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考古 第2辑

本书是由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出版的系列辑刊，计划每年出版1-2册。以介绍丝绸之路考古、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以及相关的学术著作书评为主要内容。本辑收录论文10篇，书评4篇。

   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 徐苹芳 (1)

中国早期黄金制品的考古学研究 安志敏 安家瑗 (39)

白虎参宿与欧亚草原 郭物 (59)

公元前8~前3世纪的萨彦—阿尔泰——早期铁器时代欧亚东部草原文化交流 马健 (69)

再论“中原制造”——欧亚草原古代金属动物纹饰品的产销与仿制 邢义田 (109)

对鄂尔多斯北方青铜文化时期金银器的新认识 王志浩 小田木治太郎 广川守 菊地大树 (138)

论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晋墓出土银壶的异域风格 仝涛 (150)

白乌二年金方奇及相关问题 马强 (160)

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齐东方 张静 (168)

古印度舍利容器集锦及初步研究 冉万里 (184)

书评

D.D.Leslie和K.H.J.Gardiner《汉文史料中的罗马帝国》 荣新江 (218)

唐代中国的族群与政治——三部著作的评介与反思 李丹婕 (221)

和田考古发现与文物收藏现状 广中智之 (238)

徐松与道光朝京师学坛的西北史地研究 朱玉麒 (248)

