目我考得都不错，但刑法专业课没考好，人大法律系要求专业课要达到85分以上才有资格公派留学，这样我就没能出国，留在人民大学念刑法学研究生。要知道，这种竞争性的入学考试，专业课要考到85分是很难的，何况我接受的不是人大的刑法专业教育。不过，三年后，在我考人大高铭暄老师博士生的时候，我的刑法专业课成绩达到92分，这也是极为少见的。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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