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帝国的阴影下:南朝初期的士人思想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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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帝国的阴影下》是一本研究南朝初期士人思想发展的学术论著。论著由概述汉末政治社会背景入手，在分析了汉末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流民等背景的基础上讨论了魏晋南北朝初期南方诸朝诸文官机构的发展、文人的崛起、文人思想的萌芽发展等相关政治文化内容。

何肯（Charles Holcombe），1986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北爱荷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曾游学中国，并到汉学氛围浓郁的日本京都大学访学。精通中、日、法等语言，治学兴趣广泛，主攻魏晋南北朝史，兼及秦汉、隋唐史与东亚文化圈形成史，成就显著，亦涉足当代中国与当代日本研究。治学近四十年来，发表过数量可观的中国史研究论文与书评，并先后出版三部中国史与东亚史研究专著：《在汉帝国的阴影下：南朝初期的士人思想和社会》（1994）、《东亚的起源：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907年》（2001）、《东亚史：从文明起源之初至二十一世纪》（2011）。

第—章 导言：重塑中国 第二章 流亡政权：东晋王朝的编年简史 第三章 社会经济秩序 第四章 士族特权的制度结构 第五章 士族文化 第六章 真人：文化理念的力量 第七章 尾声：帝国的复兴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第—章 导言：重塑中国 第二章 流亡政权：东晋王朝的编年简史 第三章 社会经济秩序 第四章 士族特权的制度结构 第五章 士族文化 第六章 真人：文化理念的力量 第七章 尾声：帝国的复兴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第—章 导言：重塑中国 第二章 流亡政权：东晋王朝的编年简史 第三章 社会经济秩序 第四章 士族特权的制度结构 第五章 士族文化 第六章 真人：文化理念的力量 第七章 尾声：帝国的复兴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第—章 导言：重塑中国 第二章 流亡政权：东晋王朝的编年简史 第三章 社会经济秩序 第四章 士族特权的制度结构 第五章 士族文化 第六章 真人：文化理念的力量 第七章 尾声：帝国的复兴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导言：重塑中国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 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 世无万数，他及五帝，莫能止。 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 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秦始皇《峄山刻石》，公元前219年。 318年农历三月，西晋王朝末代皇帝晋愍帝驾崩的讣告，传到时在建康城（今南京）中的王子司马睿耳中。司马睿发丧哀悼后，迅即登基，成为东晋王朝（318-420）——这个乘舆播迁于江东、延续晋室后半命数的王朝的任皇帝，史称元帝（318-323在位）。事实上，西晋时代（265-317）的先辈们早已“南面”（face south）而治，将南方广袤的土地纳入统一的管辖范围之内，然而元帝岌岌可危的统治却有且只有于江南，他在位的时间标志着后世中国史家所称的南北朝的开端。接下来，中国陷入了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南北分裂的局面。 重塑的共同体 中国的东南地区，一般称之为江南，也即扬子江的南部流域。对这一带较为深入的开发，实则可追溯至更早期的时候，早在汉朝（前206-220）后期，即已有规模可观的北方移民来到此地。尽管如此，中国文明的“摇篮”向来属于地处北方的黄河流域，当司马睿乘舆初至之时，江南一词，仍带有蛮荒边界的意味。不久之后，西晋政权覆灭，旧朝残余势力被异族入侵者驱逐出世代居住的北方故园。对逃离四分五裂的中原地区的大批难民而言，以元帝司马睿为首脑的流亡政权，可谓避难天堂。他们将与世代生长于斯的江南土著一起，为重新恢复逝去的中华帝国版图而努力。 皇帝司马睿加速建造了社稷坛，以祀土、谷之神，并在新皇宫内修建太庙；稍经一番争议后，又于建康城南郊举行祭天仪式，以示新朝正统所在。有名文士刁协（卒于322）、贺循（260-319）等人，因谙熟西晋旧朝礼仪而得任用，他们建言献策，力图复原那些符合儒家君主身份的典章制度。他们并未将着眼点局限于晚近几个朝代的先例，而是将目光投向更为遥古的周朝——那个儒家正统得以确立的时代，他们据此构想一个理想的中国。 诚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民族国家从本质上说，不过是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考察4世纪初汉人政权在江南陌生的环境中艰难重建的进程，本尼迪克特的这一学说恰足提供一些启示。虽不能说4世纪的中国曾产生过与今人称之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一现代现象相似的事物，我们仍可以指出，那时的汉族精英阶层面对中国自古以来的辉煌遗产，普遍流露出一种与“想象的共同体”颇为类似的认同感。东晋朝廷乞灵于“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 如西奥多？贝斯特（Theodore C. Bestor）所言，是以之为“促成抑或应对社会变迁的利器”，通过借鉴令人心生敬畏的文化传统，从而在现实中推行全新的举措。公元4世纪时，江南尚属蛮荒边疆，此地的“汉人”种族甚至只是数量有限的少数民族。为推进江南的文明进程，首当其冲就是必须再造中华民族。 孕育中华文明的黄河流域沦于异族之手后，一群流亡江南的文化精英依据头脑中的理想模式，重塑“中国”。而事实上，他们的理解却错误百出。“传统主义”促成了南朝的出现，但错误的记忆，以及全新的物质条件和政治制度，造成这一传统扭曲变形，成为新的形态。4世纪时，在流亡中诞生的“中国”，一方面是前现代历史传统中未曾间断的发展环节——今天的史学家往往喜欢将这一传统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作对比；另一方面又是剧烈变革的产物——变革促使传统转化为崭新而独特的形态。尽管不可否认此一历史时段继承与延续了中国古代文明，它所力图重现的是逝去的辉煌，但是，4世纪南方中国兴起的无疑是一个全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