    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
       徐苹芳
       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是长期以来在国内交通路线上形成的，外国商旅贡使经常沿某些路线往来，逐渐成为带有国际性的旅行路线，即后来所称之“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由于受社会的或自然环境的因素制约，随着时代而变迁。要确定丝绸之路所经具体路线，除文献上有明确记载之外，考古学的发现也极其重要。在丝绸之路沿线发现了许多从外国输入的遗物，诸如东罗马（拜占庭）和阿拉伯金币、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和萨珊金银器、首饰，罗马、萨珊和伊斯兰的玻璃器，以及中亚织做的“波斯锦”等。特别是在文献没有记载的情况下，这些考古发现在研究丝绸之路方面便有重要的意义。
       考古学上所见的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根据目前的发现，主要集中在三条路线上：一是两京（长安和洛阳）经河西走廊至西域路，这是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包括原、会北道和青海道；二是中国北部草原丝绸之路；三是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
       一
       自长安至西域的丝绸之路可分为两大段：自西安至敦煌、玉门关、阳关为东段，自敦煌、玉门关、阳关人新疆为西段。东段可称之为陇右、河西、青海段，西段可称之为西域段。
       东段路线又分南路、北路和青海道。南路路线是：西安（长安）→咸阳→扶风→凤翔→陇县（陇州）→天水（秦州）→甘谷（伏羌）→陇西（渭州）→临洮（临州）→兰州（金城）→永登（广武）→古浪（昌松）→武威（凉州）→张掖（甘州）→酒泉（肃州）→安西（瓜州）→敦煌（沙州）。北路则从西安→咸阳→乾县→彬县（邻州）→泾川（泾州）→平凉→固原（原州）→靖远（会州），而至武威→张掖→酒泉→安西→敦煌。南路虽比北路稍远，但路途平易，行旅较多。另有青海道，从南路之兰州或北路之靖远返兰州，西经乐都（鄯州）、西宁（鄯城），北走大通，过大雪山扁都口（大斗拔谷）至张掖；或自西宁过日月山（赤岭），沿青海湖南岸至伏俟城（吐谷浑国都）；或自西宁至海晏三角城（汉西海郡故城），沿青海湖北岸和柴达木盆地北缘至大柴旦，北上穿当金山口而至敦煌；或从伏俟城沿柴达木盆地南缘，经都兰、格尔木，西出阿尔金山（茫崖镇）至若羌。这三条路以南路为主，北路和青海道为辅。在这些路线上都有外国遗物的发现，现自西安开始，分别叙述其发现如下。
       （一）西安
       西安为汉唐首都长安城所在，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大都市，丝绸之路的起点。
       1．西安汉长安城内发现的外国铭文铅饼
       1956年在西安西查寨汉代长安城内发现，共13枚，盛于一汉代陶罐内，上用一平素无纹的铅饼盖于罐上。铅饼径5.4~5.6厘米，重约139.6克。铅饼凸面铸兽纹（蟠螭纹），凹面铸一周外国字铭文，并有两枚方形戳记。出土的地层为汉代或稍晚。此类有外国铭文的铅饼和铜饼，早年曾有出土。据密兴黑尔芬（O．Maenchen-Helfen）、和夏鼐的考订，这些铭文与安息货币上的铭文相似，为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西亚使用的钱币上的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常常传写失真，这些铅饼上的字母，也可能因为铸范工匠不懂希腊文，因而失真。其年代约当东汉末年或稍晚。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葱岭以西的重要外国遗物。
       2．澧西张家坡北朝隋墓出土的波斯银币
       1957年发现，出于410号墓中，1枚，径2.7厘米，重3.4克。为卑路斯（Priouz，457～483年）时期所铸。正面为卑路斯王侧面像，背面为祭坛和两个祭人，属卑路斯B式银币。此墓的年代约为公元6世纪。
       3．西安东郊隋清禅寺塔基出土的萨珊玻璃瓶
       1986午发现。1件，高4.6厘米，绿色透明。球形瓶体上贴有4枚三角形和4枚圆形装饰刮。此种贴花玻璃器多流行于地中海沿岸。清禅寺为隋文帝敕建，在隋大兴城内兴宁坊。塔基埋藏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同时埋入的还有用掐丝技术制作的金饰。
       4．隋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项链、金手镯、金银杯和波斯银币
       1957年发现，在今西安潘家村。李静训葬于隋大业四年（608年）。李氏为陇西望族，其曾祖李贤墓也在宁夏固原发现。李静训自幼为其外祖母隋文帝长女周宣帝皇后杨丽华所养，死时年仅9岁，故瘗于隋大兴城内休祥坊万善尼寺内。墓中出土的外国遗物有：①金项链1件，周长43厘米，由28个多面嵌有珍珠的金球组成，上端中央凹雕驯鹿的蓝色珠饰，左右各一金钩连接方形青金石和金珠链，下端垂饰为珍珠边的鸡血石和蓝珠组成。熊存瑞认为此件金项链的多面金链珠及其焊珠工艺，蓝珠饰上的凹雕工艺，青金石装饰和环状珍珠边宝石垂饰等做法均起源于西方，而且与坦叉始罗和阿富汗地区关系较密切，可能原产于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地区。②金手镯2件，椭圆径约5.5～7厘米。分四节，各以方形嵌青绿色玻璃珠的小饰相连；开口处有一副纽饰，一端为花瓣形扣环，上嵌小珠6颗，男一端为活轴。熊存瑞认为同类手镯见于5世纪阿旃陀1号窟壁画中，其形制可能原出于北印度。③金银高足杯各1件。金杯高5.7厘米，腹部焊贴网环，呈凸弦纹一周。银杯高6厘米，腹部亦右凸弦纹一周。此类杯之形态显系西方产物。④波斯萨珊银币1枚，径2.6厘米，重3.7克，为卑路斯时期所铸。
       5．西安唐墓出土的仿制东罗马金币
       一件出土于西安东郊唐陈感意墓中，1989年7月发现。径约2厘米，薄如纸，重仅0.8克，正背两面图案相同，系自一面压印而成，为东罗马阿那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491～518年）金币的仿制品。陈感意卒于贞观十四年（640年）。另一件出土于西安西郊曹家堡唐墓中，径2厘米，重0.97克，也是仿制东罗马金币的。此墓时代约在7世纪中叶。
       6．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
       1956年出土。直径2.15厘米，重4.1克。为阿拉伯仿制拜占庭希拉克略（Heracliue，610～641年）金币。大约自635年开始仿造，至696～697年阿拉伯币制改革，废除币上铸人像，专用阿拉伯文。故此枚阿拉伯仿制品为7世纪的。
