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乐买房记/杨时旸

  《中国新闻周刊》主笔、知名媒体人杨时旸首部长篇力作

这是一对普通“北漂青年”与“房子”不得不说的故事，主人公是你、是我——被房东驱逐，和中介周旋，跟房价赛跑……

我们不过是受够了不停地搬家，受够了房东充满审视的脸色，受够了居无定所；

我们不过是想活得安稳一点，能睡在自己的床上，再养一只猫……

这个现实生活的小小切片，记录着这个时代的荒诞与希望，身不由己和无法选择。

  这是一部关于“北漂买房”的小说。

刚毕业的杨天乐拎着旅行包，倒了两趟地铁，穿过一条曲折小巷和两个破败桥洞，来到了幸福里小区。

像所有奔赴北京的年轻人一样，他相信这座城市是公平的。自己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那么在这里落脚扎根、生儿育女，一切都应该水到渠成。但他没有想到，连一个稳定的住处，在未来几年内都愈发遥不可及。

跟房价赛跑，与房东周旋，和中介博弈……他终于明白，在很多事情上，起跑线就差之千里。所谓的“公平”，只是一种程序正义，单靠几年的高等教育和不太笨的自己，跨越不了阶层。而如果这次买不到房，可能一辈子都买不到了……

这是一个现实生活的小小切片，记录着我们时代的荒诞与希望

  杨时旸

80后。知名文化记者，多家媒体专栏作家，从事新闻行业十余年。现任《中国新闻周刊》主笔。著有杂文集《并没有如愿以偿的人生》，影评集《孤独的影猎人》。

正文

    搬家，无论经历多少次，也永远不会让人习惯和适应。这轻巧的两个字涵盖的其实是一种重大的生活变故：从一个熟悉的地方连根拔起，再栽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努力还魂。人的生活是由无比丰沛的细节组成的，搬家意味着把早已安之若素的所有细节粗暴地归纳。除非是游牧民族，不然没有谁愿意不停地迁徙。这个过程并不令人愉快。更糟糕的是，这一切还都是被逼迫的。

    相较于找房子、收拾东西之类具体的劳累，被驱逐的感觉其实更令杨天乐难受，近乎屈辱。即便房东从未想过要高高在上，但他的角色让他具备了那种能力，用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根本不值一提。这种感受复杂、细腻又隐秘，杨天乐从未和钱潇提及。或许是觉得尴尬，或许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总之，每次搬家前，这种感受都会像牛胃里的食物一样自动反刍上来，杨天乐不得不一次次独自咀嚼，然后想办法努力咽下，等待再次被默默地消化掉。

    其实他清楚，钱潇也应该有着同样的感受，只是在这件事情上，两个人都心照不宣地选择沉默。有些事，在能够被真正解决之前，说出来也没有任何作用，只能平添烦恼。因为不知道如何沟通，说着说着就会变成撒气。和自己撒气，和对方撒气，然后不可避免地导向争吵，而且是无意义的争吵，再激烈也无法推动任何东西。很终，还是得平静下来。之后日子照常，两个人还得互相找台阶，从一种敌对、气愤、特别的情绪中逐渐回魂，那个瞬间，一切显得虚无又荒诞。也是在那个瞬间，杨天乐会很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无能。于是后来，他竭尽全力避免让那种感觉滋长。他觉得自己未必经受得住太多次那样的侵蚀——有如冰水渐渐漫过全身。

    对于搬家这件事的态度，杨天乐和钱潇其实经历过一条奇妙的弧线。很初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把搬家当回事，甚至觉得下班后一起收拾东西，在北京的夜晚拖着大包小包从一个住所搬去另一个住所，有种独特的乐趣。或者说，有一种象征意义，近乎外省青年必经的仪式，激发着他们的奋斗感和存在感。这种感觉在小城是接近体会不到的。

    决定来北京之初，他们早就知道将要面临的生活是怎样的。从学哥学姐那里听到过，从电视网络里看到过。蚁族、鼠族、城中村、握手楼……客观地讲，他们过得比那些传说里的故事好得多，并没有那么特别。但对于那一切，他们也是做过心理准备的，像绝大多数奔赴北上广深的年轻人一样，他们自动对可能将要降临的苦难进行了美化。在某一个时间段内，颠沛流离和居无定所甚至会让他们萌生某种浪漫的诗意，但这诗意的产生和维系是有前提的，那便是：颠沛和漂泊只是暂时的，在不远的未来，他们可以得到稳定的生活，在闲暇的时光里，终能回望当年的苦难。换句话说，经历过的颠沛不过算是一种短暂的体验，会成为日后忆苦思甜的谈资。而一旦漂泊望不到尽头，那些柔和的光晕和浪漫的象征注定会消失殆尽。

