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经典文学名著

列夫？托尔斯泰著的《复活(精)》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贵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做了无情的批判，暴露了俄国国家机器反人民的本质，揭露了俄国官办教会的欺骗性，否定了整个俄国的反动统治，这也是《复活》的基本思想。它以深刻的描写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少见的成就使它登上了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并成为不朽的世界名著。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和哲学家，同时也是非暴力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和教育改革家。托尔斯泰出身于名门贵族，享受着优越的家庭条件。他一岁半丧母，九岁丧父，由姑妈抚养长大。
托尔斯泰自幼就开始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但是他并不喜欢上流社会的生活，他将全部精力与情感寄托于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多描写俄国革命时期的人民的顽强抗争，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列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靠前流”的作品。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个地主的早晨》等。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成千上万的人往往集中在一个不大的地点生活，不管他们怎样破坏这片土地，将它搞得遍体鳞伤，不管他们怎样在土地上堆满石头或铺上水泥、沥青，使任何草木也无法生长，不管他们怎样努力铲除各种从夹缝中冒出来的青草，不管他们怎样用煤烟或油烟熏黑、污染这片土地，不管他们怎样不断砍伐树木、驱赶动物和鸟类，但是春天依然是春天，即使在空气污浊的城市中也能感受到春的来临。艳阳高照，草木飞长，大地又复归绿色。凡是人们没有把草根接近铲光的地方，春风一吹，青草又开始生长，它们不仅生长在城市中心林荫道旁绿油油的草坪上，而且从铺路的青石板的夹缝中冒出头来。而桦树、杨树、稠李树都伸展开它们的有浓郁香味的黏性的树叶，椴树身上也鼓起众多破皮而出的幼芽。寒鸦、麻雀、鸽子都闻到了春天的气息在欢乐地筑巢，墙角的苍蝇也被阳光晒热了身体，嗡嗡叫了起来。春天是欢乐的，无论草木、飞鸟、昆虫或孩子都感到欢乐无比。但是那些大人物、成年人并没有因为春天来了而稍稍开心，而是在继续欺骗和折磨自己，或在继续互相欺骗和互相折磨。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个春天的早晨，不是上帝的世界的美――这种美为了造福天下众生而存在，它带来和平、协调和爱。人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不是这种美，在他们看来，很神圣和很重要的是怎样使用阴谋诡计去制服和统治别人。
    因此，在省城监狱的办公室里，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大自然赐予一切生物和一切人的春天的和谐与欢乐，而是前夜收到的一纸公文，纸上有印刷号码和红头标题，其内容为：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九点钟之前要提审羁押在狱中的三名侦讯中的囚犯――两名女犯和一名男犯。其中一名女犯是很重要的罪犯，应当单独提审。于是，根据这一纸书面命令，四月二十八日早晨八点，一个年老的男狱卒走进单独关押女犯的监牢的黑暗而臭烘烘的走廊里，尾随着他步入走廊的还有一个妇女，她一脸哭丧相，鬈曲的头发已经灰白，身穿袖子上绣着金银边饰的女上衣，拦腰处系着有蓝边的腰带。她是个女狱卒。
    “您要提玛丝洛娃?”她问道，同时领着这个值班的狱卒走近囚室朝向走廊的一扇门。
    男狱卒用铁条将门弄得叮当作响，开了锁，打开了囚室的门，从门内涌出一股比走廊更臭的气体，他叫道：
    “玛丝洛娃，上堂!”随即他又虚掩上门，等待着。
    即使在监狱的院子里，也有城市里的风刮来田野中清新的富有生机的空气。但是在走廊里却只有浸透了粪便、焦油和腐烂物气味令人难受的导致伤寒病的空气，它使得任何再次进入这儿的人立刻陷入灰心和忧郁之中。尽管这位女狱卒早已习惯了这种污浊的空气，可从院子里来到这儿对她也是一种折磨。她一踏入走廊，就突然感到疲乏，想要睡觉。    监狱中响起一片忙乱的声音：妇女们的说话声和光着脚走路的声音。
    “我说打起精神来，好不好?等一下可得动作麻利点，玛丝洛娃。”年老的男狱卒在囚室门旁呼叫道。
    过了两分钟，一个身材不高、胸部隆起的妇女以青春的脚步从门里走出来，她穿着白色的女上衣和白色的裙子，外罩一件灰色的长袍，她灵巧地一扭身，就到了男狱卒的跟前。这妇人的脚上穿着亚麻织的短袜，外面套着囚犯穿的女式暖鞋，头上缠着一块白色的三角头巾，从头巾下面，明显是有意地露出一圈黑色的鬈发。妇人的整张脸显得特别白，这种白色常常可以从被羁押很久的犯人的脸上看到，它令人想起地下室的马铃薯的幼芽。她的不大的宽手和从长袍的大衣领中露出的丰满的白脖子也呈现出同样的特殊的白色。人们见了这张脸，免不得要感到惊讶的是在这张苍白的脸上，有一双黑色而炯炯有神的、虽有点肿胀却十分鲜活的眼睛，只是其中的一只眼有点歪斜。她将身子挺得很直，鼓起胸脯。走出牢门、到了走廊上后，她略微仰着头，抬眼直视着男狱卒的眼睛，似乎在说，她已准备好了，可以做一切要求她做的事。男狱卒正要锁牢门，从里面伸出一个没戴头巾、头发灰白的老太婆的苍白而严峻的满是皱纹的脸。老太婆唠叨着向玛丝洛娃说个什么事。但男狱卒用牢门推压老太婆的头，那头便不见了。牢房里有一个女人哈哈大笑起来。玛丝洛娃也微笑着，转身朝向门旁的有格栅的小窗。老太婆从另一边将脸贴在小窗上，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把案情和盘托出――多余的话不说，咬定一个说法不改。”
    “只要有一个说法做结论就行了，我想作了结论总比现在好。”玛丝洛娃说着，摇了摇头。
    “谁都知道，做结论的说法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年老的男狱卒说，在他个人专享的俏皮话里透着一种长官气十足的自信，“跟着我，玛尔什!”
    小窗内露出的老太婆的眼睛不见了，而玛丝洛娃走到了走廊的中央，以快捷的小步跟随在年老的男狱卒的身后。他们走下监狱的楼梯，经过比女监更臭更嘈杂的男监，在这些监牢里到处都有一双双的眼睛在门旁的气窗里瞅着他们不放。随即到了监狱办公室，已经有两个荷枪实弹的押解士兵站在那儿等，坐在那儿的录事将一张满是烟草气味的纸交给一个士兵，一面指点着这名被拘留的女犯，说道：
    “交给你们啦。”
    这个士兵是个来自下诺夫哥罗德的土包子，红脸膛，满脸麻子，他将这张纸在军大衣的翻袖口里藏好，微笑着，脸朝女犯的方向，向自己的同伴使了个眼色，那个兵是个大颧骨的楚瓦什人。士兵们押着女犯走下楼梯，走向大门。P3-5