       7．西安西窑头村唐墓出土的阿拉伯金币
       1964年4月发现。共3枚。径1.9～2厘米，重4.2~4.3克。正背皆铸苦法体阿拉伯文可兰经句。一枚标回历（伊斯兰历，下同）83年，即702年（唐武后长安二年）铸于阿布达 马立克（Abd al-Malik）在位时期；一枚标回历100年，即718～719年（唐开元六至七年）；一枚标回历129午，即746～747年（唐天宝五至六年），铸于奥梅雅王朝（白衣大食）马凡尔第二时期。这些都是阿拉伯币制改革后的铸币，是中国所见最早的伊斯兰钱币。
       8．西安7区30号唐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1955年11月出土，共两枚。库思老二世（ChosroesⅡ，590～628年）一枚，径3.25厘米，重4.1克。仿制库思老二世一枚，径3.7厘米，重4.6克，无铭文，时代难以确定，估计最早不超过7世纪前半期。
       9．长安国清寺舍利塔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1965年12月发现，共7枚，均在此塔第三层放置僧人骨灰处。库思老二世（624～628年所造）4枚，径3.3厘米，重4-4.1克；布伦女皇（Boran，630～631年）一枚，径3.2厘米，重4.1克；库思老二世（614~616年所造）二枚，残径3.2厘米，重2.7~3.6克。这些银币是在唐天宝年间（8世纪中叶）以前瘗人塔内的。
       10．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和萨珊玻璃杯
       1970年10月发现。此窖藏位于唐长安城兴化坊内，埋藏的外国遗物有：①波斯萨珊朝银币1枚，为库思老二世所造。②东罗马金币1枚，为希拉克略所造．③萨珊凸圈纹玻璃杯1件，高9.8厘米、口径14.1厘米。无色透明，稍泛黄绿色。平底侈口，口沿下凸出弦纹一道，腹部有八组三排环纹。这件萨珊玻璃杯的年代可早至7世纪初。同窖所出的还有270余件精美的金银器和一枚日本“和同开弥”钱等，埋藏的年代，有人认为是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时，也有人认为应在唐代德宗（780年）以后。
       11．西安何家村出土的东罗马金币
       1966年发现。1枚，为阿那斯塔修斯一世所铸。此地为唐长安城内兴化坊。
       12．西安飞机场东南部出土的东罗马金币
       1979年发现。1枚，为阿那斯塔修斯一世所铸。此地为唐长安城内西市。
       13．西安附近出土的东罗马金币
       1979年收集。1枚；为阿那斯塔修斯一世所铸。
       14．西安东郊出土的东罗马金币
       1980年发现。1枚，径1.7厘米，重2.4克。为狄奥多西斯一世或二世（Theodosius I，Ⅱ，379～395年，408～450年）所铸。
       15．西安土门村唐苏谅妻马氏婆罗钵文墓志
       1955年发现。志石略呈方形（39.5厘米X 35.5厘米），上半部刻婆罗钵文（Pahlavi，或译巴列维文），是一种用阿拉美（Aramaic）字母拼写的中古波斯语。志文六行，汉译为：“此乃已故王族出身苏谅[家族]之左神策骑兵之长的女儿马昔师（Masis），于已故伊嗣俟（Yazdkort）二四〇年，及唐朝之二六〇年，常胜君王崇高之咸通十五年，[波斯阳历]十二月五日建卯之月于廿六[岁]死去。[愿]其[住]地与阿拉胡 马兹达及天使们同在极美好的天堂里。祝福。”下半部为汉文，自左向右写七行：“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妻马氏己巳生年廿六于咸通十五年（874年）甲午[岁]二月辛卯建廿八日丁巳申时身亡故记。”苏谅及妻马氏均为波斯人，信奉袄教。墓志的发现地点，近唐长安城内普宁坊，此坊内之西北隅正有研袄祠。625年（唐武德八年）大食灭波斯后，许多波斯的袄教徒移居中国。苏谅任职的唐朝神策军，在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曾大量吸收西域人为散兵马使或押牙，苏谅的先人正是此时入神策军的。这块墓志的发现，一方面说明中国与伊朗在七八世纪时的友好关系，也为研究波斯婆罗钵文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16．西安沙坡村发现的粟特文大角鹿纹银碗
       1963年春发现。沙坡村地当唐长安城外郭城东垣春明门附近。碗高4厘米、口径14.7厘米，侈口，腹部斜收作十二花瓣，矮圈足，内底中央锤揲出一只大角鹿纹；口沿下有粟特文铭。此碗约是7世纪输入的中亚产品。与其同出的还有其他唐代金银器皿15件。
       （二）陕西耀县隋神德寺塔基出土的波斯银币
       1969年4月发现。神德寺塔基埋藏于隋广寿四年（604年）。共出波斯银币3枚，一枚为库思老一世（Chosroes I，531～579年）所铸，径3.2厦米，重4克；一枚为卑路斯B型银币，径2.75厘米，重3.8克；一枚为卡瓦德一世（Kavadh I，488～513年）所铸，径2.9厘米，重4.2克。
       （三）陕西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出土的玻璃瓶和人面铜壶
       1985年5月发现。唐庆山寺塔基埋藏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出土遗物77件，其中小玻璃瓶和人面铜壶是西方输入品。小玻璃瓶高7厘米，白色，表面变黑，肩部有凸弦纹一周，腹部缠贴网目纹装饰。人面铜壶高29.5厘米，长颈圈足，口缘与腹部间有弯起的执柄；颈上有两道弦纹，腹部弦纹下凸起六个人面，浓眉隆鼻，发鬓双分，面与面之间垂一条发辫。出土时圈足脱离，从壶底屡经修补的痕迹看，此壶已使用了很长时间。以人面为主要装饰的金铜器皿，还有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的一件6~7世纪的萨珊人面狩猎纹银罐。庆山寺塔基所出人面铜壶可能是中亚产品。
       （四）陕西咸阳底张湾隋唐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
       1953年出土于隋独孤罗墓，1枚，径2.1厘米，重4.4克，为东罗马查斯丁二世（JustinⅡ，565～578年）所铸。隋独孤罗葬于开皇二十年（600年），他在开皇十三年（593年）任“使持节总管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是与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其妻贺若氏卒于唐武德四年（621年），其墓于1988年发掘，亦出东罗马查斯丁二世金币1枚，径2厘米，重4.1克。
       （五）陕西扶风发现的外国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