    有时候想想，生活就是个骨架，人们用希望对它进行了装点。希望破灭，就只能看到森森白骨。到那个时候，又有谁不会退缩呢？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长久陷入动荡和逼仄的生活不会产生什么正面的效果，相比于得到的磨炼，更多的其实是绝望。教科书上讲述的那些苦难的意义，在现实中像经不起任何查验的笑话。杨天乐大概在来到北京的第五年里洞悉了这一切。

    那一年，经历第四次搬家的时候，钱潇崩溃过一次。当时，他们俩一起提着一个红白蓝三色交错的编织袋走上过街天桥，袋子质量很差，杨天乐走快了一步，钱潇没跟上，编织袋从拉链旁边撕开了一个口子，里面装着的两只锅、几个盘子还有一把筷子散落一地。盘子碎了，锅砸到地上发出钝重的响声，有几根筷子从天桥上掉下去，砸在一辆过路汽车的车顶上，然后迸溅开去。杨天乐走到天桥边，往下探身看了看，说了句“真悬”，然后就没当回事地回身开始收拾。他把盘子的碎片一点点踢到旁边，钱潇蹲下捡拾筷子，捡着捡着突然就哭了，毫无过渡和征兆。杨天乐在一旁手足无措。他愣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安慰钱潇，钱潇却扭向另一边哭得更加凄厉。杨天乐蹲在那里，靠前次感受到了什么叫作无力。

    他本能地觉得这一切窘境都是自己造成的，是因为自己的无能，但又觉得好像也不全是如此。这样为自己辩解的念头冒出来，又突然觉得是在推卸责任。他不知道谁该对这一切负责，自己好像连揽下责任的能力都没有。一切开始混乱。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杨天乐觉得大脑里的一切都被冻住了。

    北京深冬的寒冷像一种物理性的攻击，钝器和锐器交替袭来，冷到让人疼痛。风吹透了杨天乐轻薄的羽绒服，把鼻涕和泪水封冻在钱潇的脸上。杨天乐看着钱潇和一地的杯盘狼藉，结结实实地明白了什么叫作“狼狈”。过街天桥偶尔有人走过，他们小心翼翼地绕开破碎的瓷片和横七竖八的筷子，瞥一眼痛哭的钱潇，然后头也不回速度不变地径直走过。这座城市对一切都司空见惯，欢闹的、痛哭的、失意的、狂喜的，没有人会留意与自己无关的人，人们都自顾不暇。三里屯曾经有一个疯子用一把西瓜刀砍伤了七个人，他跑走之后，人们用手机拍下躺在地上的受害者，没人更进一步施以援手；同样在这座城市里，任何一个地方的流浪猫都会被照顾得很好，有人搭窝，有人送饭，配合默契。人们愿意把自己的施爱本能献给那些孤傲的生灵，却害怕分享给同类。

    那天晚上，钱潇一连哭了半个小时，就固执地坐在那座老旧的过街天桥上哭。哭完之后，她站起来，没说一句话，继续收拾地上的筷子。杨天乐眼见着她把看上去尚完好的两个盘子、锅和筷子重新装进编织袋，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把一个提手交给他。两个人提着，小心翼翼地一级一级走下台阶。

    一夜无话。

    之后，那一晚像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一样，两人再未提及。那是他们共同默认的敏感事件。如果夫妻之间这样的敏感事件慢慢增加，相互重叠，产生化学反应，两人的关系就会慢慢疏离。日子必须从那些敏感事件中巧妙地绕过，因为一旦障碍多起来，路就自然变得狭窄。

    如今，他们已经懂得了一些道理。比如，抵抗生活已经需要太多力气，所以没必要把所有事情都挑明。这是北京这座城市教给他们的。房东这通奇怪的电话，再一次告诉他们，或许又要开始新的迁徙。他们都已经懂得要对某些心绪秘而不宣。钱潇继续看着韩剧，杨天乐接着打游戏。房间里“欧巴、欧巴”的夸张呼喊和游戏里巨龙喷火时的吼叫彼此交织，得以盖过这个小小的一居室里让人窒息的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